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主持人：黄馨茹　　嘉 宾：蒋肖斌 中国青年报文化副刊部记者　　郭起豪 中国气象报采访中心记者　　 鲁钇山 羊城晚报社新媒体部副

　　主持人：黄馨茹

　　嘉  宾：蒋肖斌 中国青年报文化副刊部记者

　　              郭起豪 中国气象报采访中心记者

　　             鲁钇山 羊城晚报社新媒体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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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回首2016，新闻人或在现场、或在幕后，与一个个新闻事件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奔波忙碌已定格成一串串回忆；展望2017，融合转型仍在推进，内容、技术的力量裹挟着新闻人继续前行。作别2016，我们期待更加精彩的2017。

 

时间是我遇到最好的摆渡人

蒋肖斌

　　最近，我写了快一个整版的人物访谈，踩着岁末年初的时间点，请青年作家们聊聊一年来的心得体会，编辑还拟了一个特别诗意的主题“时间是我们遇到最好的摆渡人”。看着报纸印出来，我突然想到，这句话也可以说给自己听。身为记者，总是在记录别人的喜乐哀愁，也该留点时间写写自己。

　　这是我做记者的第5年，更确切一些，是4年半。其实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专栏作家，因为爱写，也爱四处瞎逛，现在算是部分实现了梦想——只不过，写的是稿子，逛的是采访。前20多年人生算是顺风顺水：顺利地念了新闻学院，顺利地进入报社，顺利地成为文化记者。从实习到工作，我一直从事文化领域的报道，码字为生，忧心的却是广大青年的文化生活，有时真觉得自己操碎了心。

　　在中国青年报做文化，可以永葆青春，至少在精神上是这样的。比如，不管你自己喜欢的是“老干部”还是“大叔”，你都不得不承认那些“小鲜肉”的热度。尽管我自诩是有深度的文化记者，但很遗憾，2016年我做的关注度最高的报道，不是什么文化大事或者文化名人，而是对TFBOYS队长王俊凯的专访。

　　四则微博转发量20余万，两则短视频的播放量500余万，粉丝还来报社加印了当日报纸1200份，这种“盛况”让头发花白的编委都震惊了。编委当即指出，今后要重视“粉丝经济”的力量。尽管他压根不知道TFBOYS是谁。

　　传统媒体的文化记者有时候会端着，觉得自己和那些娱乐记者不一样，但有时候，明星只是载体，关键在你问的是什么。有人专问“下三路”，也有人专问正能量。对王俊凯的专访，我们集中在两个点：一是他高三学生的身份，二是他的推荐书单。明星是未成年的高三学生，一样面临高考压力。明星对粉丝具有示范效应，我们报道他的生活与学习，对粉丝来说也颇有榜样的力量。

　　这次专访，动用了报纸、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多个渠道，全媒体的大潮下，没人可以不下水，短视频大概是今后的一个重要方向。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做短视频的创业公司，公司负责人曾在电视台拍了几十年纪录片。他告诉我，短视频在全世界都流行，美国人喜欢看5分钟的，中国人更没耐心，喜欢看3分钟的。拍摄王俊凯的机器就是一台相机和一个三脚架，后期也没经过太多剪辑修饰，两则视频加起来不到10分钟，也并无太多新闻性，但这不妨碍粉丝的爱和路人的好奇。

　　2016年，我还兼写副刊文章，主要关注青少年心理。虽然未婚未育，但已经把孩子从出生到上学到毕业到结婚的各种烦心事儿几乎都“经历”了一遍。比如，总带孩子去大商场里的游乐场好不好，让孩子过早独立对不对……

　　和新闻报道不同，副刊要求情感性，感同身受。在写“配角综合征”的稿子时，我和另外一个撰稿人，都进入了“精神分裂”的状态。一方面，故事得真实；另一方面，故事需集中在虚构的主人公“我”身上。于是，掘地三尺，挖出自己和朋友们的童年，建构了一个人物形象，让“我”来向读者说明“配角综合征”的前因后果。不过，这么一看，我离小时候的梦想“专栏作家”又进了一步。

　　身处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通常只做一个星期的计划，好处是非常扎实，简直掷地有声，每完成一件事情，都有满足感；坏处是，达不到“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境界。

　　工作5年，这是一个不长不短的年头，如果每年干的事情和前一年相比，毫无长进，就该焦虑了。我见过很多记者，几十年如一日跑着一样的会，写着一样的稿子，甚至和采访对象一起慢慢变老，这难道是我想要的职业前景吗？

　　至少，每年得做点不一样的事儿。2017年，我立了好多flag，比如，写一个记录不同职业的人生活的专栏，将人物访谈的短视频做成常规项，把中国地图的最后几个省份跑遍……

　　很多人听说你是记者，都会说，你们这活好干，通稿改改就行。的确，不少记者就是这么干的，也过得十分滋润；但我不是，我不想丧失在其他地方也能生存的能力。据说现在的中产阶级最愁三件事：娃、房、空气。尽管目前我还只愁空气，但这种不安定感是让人保持清醒和努力的力量来源。

