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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上的媒体新兵

2016-05-09 20:23:46

来源:青年记者2016年5月上   作者:卢义杰 周国芳 董小红

摘要:主持人:黄馨茹嘉 宾:卢义杰 中国青年报记者   周国芳 齐鲁晚报记者  董小红 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  主持人的话:参加两会报道,

主持人:黄馨茹

嘉  宾:卢义杰  中国青年报记者

        周国芳  齐鲁晚报记者

        董小红  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
 


  主持人的话:参加两会报道,对于很多刚刚入职媒体的新人来说,是一次锻炼与提升的机会,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去往人民大会堂,听取代表委员发言,传递第一手信息,向总理提问……媒体新人可以在两会这一平台上大显身手。而与此相对应的可能是会前对于议政话题的辛苦准备、会议期间的通宵达旦……跑两会的媒体新兵,在两会上有怎样的观察和思考?他们遇到了哪些尴尬和挑战?本期茶座,请媒体新兵畅谈两会采访经历。


多关注两会上不同的声音

  卢义杰

  参加过两次两会,每次都听到不少代表委员的发言,让我印象深刻的,总是那些不同意见。

  比如,2015年人大审议立法法修正案,关于“税收法定”原则,二审稿规定税种、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但呈现在代表面前的三审稿,这一表述被简化成了“税种的开征、停征和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

  也就是说,“税率法定”的表述消失了。这引起不少担忧:在地方,调整税率后会不会变得随意?我记得很清楚,三审稿公布的会议后,有个同行在场外拦下了一名看上去相熟的代表,代表边走边回头边摆手说“这恐怕是要定下来的事情”,遗憾和无奈一览无余。

  但在接下来的四天,越来越多代表、委员开始对这一修改“开炮”。他们在小组会议上发言,在媒体上表达,有的还组织了研讨会,一时间众多不同的声音出现在舆论场。最终,“税率法定”的内容明确写回了立法法。

  辩论的胜利再次上了各大门户网站。如果没有不同声音的呼吁,“税率法定”能否明确不得而知,地方政府是否会因此而调整税率,恐怕更是一个依靠觉悟而非制度的事情了。

  不同意见的“狙击”不止这一个成功例子。又比如,今年审议慈善法草案,关于“管理成本”的表述等等,同样在代表、委员以及会场之外业内人士的呼吁下改变了一些,尽管最后的修改没有让各方完全满意。

  在我看来,不同的声音之所以珍贵,除了在这样的参政议政场合,这些声音可以起到反思、批判、平衡作用以完善公共政策方针的制定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仍有一部分代表委员的发言让旁听者感到无趣,这部分声音或者是根据已有的报告谈心得体会和表态,或者是谈本省或本领域的成绩。早有媒体将后者讽刺为“换个地方开本省两会”,这与那些不同的声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由于各个代表委员的知识层次、阅历、工作经验以及对话题的判断、观点不同,对于能否提出不同意见,实在不应该苛求。但作为传播资源有限的媒体,应该把目光更多投向敢说、能说不同意见以及能形成意见交锋的代表委员,因为作为代议制的大会,一项重大决策或现象的利弊有必要让各利益相关方充分知晓。

  所以,每当听到不同的声音,我常以为这是发现新闻点的好时机。但做了几篇报道之后,慢慢发现,事实上,发出不同的声音,并不是对每个人来说都那么容易。尽管法律规定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但由于个人性格使然,或者所在单位的“敏感”,发言前后有时会有小插曲。

  比如,有一次,我旁听一个省的小组审议。我到得较早,看到一名基层代表正在征求其他代表的意见。她的大意是这样:她被评选为道德模范,被树为典型,但她发现自己经常被邀请到这里作报告、那里领奖,还有人请她做广告代言人、送她房子。她庆幸的是,当地妇联在思想上对她关心较多。而一些缺少思想关怀的道德模范则可能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这个话题能不能说?她小心地问其他代表,后来又问了召集人,最后大家都鼓励她 “可以说”。

  她终于在会上开口了。说正文之前,她再次强调说这个话题是征求了召集人的意见的。

  她的发言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有代表点评说,现在各行业都评比先进英模、典型,开展时都很积极,之后的服务和管理怎么做,相对缺乏。还有人坦言“各行各业表扬,太多,人家记不住,会嫌烦”,还表示“宣传、教育都要搞,但不能过分”。

  散会之后,不知是不是因为有这番犀利的讨论,有的工作人员开始私下与在场记者商量发稿前能否给他们看看。不过,工作人员好像没注意到我,也没确切和我交代什么,我离开会场后第二天刊发了报道。

  还有一次,我采访了一名律师,他给有关部门提了一条建议。从常理上看,这个建议无可厚非,但我还是辗转知道了他遇到的尴尬:有的单位希望他消除影响,还有人询问他的建议是什么背景。

