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度报道精英访谈之十

主持人：张志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
嘉  宾：王克勤　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

　　调查性报道最能彰显新闻价值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你曾提到，我们现在的社会状况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调查性报道在美国兴起的时代背景相似，都属于加速转型期，都有不少社会矛盾和问题。你是不是认为，在这样的时代，调查性报道能比其他报道承载更多的社会功能？
　　王克勤（以下简称“王”）：我觉得调查性报道最能彰显新闻价值、新闻责任和新闻使命，因为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是真相，调查性报道的最终追求是逼近真相、揭示本真，这是一般报道所不具备的。调查性报道和深度报道不一样，深度报道包括组合报道、人物访谈等，这些不是调查性报道，以媒体独立调查为基本方式、以揭露政界和商界黑幕为基本内容的报道才能叫调查性报道。
　　张：西方的调查性报道除了要指向各种权力腐败，要花很长时间去揭开被遮蔽的真相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记者的独立调查。在中国，包括你做的很多调查性报道背后还是有很强的舆论监督色彩，而不少学者认为我们的舆论监督，尤其批评性报道是一种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技术。你怎么看这种差异？
　　王：我认为在中国现阶段，记者要达到绝对独立的调查是不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但我们应该尽力做到独立地进行调查，而且确实有一批人正在这样做。
　　张：你提到过，选择调查报道的线索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不仅这个事情和我们转型社会的大背景相关，而且要考虑到这个报道背后能不能促进制度的建构。
　　王：对，能不能促进一些政策的调整、制度的完善，这一直是我做选题考量的重要标准。我选择题材有一个特点，很少做纯粹某个人的个案，而是做群体利益受到伤害或剥夺的公众性案例，公众性的案例更能折射制度上的弊端。
　
　　中国的调查性报道需要各方面保障

　　张：有报社老总说，像你现在做的这些报道多数记者是很难模仿的，因为大家必须在现有的环境下做很多的妥协。你怎么看这种妥协？
　　王：这是一种过渡。美国的同行也有妥协，跟他们的大老板、广告客户、政府和某些党派妥协。美国的一些新闻媒体有时也站在某一党派、某一利益集团的角度说话，记者也不能保证绝对的独立。在美国记者进行调查性报道，有很多法规在保障着他们的权利，经济上也有所保障。我们没有很多法规上的保障，不少人都是在拿自己的生命、亲情来换取这些东西。同样是理想主义者，我们付出的成本要比西方记者高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媒体的独立调查是存在的，严格地讲，我们的调查报道记者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做出来的作品比美国同行的更好。
　　张：说到经济的保障，其实不光在国内，美国的调查性报道也面临着成本和产出的问题，面临着市场化的考验问题，如美国的《60分钟》也开始压缩开支。你所在的中国经济时报也是市场化的媒体，你怎么看调查报道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平衡问题？
　　王：我觉得不能让每一个媒体都这样做，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只能是一部分专注于调查性报道。国内确实有一部分报纸以政经和财经报道为主，有一批以关注社会制度为己任的媒体、报人、总编辑和领导班子，在这样的平台、这样的领导团队中容易出台一些特殊的政策，比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政策就比较特殊。
　　张：据我所知，中国经济时报的经营状况并不好，你不担心么？
　　王：不担心是假的。所以，我期待报社下一步的改制，期待报社的融资。因为从目前而言，我深深爱着这张报纸。我的一些报道做得很深、或者说比较狠，有人比喻说，如果别人做的是卡宾枪、冲锋枪或者是重机枪，我是在做核武器、做原子弹。虽然我的产量非常小，然而报社一直在支持着我、包容着我，并且不断成就着我的一个又一个调查性报道。这样的环境不是每一个记者都有的，因此，我热爱中国经济时报，并期望它从新闻到经营能够越来越好。
　张：你提到过中国的调查记者最幸福，有取之不竭的新闻来源，有这种现实的社会土壤，可以做很多的调查报道。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缺乏足够的保障，调查记者不也很不幸吗？
　　王：这就具有双重性啊，没办法，任何事情有好的一面就有不好的一面。它给我们做调查报道提供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土壤，可以获得大量的报料，同时，调查性报道也需要相关新闻法规的保障。