　　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每次回望，让人还能踽踽前行的力量，大概是我还爱这花花世界。大学时上过天文学的课，可惜半途而废，无法探索浩瀚的星空；但至少，我腿脚还行，竹杖轻胜马，诗酒趁年华。”

　　从2016摆渡到了2017，时间尚未掩盖我的梦想，蒋记者还是蒋记者。

用坚实的脚步牢牢守住梦想

郭起豪

　　数数过往的日子，到2017年，我当记者已经有10个年头了。10年，我从一个“新兵”变成“老兵”。在注意到一些媒体起起落落，或关停或新生时，我的一些朋友时常问我：“你怎么还干这行？你还会不会继续干下去？”我总是毫不犹豫地说：“一定会干下去。”

　　事实上，10年前，选择从事媒体行业时，我就下定决心：不管未来会怎样，我都要坚持新闻梦想，坚持写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做一名合格的记者。

　　在进入媒体行业之前，我在民航机场工作，从事航空气象预报。考虑到自己从大学开始就当过校报记者，喜欢写点东西，还得过成都新闻奖，我决定把业余时间多花在写新闻、写时评上。再后来，我认识到，爱好新闻写作，也爱好我所学习的气象专业，不如找一个两头都能照顾的工作。于是，我果断跳槽，进入中国气象报社。

　　10年过去了，回头看看当初的选择，我一点也不后悔，且很佩服当年选择进入媒体行业时的执著和坚定。天气气候与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备受关注，有太多的故事讲也讲不完，且能常讲常新；只言片语直接关乎百姓衣食住行，都是天大的事儿。

　　2016年，受厄尔尼诺影响，我国天气气候异常复杂，雨多、风大、霾重，南方经历“世纪寒潮”，长江、太湖、淮河等大江大河防汛压力巨大，京津冀遭遇持续雾和霾天气。这些极端灾害性天气为何会频繁影响我国？在网络上，关于天气气候的谣言频频出现。

　　如何用权威、专业的报道给公众把天气的事说明白一些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和同事们进行了很多尝试：深度解析性报道随时推出、权威的专家访谈每隔两三天进行一次、客户端实时直播有时长达数十小时、暴雨持续多久记者在一线就坚持多久……

　　在江苏盐城遭遇特大龙卷风灾害后，我们用专业的报道清晰地回答了百姓关心的“龙卷风到底有何惊人的面目”“龙卷风的预报到底有多难”等问题。在华北地区频繁遭遇重霾袭击时，我们用图片说话、用数字说话、用科学说话，告诉公众霾的成因、霾的影响、霾消散的时间、如何防霾。在大江大河告急时，实时传递的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成了不少人的救命信息；一些实用的防灾避险良策让其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当听到多地“零伤亡”或疾风骤雨却影响较小时，我也看到了新闻媒体在防灾减灾中的力量。特别是看到在汛情极其严峻的时刻，网民对我们重点推出的防灾减灾救灾气象信息及解释性报道的密集转发和点赞，我更明白了在灾难面前、在关乎百姓利益的大事小事面前，什么才是媒体人特别是气象媒体人应有的作为。

　　回到当下媒体融合的现实，我认为，传统媒体并不会死，但传统媒体旧有的发展方式需要变革。比如，百姓很关注天气气候情况，我们所生产的内容要真正触及百姓生产生活中遇到的、与天气气候相关的痛点。不仅如此，我们还要通过接地气的、百姓易于接受的形式让他们看得懂报道，知道怎么办；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绝不能不痛不痒或避重就轻，而是要力求果断回应关切，推动问题解决，发挥媒体应有的作用。在信息爆炸时代，与天气气候相关的话题越来越多，不管是传统的报纸、网站还是微信、微博、客户端，优质的内容依然是稀缺的。作为一线的新闻采编人员，不能沾沾自喜于一时的高点击率、高浏览量，而要耐得住性子、沉得住气、坐得住冷板凳，在反复的实践中做强自己的“内容IP”。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殷切期望：“要做政治坚定的新闻工作者，做引领时代的新闻工作者，做业务精湛的新闻工作者，做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者。”我们要牢记重托、不辱使命，努力推出关乎人民群众冷暖的作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各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点点滴滴说明白、说透彻、说出彩，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冷暖系在心头。

　　新的一年，我还有很多期待。第一个是再出精品力作。我一直都有个梦想，就是获得中国新闻奖。尽管曾有作品入围，但是这个梦想还没有实现。第二个是做一些课题。记者不仅要能写好东西，还应该结合多年的积累以及当下媒体融合的现实，进行深入思考，对业界的发展有清晰的认识，使自己逐渐向专家型、研究型记者靠近。第三个是发挥“传帮带”作用，带好队伍。在我的周围，记者越来越年轻化，我想用自己的经验教训让他们少犯或者不犯我犯过的错误。

　　相信有正确的方向，有坚实的脚步，有激情，有劲头，守住了梦想，就不难守住饭碗、守住幸福。
 

“新媒”煮酒，在转型的路上忘我狂奔

鲁钇山

　　2016年，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第13个年头。如果说12年算作一个循环，这是一个循环的开始。

