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持人：黄馨茹嘉 宾：洪奕宜 南方日报时政新闻部主任记者　　 齐美煜 江西日报社政法科教部记者　　 朱西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主持人：黄馨茹

嘉  宾：洪奕宜  南方日报时政新闻部主任记者

　　      齐美煜  江西日报社政法科教部记者

　　      朱西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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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的话：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近一段时间，不少媒体开展了“重走长征路”的系列报道。

　　重走长征路，对于处于采访一线的记者来说，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沿着先辈的足迹，在缅怀与纪念中思考。本期茶座，请重走长征路的三位记者，聊聊他们的想法。

读懂红军长征史，走好新的长征路

　洪奕宜

　　80年前，中央红军从赣南、闽西出发，走上漫漫两万五千里长征之路；80年后，我们重走长征路，开启了一次红色之旅。

　　从7月中旬开始，由南方日报牵头发起、长征沿线11家省级党报组成的联盟采访团，正式启动了这次重走长征路活动。我是活动的主要执行统筹人之一，从6月份便开始筹备组织这次大型的主题采访报道活动，事务极为繁琐。但事务再多，我还是努力争取了到长征路上走一走的机会。

　　我认同军旅作家王树增在其作品《长征》中所说的“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理由读懂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读懂长征，了解我们党和军队所经历的苦难和辉煌；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

　　红军长征，一路被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当他们从赣南、从闽西出发时，前方等待他们的注定是一次无比艰难的探险。但是，没有后路可退！

　　长征翻越了二十多座巨大的山脉，渡过了三十多条河流，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而在总里程超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红军始终处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追击、堵截与合围中，不但要与重兵“围剿”的敌人作战，还需要平均每天急行军五十公里以上。

　　据说，红军遭遇的战斗，平均三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代价最惨重的一次，是在过湘江的时候。湘江一战，让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无数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过了湘江，挺进贵州。强渡乌江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红军在黔北小城遵义一座小楼里召开了秘密会议。而历史，就在这里转了个弯。

　　81年后，当我重走长征路，站到这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面前、走进二楼东侧客厅遵义会议主会址时，过去那些横躺在书中的文字、那些电影中放映过的片段，与眼前所见的一桌一凳、一纸一笔等实物相互撞击，渐渐变得清晰、鲜活起来。心底里油然升腾起的那份感慨、那丝感动，竟难以名状。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我们看到了该馆制作的一个3D模拟情景剧，还原了当年遵义会议期间剑拔弩张的情景。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与会者发言直截了当，批评毫不客气，比如“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得重新考虑”“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虽然话语十分尖锐，但是言谈中每个人所流露出来的对党和红军前途的那份关切、那份焦灼、那份忧心，都是一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抛开共产国际的“拐杖”，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中国道路。

　　在曲折中前进、在苦难中成长，这是我们党、我们红军穿过历史一路走来的深刻印记。在重走长征路的采访过程中，这一点让我感受极为深刻。

　　遵义往北，有一个叫土城的小镇。遵义会议之后，敌人重兵压来，企图歼灭红军。我军发起了土城战役（亦称为青杠坡战役），却因情报有误，红军决战兵力不够，此役以牺牲3000将士的代价而告终。

　　采访团驱车从土城往北3公里左右，来到青杠坡村。这里地形狭长，呈葫芦形状，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当年就是在这里进行了一番鏖战。放眼望去，满目青山环翠，我们拾级而上，站在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下，深深鞠躬。

　　讲解员告诉我们，青杠坡战役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亲自指挥的第一仗。这一仗虽然没有拿下，却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面对险境，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和军委会议改变了遵义会议原定的北上计划，撤出土城战役，从土城渡河西进，保存实力，变被动为主动。

　　当年走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斗员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80年过去了，如今在世仍能回忆起长征经历的，真是少之又少。这次重走长征路，我们千方百计寻访老红军，与时间赛跑抢救口述史，成为此次重走长征路的一项任务。

　　98岁的老红军肖泽泉，对红军过乌江时有过这样的记忆：“那时天很冷，部队又行军了很多天，大伙儿都很疲惫。乌江面上只有一座非常破烂的桥，大家都清楚，渡江充满了危险。临渡江的前一晚，部队给大家改善伙食，每人都能吃上一小碗肉。平时连饭都吃不饱，啥时候闻过肉腥味啊。我捧着那碗热乎乎的珍贵的红烧肉，高兴地跑起来。结果，脚下一滑一摔跤，连碗带肉全摔在了泥里。我一下子从兴头跌倒了谷底，只觉得说不出来的难受，忍也没忍住，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一碗红烧肉，让肖老当时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而现在听他讲起，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一幕啊！

