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度报道精英访谈之八

主持人：张志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
　　　　叶  柳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6级硕士生
嘉  宾：施  　上海文广传媒集团《1/7》执行制片人

　　调查报道需要“曲线救国”的策略
　　问：按照你们的初衷，希望《1/7》这个栏目承载什么内容与功能？
　　施（以下简称“施”）：主要是想做深度报道，《1/7》现在分为3个板块，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一个部分，即所谓的调查性报道。调查性报道这个概念来源于西方新闻业，以前我们也做舆论监督，但调查性报道和舆论监督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调查，用电视报道的形式去呈现一些被遮蔽的真相，这是我们当时的初衷。
　　在《1/7》栏目中，除了调查性报道，我们设置了社会故事和人物板块，整个栏目形式像美国的《60分钟》。在我们之前，国内的电视调查性报道栏目已经有《新闻调查》了，它的时长有40分钟，做成那样对于我们可能比较难，而且我们也没有《新闻调查》那样的资源，所以，我们得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做。
　　问：在你看来，国内的电视深度报道是否都在模仿西方的样式，而又无法在功能上有所超越？
　　施：像我之前所说的，所谓调查性报道确实来源于西方，但这种形式无所谓东西方，有些操作方式是一样的。其实，更大的问题不在于超越。我们说调查性报道的调查主体应该是记者，记者才是调查主体，关注的话题是关于公众利益的或是个人权利被侵害的，如央视《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以前所说的他们要去“揭开被遮蔽的真相”。被遮蔽的真相有很多种，包括被权力遮蔽、被无知遮蔽、被利益遮蔽等等。在操作形式上，应该由记者独立进行调查，他会接触相关的当事方，通过电视镜头展现过程，同时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基本操作方式。但在操作上，难度越来越大，如果反思一下的话，虽然我们有不少以记者为主体的调查个案，但实际上相当困难。
　　问：那你们多数节目的调查主体是记者么？
　　施：我们希望是记者，但很多时候，这种调查主体是一种伪调查主体。我们会有一个出镜记者，会进入现场，会寻找不同的当事人，通过现场访问来得出结论，但实际上，我们接触的很多东西不得不是“死老虎”。“活老虎”是很难打的，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打过的“活老虎”也没有几只，比如我们做过有关因为使用不洁血制品感染艾滋病的血友病人，这个问题至今都悬而未决，这算是我们做过的真正的调查性报道，此外，还有关于污染的选题。
　　我们几年来一直关注几个领域的话题，比如艾滋病，2004年我们一共做了8期艾滋病的选题，包括艾滋病人的生存状态、艾滋病人利益的被侵害。环保也是我们一直很关注的话题，还有个人权利被侵害的案例，比如冤案，当然，我们做的是“死老虎”——在法律上已经被定性的案件，可能他已经无罪释放了，但是，正义还没有被申张。我们想去关注，但当我们去找办案机关的时候，仍然很难直接和当事人接触和探讨。我们关注这样一个案子，更想剖析的是为什么这样的案子会被判成了铁案，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今后应该怎样防止，但当进入到这一步的时候就会很难。
　　问：就是说做深度调查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障碍或瓶颈？
　　施：对，深到一定时候就会很难，因为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国家有特殊的国情。
　　问：传统新闻的解读方式是关注事件，但是你们栏目比较关注人，为什么要关注人？
　　施：从宏观来看，其实是以人为本，从实际看，也是一种叙事策略。比如说发生矿难，2005年发生的三起大的矿难我们都做了，辽宁阜新、广东兴宁、黑龙江七台河，死亡人数从180～200多不等。我们也很想探讨为什么矿难会如此频发，这都是人祸不是天灾，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到了现场，无法接触到最核心的东西。我们做新闻的都知道要接近核心信息源，如果你接触不到核心信息源，你提供给观众的东西是打了折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做人物的策略。因为在这样的事件中，一定有当事人，比如说矿工、逃出来的矿工，通过展现他们的命运来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这是个“曲线救国”的策略：当这个新闻事件发生，而你无法以最痛快的方式报道的时候，你只能退而求其次。我们来讲人的故事，可能没有调查性报道那么过瘾，比如辽宁阜新矿难，我们做了一户人家的故事，因为矿上住得很集中，我们摄制组费了很大工夫才找到了一户没有被工作组进驻的人家采访。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至少可以告诉你，那里发生了什么，这是一种报道策略。