　　2017年，是羊城晚报创刊的第60个春秋。如果说走完了一个甲子算作一个循环，这是一个循环的结束。

　　开始和结束之间，是媒体和记者都绕不过去的话题——转型，这是我2016年的人生主题。而当下的境遇，是当初入行时不曾想过的。

　　2002年，我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读书。当时北京还没有霾，有一个叫做沙尘暴的家伙常常不请自来。是年秋天，我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实习，天天跟着一个脾气很大的法官收案子发传票，我呆了几天便感觉脾气渐长。

　　一个云淡风轻的中午，我骑着自行车去法院，路上被一个海报吸引了注意力。海报的大概意思是说，外滩画报刚在上海创刊，主创群体是《南方周末》原来的骨干力量，打算做中国最牛的时政报纸，诚邀天下英才……一个人在那里很认真地刷着海报，物我两忘。

　　“师傅，您好，我有兴趣的话联系哪位？”“李老师。”“给他发邮件？”“不用，可以面谈，我就是李老师！”我惊愕不已。

　　他刷完最后一下浆糊，和我聊了起来。聊了一会之后，我们都觉得相见恨晚，就去了学校旁边的一个酒馆。当时我早已忘记，还有个叫法院的地方，还有一个脾气不那么好的法官可能正暴跳如雷。

　　他跟我聊的，是新闻理想。那是我迄今上过的最生动的一堂新闻课。聊完之后，他给我拿了四本虽然有些旧但保存得非常好——与他身上粗糙的衣服形成极大的反差——的书：《新闻与正义》。

　　看完后，我决定为新闻事业奋斗终身。

　　他叫李玉宵，是“中国第一灾难性报道记者”。

　　稍晚时候，我移兵上海，进入外滩画报实习，见到了很多新闻江湖上的高手，并有幸跟着他们采访，足迹遍及长三角十五城。毕业后，我进入羊城晚报。

　　2016年，是我进入羊城晚报新媒体部工作的第3个年头。在内容严重同质化的背景下，新媒体平台在内容上的竞争日趋激烈，“内容为王”再次成为“撒手锏”。在这样的情况下，羊城晚报着力推动报社新媒体各平台的原创内容生产，比如试水视频领域的重大新闻策划“约吗？里约”，我有幸参与策划统筹。

　　开展一项新业务，传统的操作思路往往是“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先得解决人员、绩效、硬件、软件等一系列问题，然后才能正式开工，耗时间也耗资源。我们的做法是“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尝试建立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产品生产链条来完成这个“跨界”的新闻策划——搭建奥运报道临时项目组，召集集团内部的各类人才加入，在项目推进中配置岗位、采购硬件并打造一支高效的报道团队，报道完成之后再考虑绩效等问题。这种机制创新的想法获得领导的认可与鼓励。

　　里约奥运前一个月，包括笔者在内，羊城晚报奥运报道团队从记者到编辑加起来不过三五个人。随着头脑风暴的轮番进行、报道思路的逐渐清晰、视音频产品定位的正式确定，整个团队迅速扩大。新媒体部的编辑、金羊网的特效制作、广州新闻部的文字记者、视觉部的摄影记者……数十名业务骨干加入进来。

　　就这样，一支临时搭建的项目团队，生龙活虎地把活干了起来，状态与一个小型创业公司无异。

　　新媒体的运维小编，主动承担起了撰写深度报道、视频串词的任务，下笔千言倚“码”可待；派驻里约的体育记者，扛起摄像机拍起了现场视频，偶尔还要露个脸客串下主持；图片摄影记者做起了视频节目的导演、监制，在节目拍摄现场指挥；广州新闻部的文字记者，完成一天的跑线采访后，又扛着相机跑去追踪广东籍运动员的家属、教练……

　　手持十八般“兵器”，能采能写能编能摄能剪能上镜，在项目组内各种紧急工作的压力下，成员们从原来仅一个岗位、掌握一种技能的“熟手技工”，变成了各种武艺样样精通的“超人”。

　　奥运期间，新媒体全平台开放，24小时滚动直播里约奥运的最新进展；采编团队多方收集整理资料，撰写各种快讯、特写、深度报道、视频脚本……在腾讯视频平台上关于里约奥运的报道中，这个系列的阅读数仅次于央视，排名第二。

　　这就是创新的力量。

　　从事新媒体采编的时间越长，我越来越意识到技术的重要作用。目前，大数据等技术早已过了“玩概念”的时候，真正成了众多产业行业赖以发展和进步的坚实基础。羊城晚报在选题策划、内容编辑等方面都已经应用了大数据技术、移动直播技术等，实现了内容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而这只是开始。

　　以VR、AR和MR等3R为代表的各类新的技术发展迅猛，虽然短期处于低谷，但长远来讲会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媒体将面临更大的变革和更高层面的融合，作为从业人员，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如果不能及时了解这些新的技术手段，我们的转型之路将更加艰难。

　　基于这样的考量，我在2017年给自己提出的最大期望就是学好VR等新媒体技术。不求专业，但求在自己有限的技术知识基础上尽量深入，能够在工作中将其应用于新闻的策划、制作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