　　署真名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职业精神

　　张：有一些读者会建议你，用匿名的方式来发表那些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报道，可能有助于你规避不少风险。
　　王：这种说法我不太认同。我的《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出来后，有几个同学和朋友打来电话说，王克勤你疯了，王克勤你死定了！好多人说署真名是错误的，我也矛盾过好久，最后作出判断，署真名反而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你花了大量时间调查，不仅接触这些受害者，而且接触过黑市中大大小小的经理、副经理以及操盘手。要保证你的报道客观公正，除了暗访之外，你要直接打电话约，拿着记者证、名片逐个去采访。很多公司都知道记者王克勤在调查这件事，用了假名字反而说明你的内心脆弱。你搞个真名，“杀人者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反过来就保护了你，一旦你有任何事情，人家马上就联想到这个报道，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你调查的，否则，你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张：包括那些你用暗访方式做的调查报道也一定要署名吧？
　　王：我认为，从做职业新闻的角度来讲，要保证点点滴滴的真实，这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职业新闻记者对整个公众的真实，首先表现在要以真实身份出现。署名本身是对你自己负责、对报道负责、对公众负责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你采访的所有对象不是非要进行技术处理不可的时候，一般都要用真名实姓。所有的新闻报道将成为历史，我希望过个五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人们查到我文章里面提到的某个村里的某个村民，还能通过我的文章找到这个人，并且再进行考证核实的时候，依然和我当年揭露的情况一样。从这个角度讲，我一直倡导记者的写作应该是史学家，记录真实的历史而不是谎言。
　　张：你做了不少揭黑报道，很多人给你提供了消息，如果在报道中公开他们的名字可能会给他们造成伤害。这种情况，一定要做技术处理吧？
　　王：对线人要进行技术处理，对当事人要向他解释清楚必须要公之于众。现实之中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当事人有一个共性，他们很多人都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自己的利益已经没办法保证，但为了能够把这个罪恶昭告于天下，依然愿意献出生命。我现在接触了大量的工人和农民，他们连性命都不顾了，愿意和我站在同一个战壕，像战友一样。很多人的身份也很公开，即使匿名人家还是能够逮到他，还不如真名实姓，这样反过来又保护了他们的利益。
　　张：你报道中的线人是匿名的，但报道出来相关部门来找你，希望你提供匿名人的真实身份,你怎么做？
　　王：保护线人是记者的职业伦理与道德底线。

　　开放的社会是调查记者的天堂

　　张：你觉得，调查记者这个职业在我们的环境中会感到孤独吗，你怎么做？
　　王：我觉得不孤独，因为这样做的人很多。实际上有很多同行就在这样做着，包括李玉霄、杨海鹏、陈峰、刘畅等。
　　张：你不担心自己承担了很多记者本不需要承担的责任么？
　　王：当记者成为青天的时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如果政府部门不作为，法律不能维护平民的权利，老百姓没有正当的监督手段时，只有靠媒体的公众影响力。现在有一批有良知的报人，可以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积极的影响，对政府产生有力的监督。
　　张：在做了这么多调查报道后，你对社会的认识是趋于客观还是趋于偏激了？
　　王：我没有偏激，其实更加理性了，真正的理性是对于社会本质认识之后的理性，而不是遇到事情不说话，或者冷漠。调查的过程中，我一直很理性，文章也越写越冷静，并且对周围老百姓的疾苦我一直保持着中立、悲悯和关怀的态度，包括帮助他们。调查和记录过程都要保持非常的理性。
　　张：过去，你可能花半年时间做一个报道，现在变得更像一个知识分子。
　　王：是。我们报社认可我的行为，但不会给我更多的经济保障，我现在全凭良知在做事，来回费用基本是自费的。我觉得，写100篇报道还不如改良1个制度。