　　理想状态是感性和理性兼顾

　　问：很多人说，电视是肤浅的，你们做人物，要反映出人性的深刻，能达成么？
　　施：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问自己。比如《1/7》在上海，收视率看起来还可以，常年保持在7%左右，但是我们分析受众群后发现，他们的教育程度可能只有初中左右，年龄可能45岁偏上，属于典型的没有话语权的人群。我们有时候也在考虑，辛辛苦苦做调查性报道，是不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有时候，我们就自我安慰：至少我们让他们知道，中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受众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表现形式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国内近年来做得好的调查性报道都来源于平面媒体，很多优秀的纸质媒体可以给电视媒体设置议程，它们在操作形式上比电视更简单、更直接，但电视的优势在于它的表现力是最强的，它的接受程度是最大的。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事情发生了，很多媒体都会去跟进，特别是电视在跟进后能起到放大作用，这个时候，我们至少能让更多的观众知道。
　　电视本身有自己的语言，它的表现更为直接。刚才说到我们做过血友病人感染艾滋病的事，其实，在这之前，很多媒体都报道过，比如说《青年周末》、《China Daily》、《三联生活周刊》，但在上海反响并不大，我们做了以后反响非常大。电视永远是肤浅的，但也要看我们如何去定义肤浅，我们要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事实，最后的结论是让观众自己得出的。
　　问：你们越来越注重讲故事的方式，但会不会因此而忽略了新闻本身的深度？
　　施：对，这是一个叙事策略的问题。电视是线形传播的，我们会碰到很现实的问题，在本地我们有比较固定的收视群，有些观众在我们收视率很惨的时候仍然会看。但是放到东方卫视播之后，我们发现，收视率会出现分离，卫视观众流动更加频繁。有人给我们分析说，我们的故事讲得节奏太慢了，不够有吸引力。这是一个现实的矛盾，我们在电视上希望看到冲突、矛盾、戏剧，比如上海电视台生活时尚频道的《心灵花园》、湖南电视台的《真情》等都是这种形式，哭得稀里哗啦，但这个是真的还是演出来的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想，会不会因为故事本身而让人们忘却背后的东西，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特别是我们的社会故事板块。调查性报道相对好一点，因为调查性报道矛盾冲突是天然的。比如说，那个海南小女孩跑步去北京的事，我们做了节目，这是典型的社会故事。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美国，孩子父亲早就被抓起来判刑了，可在中国还以一个“伟大”的名义行事，最后节目表现的是折中的东西。我相信，这个题目还有个更好的做法，如果我们能从背后看到国民性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在侵犯小女孩的身心。这种东西是我们一直想探讨的，讲故事是感性的，而后面的观察是理性的，我们的理想状态是感性和理性兼顾，既讲出一个好看的故事，同时，又能让观众体会到这里面的东西，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
　　问：你们的收视率压力也很大吧？
　　施：巨大，特别是近两年来。其实，我很认同崔永元说的“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比如说选题，什么样的选题比较有收视率，比如说杀人放火，只要死了人，收视率肯定高，这是很典型的。你要知道，每天有那么多案件发生，但不是都值得报道的。
　　有两类故事一般会比较有收视率：一类就是那些离奇的社会故事，像刚才说的小女孩跑步，当然不排除这些故事里面本身含有的社会意义；另一类就是所谓的畸情奇恋、家庭伦理。当然不能否认这些选题的价值，但很多时候做这些选题，你会觉得只是完成了一个故事的报道，我们还是希望能有一些东西在里面，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带有理想色彩的东西，比如，你希望能够摆脱故事的刺激，去思考更多的东西。当然，我们也在不断地探索摆脱单一故事的策略。
　　问：你也把《新闻调查》叫作“老大哥”，你们和他们如何比较、区别?
　　施：我们目前只有调查性报道这个板块和《新闻调查》属同种类型，我们也想做得更好。我们很客观地分析过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很难拥有他们的资源，他们是中央媒体，我们是地方媒体，同样一件事他们能接触到，我们费尽心思也不一定拿得到。
　　这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当已经有一面旗帜在那里的时候，你花的工夫会更多，付出的代价也更大。其实最近几年做调查性报道越来越难，因为调查性报道是需要有理想的人来做的，但每个人生活在现实环境里，需要生活保障。《1/7》最开始的编导都是大学毕业不久、怀有新闻理想的人，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单身没有负担，可以冲啊、拼啊。但过了几年以后，到了一定阶段，就会有后顾之忧。当我们摆脱新闻理想来看调查性报道，它是需要体制保障的，而这种保障很难。我们会受到收视率的压力，还有意识形态的压力。因为调查性报道不是正面宣传，它会受到这两方面的挤压，在这种挤压下我们的生存空间并不是很乐观。