　　在云南扎西，有一位99岁的老红军刘光荣，虽已近百岁高寿，刘老对长征仍记忆犹新。从娄山关战役到四渡赤水，从爬雪山到过草地，刘老还记得很多细节。当年刘老随部队一直走到了甘肃，后来部队被打散，他怎么也找不到部队，只好一路讨饭回到云南威信的扎西老家。他说，长征没走完，是终身遗憾。

　　红军是什么样的？一路重走，一路采访，经由亲历者的口述、回忆，纪念馆的介绍、还原，在我们的脑海中逐渐拼接成有血有肉的红军形象。

　　在广西灌阳文市玉溪村祠堂，87岁的村民文锦兆曾经见过红军：“当时我4岁，红军摸着我的头说，等你们长大了，生活会变得很好的。”然后，文锦兆低下头，笑着对年轻记者说，你们未来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好的。

　　是的，我们现在生活得理所当然的今天，正是昨日献身之人最期盼的明天。缅怀先烈，不忘初心，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走心的“苦”与“乐”

齐美煜

　　7月下旬，我有幸参加了报社与中央红军长征沿线11个省的省级党报联合发起的“重走长征路”大型采访活动，走的是其中的湘桂线。距离采访结束虽已有一个多月时间，但当提笔写感悟时，逝去的采访时光好像在放电影一样。左手臂上还未褪去的晒痕似乎也在隐隐地提醒我，要在这段终身难忘的寻迹之旅中添加一味“苦”。尽管酷热的天气、紧密的行程、弯曲的山路等因素造就了这味“苦”，但一路走来，与“苦”相伴的还有走心的“乐”，一种消弭内心嘈杂之音、近距离与历史对话的惊喜。

　　参与这次活动前，我对长征及长征精神的认识与理解多是从历史教科书、影视作品及人们口耳传播的片段中获得的。如此一来，情感共鸣的沸点自然不像老一辈那样低。相较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等，湘桂线上发生的湘江战役及通道会议则让我颇感陌生。为此，我开始像学生备考般地“啃”起了历史文献资料。当揭开覆盖在记忆深壑上的那层谜纱时，历史轮廓慢慢清晰起来，心底的震撼之情也随之剧烈释放。近一个星期的准备，使我心中满怀敬畏、脑中备足功课。就这样，拿上采访本、挂上相机，我开始了长征采访之旅。

　　兴安、灌阳、通道、城步。四天采访时间虽短，我却被这两省四县的红色底蕴深深打动。先说说湘江，起初，翻看历史文献资料，我知道了红军以折损过半的代价血战过江，战况惨烈，以致在当地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那时，湘江在我脑海里是既宽阔又湍急的。然而，当真正站在湘江边上时，我发现并非如此。站在岸边的我，顿时就有一种莫名想流泪的冲动，一条非宽非急的江，但是当年那么多红军战士把生命留在那里，永远回不了家了。

　　骄阳下的湘江颇显静谧，不远处，有人正驻足垂钓。今日安居乐业与昔日烽火硝烟形成鲜明对比，江水吞咽着悲痛，大地承载着光荣，眼中风景还是那么秀美，但心中的感受已然厚重。强渡湘江的背后，是血与火的较量。随着采访的深入，80年前的历史痕迹悄然显现：湘江战役纪念公园内，全长60米的“英名廊”刻有数万壮烈牺牲红军烈士的姓名及籍贯；来不及转移的百余名红五师重伤员被敌人残忍地推进深不见底的酒海井；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誓死完成后卫任务，师长陈树湘断肠自尽……

　　更加触动我内心的，还有历史见证者们传递给我们的回忆。原本以为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红军、对长征的感情会被多种外界因素冲淡，但整个采访线路走下来，我发现，纵使岁月流逝，红军的故事，始终是记忆长河中一份温暖的存在、一种对信仰的坚守。我懂得了，长征精神以其超越历史环境、与人类革命斗争史上所有最伟大的创举并列而得以永生。它的光荣并不随时间的增长而黯淡，相反，则是以一种蓬勃之势生长在每个中国人心中。譬如，光华铺阻击战见证人、90岁高龄的界首镇城东村委老屋场村村民刘发育老人，一说起红军当年的故事便神采飞扬；已故老红军邹盛栋之子邹贤松告诉我们其父亲至死都不后悔当红军，干革命……我欣喜地看到，在长征沿途，长征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这次采访报道对我而言，既是一次难忘的采访实践，也是一次重要的精神洗礼。重走长征路，让我明白，长征精神背后，共产党人对“初心”有着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畏生死的勇敢。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更应铭记历史，珍惜现在。作为一名青年党报记者，我颇感肩头上所担负的责任之重，今后，我要立足本职工作，用心去体会人情冷暖，用脚步去丈量寸寸土地，努力用笔头和镜头讲好精彩故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弘扬、践行长征精神。