　　我的期望是活到80岁干到80岁
　　张：大部分记者有了成功的苗头后，或者说写出优秀的报道后，要么转向做领导，要么转向做编辑，一辈子专心做记者到老的很少。你怎么规划自己的将来？
　　王：中国总是学而优则仕、做而优则仕。这种传统的评价体系、理念意识，我不认同。实际上这不利于一个职业新闻记者的成长。我就是要做一个非常职业的记者，会做到60岁、70岁，我的期望是活到80岁干到80岁。
　　张：你可能会不断地受到打击或挫折，承受力有底线吗？
　　王：香港一家英文报纸的记者采访我时，提出跟你一样的问题，我有自己底线。大概你也看到了，无非就是死亡嘛。我一直是个温和的、建设性的改良者，反对暴力，一直坚持在四项基本原则等这些大框架下做事情。从这个角度看，我是个纯粹的改良者，但也不排除在整个过程中会有牺牲的可能。
　　张：你做调查报道多年了，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感到绝望过？
　　王：有过。记者在新闻调查中有时候是战士，为了公众利益在和罪恶拼刺刀，人家黑恶势力杀我1000遍，我都觉得在情理之中。但是，与此同时，当你为之效力的有关部门要整治你的时候，你便会为之绝望。2001年我被当时的单位开除时，就有这种感觉。
　　张：是什么帮助你度过了这种绝望的心境？
　　王：我在2001年最绝望的时候，到一个寺院里面去听大悲咒，让我的心宁静下来。这些年来，我每天都会接到各种各样反映情况的电话。有一次，我生病感冒躺在家里，好多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办公室同事说我生病了，很快就有来自黑龙江、新疆、云南的花送来。有时候，我觉得无法承受公众给我的这份信任与大爱。
　　张：靠一篇报道来促进事情的解决实际上很难，比方说你为出租行业的事情奔走，你把权利意识唤醒了，但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觉得气馁吗？
　王：我不气馁。不要把一个人的能量看得太大了，我们能让社会有一点进步，能唤醒这么多的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像当年我报道兰州证券黑市的时候，我看到好多人都在受骗受害，如果这个事情不大白于天下，老百姓每天都会死人。2001年的元旦，我永远也忘不掉，那天我是豁出去了，找了好多受害者来座谈，有几个人非常惨烈。之前，我已经接到很多恐吓电话，那天会开一半后我接到一个恐吓电话，他说你要停住，再不停住我要你的命。我说你们把这些人害得太惨了，你们太猖狂了，我不想活了，要跟你们拼。会一开完紧接着又有一个电话，我说我不活了行不行，人头在手里拎着，随时来拿……
　　实际上我性格中有一种很强烈的东西在起作用，在这种强烈的情绪下，我写了一段话压在玻璃板下面：“法西斯找到了犹太人，我看与我无关，我走了；法西斯暴虐了犹太人，我看与我无关，我走了；法西斯找到了我，别人看与他无关，他走了。”我的想法非常简单，鬼子都打进村了，总得有人第一个拿起刀来上去干，老老小小全在院里，全都吓趴下，狼把他们全部吃掉，与其这样不如有一个人站起来往前冲，打掉一只算一只，也许就把狼群全都打走了。当时我就想，如果把这个问题昭告于天下，得救多少人？所以，我就豁出去了，也许一条命能换来大家的平安。
　　凭良心讲，我做这一切都是发自良心，发自肺腑。好多人和我讨论这个问题，都问有私心吗？我说没有，面对老百姓的疾苦，人家找上门来，你看不见吗？面对这些血淋淋的东西的时候，你不去关注、不去做点什么内心会感到很痛苦，我觉得内心的这种东西折磨着我，然后就想去多做点，再多做点。
　　张：每个人都要承担很多角色，你既是父亲又是丈夫，这两种角色怎么和你的记者角色保持平衡？
　　王：其实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且因人而异。就我而言，讲一讲我的一些经历吧，也算做给你的回答。2001年下半年的有一天，那时候我还没有被开除公职，好多小孩到我家里来玩，我边在电脑上敲字，边听见我儿子对小朋友讲，我的家庭是一个正直的家庭。我听到这一句话时觉得我没有白干。现在，我的户口还没有到北京，又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一学年的捐助费要五到八万元，孩子还是初中生，快要离开北京的时候跟我讲，这么多人太可怜了，你去管一管吧。我们一家生活都很清贫，对物质生活的欲望很低，这是跟很多家庭有区别的。如果我娶一个小资情调的老婆，我早就干不成了，或者就得离婚。
　　张：有人说，你这样的记者是个另类，偶然性太大，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王：人家说的也对也不对。一方面我的经历确实有一些特别，另一方面，像我这样做事情的记者还有很多，我仅仅是他们中的一员。
　　张：有一种讲法说你是“中国第一调查记者”或者“揭黑记者”，你怎么看？
　　王：我觉得这种评价太高了。在这条路上走的人非常多，大家都在做，可能我做的几个个案影响更大。真枪实弹地被刀子顶在脖子后面这种事情我经历过，包括警察坐在家里，包括受到恐吓。过去是这样，到北京后依然是这样。当代中国新闻界可能很多人没有我这样的经历，我付出的成本可能太高了，所以，社会认为我是揭黑记者的No.1，实际上大家在内心深处认同这种价值，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做。〇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６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