  我知道,其实这个律师也是发言谨慎的人。他曾经告诉我,他在两会上提一个观点之前,会考虑这个问题国家有没有解决的计划和可能性。如果有,就提议案;如果没有,就提建议,因为议案的“规格”更高一些,他说他不想打乱国家的部署。

  我和同事在微信里安慰他,说他的尴尬可能是一些单位的误解,解释解释或许有回旋余地。他回答的大意是,这在社会进步过程中难免,但能让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一件好事。事情后来不了了之,最终也没人真正找他的麻烦。

  久而久之我发现,代表委员们不同的声音,其实只是基于专业、中立立场的判断;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浸润于中国含蓄、不争的传统文化背景之下,不同的声音在发出之前,也往往会经历内心的考量、过滤以及置身组织的权衡。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这些不同声音的价值不仅在于对某项政策的评论,还在于让一个话题脱敏,让意见表达逐渐被公众所接受,让观点争鸣成为社会进步的健康新常态。媒体最应该传播的,恰恰就是这些。

  在两会的议事场里,他们和我们都正去尝试熟悉民主社会的表达之道。尽管有时难免有一些磕绊,但作为记者,我十分期待在两会上看到一个常识正在不断练习:任何国家都需要不同的声音。

  出发时忐忑,
 

结束时却意犹未尽

  周国芳

  2月28日,作为齐鲁晚报2016年全国两会报道团队的一员,我第一个到达北京。去梅地亚中心拿会议请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培训,虽然距离两会开幕还有几日,但那时的我们早已进入媒体人的“两会时间”。

  今年是我入职齐鲁晚报的第二年,很幸运,我参与了两次全国两会报道。与前辈们比,我是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菜鸟”。2015年3月,我清楚地记得,一通电话打来:“明天晚上来北京,跑政协,没有证。”

  作为一枚90后软妹子,我的第一反应是“纳尼?开什么玩笑?”冷静下来之后,我竟兴奋得一宿没睡着。见习记者跑全国两会,这也许是个纪录吧!于是,我开始疯狂地想:我该写点啥?我该采访谁?

  万事开头难。拿到第一个任务是针对异地就医结算写一篇两会读者互动稿件。带着读者的疑问去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解读,可以采访谁?如何联系?一系列疑问瞬间冲散了我最初的兴奋。翻着厚厚的代表委员名册,寻找最合适的采访对象,第一篇两会稿件,我写得并不十分满意。

  第一次北上两会,作为跑人社口的记者,必然对人社部的部长们异常感兴趣。可作为无证的上会记者,每次进入驻地的机会都显得那么珍贵。其中一次,进入北京会议中心后,我锁定社会福利保障组的分组讨论,“猫”在时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的胡晓义身后等了两个小时,只为了争取一个提问的机会。最终,我从他口中获知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最新进展。拿到采访录音后,我很兴奋,“一天不吃饭,中午躺长廊”的苦早已抛在脑后。我想这就是我热爱的事业。

  齐鲁晚报两会期间的“小日子·大改革”栏目,以老百姓的视角释放两会政策信号,可读性很强。但这一类型的稿子对记者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首先,记者必须对政策熟读于心;其次,要用轻松可读的语言来解读政策。记得第一次写“壹点妹的退休生活”时,我电脑文件夹里稿子的命名已经到了“改稿8”,当时改稿的心情用时下流行的词语来形容就是:生无所恋。

  通过这篇稿子,我发现了自己身上还存在不足,学习还不够。在没有完全吃透政策的前提下,记者根本无法把生涩的政策解释给普通的读者听。

  然而,挫折总是教会人成长。今年,“小日子·大改革”栏目延续,我写稿的心情却发生了转变。《一张工资条的自白》《粉刷匠的春天》《惩罚性赔偿为质量护航》三篇整版的稿子几乎没有大的改动就全部上版,稿子得到肯定的满足感让我坚信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也反映出了记者学习的必要性,成为专家型记者的重要性。

  今年,我终于有了上会的记者证。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凭着一股闯劲儿,我特别喜欢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感觉。每天熬夜早起的痛苦、与记者会现场地板的每一次亲密接触、挤成地铁人肉馅饼也不放手的《政府工作报告》、代表团里抢独家专访,这些都是关于两会难忘的回忆。

  回想起来,山东高考改革的独家稿件仍让我记忆犹新。平时跑基础教育的我,接到采访任务时正在吃午饭。来不及吃完,我放下筷子,拿起手机,搜索所有关于山东高考改革的文件和报道。仓促准备之后,我记住关键词,完成了说起来也算流畅的2个小时独家专访。与采访对象沟通、打磨稿子到凌晨,最终完成稿件《山东明年启动高考改革》。

  高考改革牵动千家万户,独家稿件的威力也立刻显现,让人又爱又恨。爱的是,第二天满世界转载的都是署名齐鲁晚报记者的稿子。恨的是,见报第二天,我的电话快被同行打爆了。其中,有抱怨、有夸赞,或许也掺杂着羡慕嫉妒恨吧!