恒久传唱的井塘之歌

朱西迪

　　7月28日，“不忘初心再长征”报道组一行向着位于江西省于都县的井塘村进发。车在颠簸、崎岖的山路一旁，浓密的树丛刮得车窗嘎吱作响，而另一旁则是十几米深的陡坡，向窗外望去仿佛在凌空而行。车里弥漫着凝重的氛围，我们不约而同地盯着窗外，默契得什么话都不说。每当司机驾车漂亮地闯过一道难关，车内都会爆发一阵欢呼和掌声。

　　井塘村不大，只有280多户村民，却因为著名的井塘会演而闻名于世。当我们依稀可以从树林间看到山村的建筑，车也终于无法继续前行，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张小平副馆长带领我们徒步向上几百米，村民钟绍沧老人已经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行的到来。“无怪乎红军选择在这里休整，靠这个山就可以打一场游击！”大家喘匀了气，随行的军史专家董保存老师如此评价了一句。

　　当年第五次反围剿战事吃紧，中央和红军主力决定长征。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奉命在闽赣边界的丘陵山川中坚持游击战争，掩护红军主力转移。据张小平副馆长介绍，1935年元宵节前后，尽管形势特别困难，但留守的红军官兵仍在瞿秋白同志的组织下，在这个小山村举行了一次大型文艺会演。

　　时光荏苒，井塘汇演时用木头和茅草搭建的临时戏台早已被时间洗礼得杳无痕迹，只有一座重建的戏台孤零零地矗立在半人高的草丛间，现也破旧不堪。看着周围险恶的环境，我不禁思考，究竟是什么让当年的红军将士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仍然乐观地唱响革命的旋律？

　　钟绍沧老人是当年这场盛大会演的见证者，当年还是孩童的他，如今已近鲐背之年，在当地向导的翻译下，我们勉强从他艰涩难懂的客家方言中，了解了当年的情况。村子周围的山坡层层而上，仿佛天然的看台，80多年前的元宵节，红军战士们和十里八乡的村民们，就是在这里席地而坐，冒着赣南初春的冷雨，欣赏了三天三夜的文艺会演。

　　或许如张小平副馆长所说，虽然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但是留守的红军将士仍然不折不扣地执行着吸引敌人注意、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而我更愿意相信，红军的艺术工作者们希望通过歌声，在那个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年代里点亮希望的火种。无论是在鲜血染红的湘江之畔，还是漫漫无尽的草地雪山，抑或是艰苦卓绝的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这歌声传递着这样的信念：无论再多艰险，胜利终将到来！

　　曾经有个母亲带着孩子来到革命老区，吃红军饭，想让孩子体会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没想到孩子得出的结论竟是红军吃的都是绿色食品，难怪能打胜仗。事实上，“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这句歌词中满含的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小听着长征的故事长大，长久以来我总觉得那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征途，仿佛只存在于很久很久的过去。当看到钟绍沧老人，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才仅仅过去80年啊！

　　此前的采访中，我们见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位健在的老红军，他们当年也都不过是没有枪高的“红小鬼”，现在都早已白发苍苍。每当我从他们模糊不清的话语中努力探寻着长征的旧事，内心都会感叹：再过10年20年，又有谁还能来承载这份红色的记忆？在和平年代长大的我们，对长征的理解又比那故事中将长征胜利归结于绿色食品的不懂事的孩童深刻到哪里呢？

　　想到这个问题，我的内心不觉有些沮丧。我问了问钟绍沧老人的年龄，准备结束这次采访。老人家一时有点混乱，称自己已经93岁，黄麟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根据户口本上的生日，老人应该是89岁。看我们站起身，老人有些激动，用赣南方言好像要急切地诉说些什么。

　　我不解，转头询问与我们一路同行的当地向导，他们却回了我一个无奈的表情。看到我们的迷茫，老人突然高声唱起当年听到的歌谣，“打土豪，分田地，干革命跟党走有好处……”采访数日，这样的歌声已经显得如此熟悉，从兴国的老红军钟发镇，到博物馆的讲解员，从韩伟将军儿子韩京京一家，到市民自发组织的长征源合唱团中90后的小姑娘，说到长征，大家都喜欢哼一段红色的旋律。

　　“老爷爷又唱歌啦！”说话间，一群孩子探出头来，看到有陌生人在，又害羞地跑出院子。老人的儿子干完农活，把锄头立在门旁，跟着钟老爷的歌声哼唱，手里不自觉地打着拍子。

　　再回过头，看到这位连年龄都记不清的老人眼中，仿佛闪过一道若隐若现的光彩，此前的疑问也都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