　　做调查性报道，是长跑而不是冲刺

　　问：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职业意识？它又是如何形成的？
　　施：假定我们认同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是客观、公正、平衡、独立，那么，我问你，在实践中你如何体现这些东西？因为这不是虚的。其实，很多时候，这种职业意识是从实践开始的，它让你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记者不应该仅仅是个谋生的饭碗，应该有社会使命。我自己是从实习时候慢慢养成的。
　　问：你的同事们呢，他们的职业状态如何？
　　施：深度报道对从业者要求比较高，我们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牢骚，大家会有疲倦感，但在具体事件中，大家又都会很投入。这是一种矛盾，你做事情的时候，你的成就感在逐步消减的时候，你做了一两年还在挑战同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像你想把石头推上山，很容易产生疲倦感，这种疲倦感会降低整个团队的状态。但在具体做事的时候，我们又会全身心投入，我相信我的同事有很强烈的职业意识。
　　问：你现在的职业意识跟你最早进入这个行业时有没有改变？
　　施：让我想想。其实更为强化，如果说有改变的话，也是在技巧方面。初出茅庐，总是想“一举天下知”，想更直接去面对你想关注的问题。现在可能是以更为技巧性的方式来对待这些东西。如果你把做调查性报道当成一种理想的话，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长跑，而不是冲刺。
　　问:你学生时代做新闻的理想是什么？
　　施：学生时代的理想很简单，比如说做一个好记者，但还都是很模糊的，不是很清楚的，通过操作我觉得更为明确。
　　现在碰到一个现实问题，媒体行业正在逐步发生变革，特别是娱乐化倾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我们认为媒体就是做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做媒体就是做新闻，做新闻最有价值的就是调查性报道。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媒体提供了娱乐，而且从来没有把娱乐重视到这种程度，还有市场的刺激。娱乐会变成一个产业，它的天地会更加广大，受众对调查性报道的重视是减弱的，因为受众的选择越来越多。以电视为例，因为很多新媒体的出现，大家看电视的比例是下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栏目能分割到的份额越来越少，因为注意力是一个零和游戏。
　　当然，新闻仍然是有生命力的，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受制于两种压力，市场的压力和具体操作中的限制。在《1/7》很明显，在《舞林大会》决赛那天晚上，我们的收视率只有1.8%，太惨了，我们的最高收视率曾达到10.4%。
　　问：同样学新闻，为什么你会选择做深度报道，而你的多数同学都没有这样做？
　　施：其实，做深度报道并不意味着你在专业领域比别人高。只不过是个人取向的问题，只能说是我个人觉得更过瘾，这更多涉及到个人兴趣爱好，包括对幸福的定义。比如，做深度报道很不容易，把真相揭露出来，虽然没有很多人喝彩，但至少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觉得很有幸福感。但有的人觉得把一档娱乐节目运作好，大家都很爱看，也很有成就感。
　　问：记者这个职业有没有带给你成就感？
　　施：可以从两个层面看。如果从专业角度看，你的一篇报道为大家所熟知，你的一系列报道为大家所熟知，你成为圈子里的腕儿，这是一种设定。还有一种就是更为世俗的、更为物质的，你的职级在上升，你的薪水在增加，你开始掌控某个部门甚至一个媒体，这都是有不同的上升通道。关于前者，我并没有那种实现感，很难，别说自我实现，你在维持时就会碰到很多具体的问题，而这些具体问题都会有某种相似的根源，而这种根源你凭个人力量很难直接去挑战。这不仅仅是说宣传制度，是我们整个社会在发生改变，但我们还是要去寻找一种突破的方式，这种突破方式大家都在探索。
　　问：在绝大多数时候，你是满足还是不满足？
　　施：不满足。○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４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