  回归到日常的采访,两会教会我很多东西:认真对待每一次采访,把每一个采访对象都当作可以深入挖掘价值的“新闻体”,写作每一篇稿件都保持“一遍不改”的水准。

  采访时,总有采访对象问我:“你喜欢你的工作吗?”我总是笑着说:“热爱。”有前辈跟我说:“记者这个职业有一种魔力。它能让你在刚毕业的年纪就能见到社会上层的决策者,也能让你在花样年华接触社会最底层的生存者。”有人说这是一种落差,我反而认为这是一种幸运,是一种奇妙的经历。

  3月15日凌晨,在战斗了半个月的齐鲁晚报北京报道中心,我敲完《住建部部长陈政高:房价分化很严重但不会崩盘》这篇稿件的最后一个字。这是今年两会的最后一篇稿子。我默默关上电脑,享受那一刻难得的清闲,心情就像北京“两会蓝”一样明亮,没有了出发时的忐忑,更多的是结束时的意犹未尽。

  两会,谢谢你。让一位初入媒体的新人能见识国内顶尖的报道团队,让怀揣着新闻理想的记者能领略新闻独特的魅力,也让我能在几千媒体人博弈的战场上发光发热。

“三无”记者跑两会

  董小红

  由于临时工作安排,单位争取到一个赴京参与两会报道的名额。接到通知后,我立即打听了下,发现当时早已过了两会报名时间,没有上会证、驻地证、报道证,参加今年两会报道,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十多天的报道下来,收获的是难得的历练、友谊和成长。

  无证带来的处处受制,让我意识到必须采取见缝插针的策略。我和其他媒体无证记者每天抱团同行,摸准了饭后代表委员们出来散步或者有朋友访客来临的时间。我们每天在大门外的受访室“守株待兔”,遇见四川团的代表委员,就主动上前介绍自己,表明身份,凭借这个笨办法,也有不少代表委员带我们进去。当然,也遇到过很多被拒绝的情况,甚至也有身份被质疑的情况。刚开始还觉得委屈,后来也就慢慢释然,也不管面子了,甚至是同一住地的湖北团代表委员出来,我们也会主动上前。

  但是代表委员们每天都很忙,采访预约也非常多,等他们出来是被动的。于是,我们又每天给代表委员们打电话,说明来意,虽然未曾谋面,但仍然感激不少代表委员欣然来接我们进去。3月的北京寒风仍然凛冽,但这些代表委员们的热心肠让人感动。

  进入住地后,由于会场没有证件实在进不去,我们就先跟代表委员发短信、打电话,约在他们房间或者一楼大厅采访。在房间采访,也有相应的好处,方便观察到代表委员的参会状态,从侧面挖掘新闻。比如,全国人大代表、作家阿来随身携带的环保新书《蘑菇圈》,跟他今年提的环保议案非常契合。在采访的过程中,阿来还拿起这本书跟记者聊了起来,这些都是在小组会上采访得不到的素材。

  我们也守在小组会场门口,看到代表委员散会出来,就上前采访,询问小组会上的发言和建议等,用这种方式,也“抓”住了不少实际上很难约到的代表委员。

  回顾两会报道,心中五味杂陈,其实还有很多遗憾。因为无法进入小组会场,没有感受到会场那种争锋的氛围,没有真正看到核心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现场的画面……无法切身感受新闻现场的魅力,依然是这次两会报道我心中最大的遗憾。

  这次两会报道,我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跟编辑的合作,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在忙碌的报道中,每天都是对自己的磨练,既要突破重重障碍采访到人,也要有好的想法和点子。两会不是孤军奋战,合作才能效果最大化。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很多热心的编辑记者们,和他们一起合作,也让我每天进步,并收获珍贵的友谊。

  两会报道每天都很紧张,加上无证的劣势,我每天花费的时间比其他人多得多,常常是白天拼尽各种办法找到人,晚上回来写稿到半夜。这个过程是辛苦的,但是我也收获了很多。比如,因为需要让代表委员带进去,跟不少代表委员成了好朋友,现在还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互动;和中新社、四川发布等很多无证的其他媒体记者抱团,大家互通有无,互相鼓励,成了一起奋斗的好战友,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委屈和眼泪先放一边,把稿子写了再说”。

  这次经历也让我更加明白,记者到达现场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孜孜不倦的追求,任何时候,都要尽最大努力发掘新闻。○

来源:青年记者2016年5月上

编辑:赵金 黄馨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