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自媒体盛行的今天，媒体的边界日渐模糊，记者的职业也不再神秘。

　　主持人：黄馨茹

　　嘉  宾：刘博智  中国教育报记者

　　　　　　廖靖文  广州日报政文新闻中心记者

　　　　　　刘姝君  新华通讯社福建分社记者

　　　　　　杜金存  江西日报记者通联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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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的话：不久前，南宁电视台记者前往酒店现场采访时，已按要求出示记者证，却遭到不明身份男子的阻挠。

　　近些年来，记者被打、被阻拦的事例实在不少。承担着监督社会、引导舆论重要责任的记者，时常面临“污名化”的尴尬。在自媒体盛行的今天，媒体的边界日渐模糊，记者的职业也不再神秘。我们应如何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是否应该继续“铁肩担道义”？请看本期茶座嘉宾的观点。

“污名化”的盘，记者不接

　　刘博智

　　7月25日上午，有市民向南宁电视台《新闻夜班》栏目报料，南宁市广园路格林豪泰酒店一招牌掉落满地玻璃碎渣，南宁电视台记者在现场正常采访却遭一名黑衣男子阻挠、砸手机。

　　打人者称：“记者是下贱的工作！”

　　又见记者被打被辱！悲愤之余，不禁要诘问，这种对记者的敌意从何而来？再看看网络上的反应，大家在谴责挥动拳头者的暴虐时，有人也提起守在姚贝娜病房前等待去世信息的记者、新快报的陈永洲，质疑记者的职业伦理和道德。更加不妙的是，记者仿佛已经跌入了这个不信任的陷阱里，只要碰上一个触发点就有可能“老账新账一起算”，遭到舆论报复性的谴责。

　　记者行业渐渐失去过去的荣光，就像教师和医生一样，职业身份在现代化中也经历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祛魅过程。传统的时代给记者职业赋予了太多神圣意义，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通过精密细分的职业去消解神圣和意义的过程。尽管这些群体的道德操守可能要明显高于其他的群体，这依旧是后天的规训，而非职业先天使然。

　　然而，一种使命感犹在耳边。我们新闻系的学生在入学的第一天，就被师长教导，将“铁肩担道义”当作最高的职业追求和道德圭臬。

　　这份温热，反倒让我想起了一种“冷”。这种“冷”，就藏在曾经纽约时报的编辑部里。

　　在被后世称为“新新闻主义之父”的盖伊·特立斯的《王国与权力》里如此描写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巨大的功能性的大屋子，从第四十三大街延伸到四十四大街，占据着《纽约时报》14层大楼的第三层，内部被一排排灰色的金属桌子、打字机和电话连接起来，几百个人手里握着笔坐着，或者敲击打字机，写作、编辑或阅读着世界最新的恐怖事件。看起来，每五分钟就有一次灾难的报道到达这里——仰光的暴乱，坦桑尼亚的骚动，某国的军事政变或者地震。但所有这一切似乎不会给这个房间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仿佛这么多的坏消息早就渗透了这个地方的气氛，以致这里的任何人都对它产生了免疫力。这些消息像是一种无害的病毒，漂流进这座大楼，通过这个系统流传，在打字机上进出，经过笔下加工，进入旋转的金属机器，被印在报纸上，装进卡车，分发到报摊，销售给容易烦恼的读者，在世界上引起反应和反行动。”

　　这是一种冷静、专业化的流水线的新闻生产，这里的新闻生产像福特流水线一样，被标准和尺度规范着。

　　这和国内“铁肩担道义”的报人形象有所出入。在国内，有时候所谓规训和边界，会隐没在情怀和正义的呐喊中。曾任纽约时报主编的伯查尔有句名言：“驻外记者应该是太监。”其意无非是说，记者应该对事实之外的东西无动于衷。

　　书评人维舟曾说，在中国，“商业化”（有时再加上“过度”二字作为前缀）通常是个贬义词，“有偿新闻”或“媒体商业化”更仿佛是对它们放弃新闻理想和堕落的明证，因为近代以来中国媒体似乎更多地被赋予“铁肩”“妙手”的功能，更注重社会责任的承担。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很多媒体迷失了这种追求，让受众感到失望，也让自己无所适从。纽约时报追求的是一种“好的商业化”——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下，坚守自己的风格定位，为温和的中产阶层提供不偏不倚的新闻和评论。

　　一方面，从个体评判上升到群体评判是舆论引导之大忌。不应因一些害群之马而否定整个群体，另一方面，“污名化”的盘，记者群体根本不必接，相较于被描绘成一个“愤世嫉俗者”，记者更应该做一个“历史的簿记员”。撇开被情怀绑架、被光环笼罩的职业枷锁，应该让记者回归记者本身。

融媒体时代，更需要专业记者

廖靖文

　　和医生、教师等职业一样，在众声喧哗的时代，记者这一职业的权威也面临着被消解的困扰。调查报道的工作模式、铁肩担道义的职业精神、纸媒的荣光，似乎都开始远离我们。

　　在融媒体时代，我们该如何做记者？在我看来，这个时代更需要专业记者，在自媒体盛行的今天，我们更要努力做专业记者。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专业化的记者，提供专业化的内容产品。互联网的发展和新技术平台的应用，从根本上给新闻报道方式、报道理念以及媒体职责带来了变化。但是不管时代如何变化，都需要专业的记者提供更加专业的信息。今年初，一篇题为《当自媒体都想从帽子里变兔子，已经没有记者赶往新闻现场了》的文章引起了众多媒体人的探讨，作者认为，互联网竞争的制高点已经从过去的平台、产品、渠道的竞争，升级为内容的抢夺。而时评人曹林更是提出，人人都拥有麦克风，评论门槛越来越低，态度和立场严重过剩，可用于作为判断基础的事实却严重不够用。

　　当新闻事件发生，自媒体纷纷推出猜测和分析，来自一线的新闻报道显得越发稀缺。即使在信息公开和自媒体兴盛的双重语境下，新闻媒体仍然要承担事实挖掘和传播的重任。我深刻地感觉到，这个时代可能不需要坐在电脑前的“码字工”，仅是捕捉浅层信息就撰写成稿的记者也不会长久，但是更加需要能够走到新闻现场第一线的记者，通过用心观察和体验，获取真实信息，并且通过深度分析和加工，生产出适合互联网传播的新媒体产品。

　　今年3月，《南方周末》的报道《刺死辱母者》，让“于欢案”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了举国舆论关注。“刷屏”的背后，是记者的深入调查客观报道。三个月后的二审判决，于欢由一审的无期徒刑改判有期徒刑五年，得到了于法有据、于情合理的结果，这也是专业新闻生产的价值所在。

　　记者的专业性，体现专业化的信息处理和挖掘能力，更体现在较强的职业道德，坚守新闻报道的公共取向。医务人员应时刻为病人着想，千方百计为病人解除病痛，教师要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而一名专业记者也应该有类似的社会担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样的追求永远不会过时。事实上，这也是我成为一名记者的初心，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深入采访和报道，促成民生改善、推动进步。

　　在12年记者生涯的初期，我经历了位于广州和佛山交界的金沙洲的区域大开发。2007年，金沙洲揭开区域大开发序幕时，便引起了我的注意。经过长期实地走访，我发现金沙洲的总体规划、交通、教育、煤气、通信等方面存在缺陷，大规模开发后会造成大量民生问题。经过深入大街小巷走访，采访职能部门掌握权威规划，请学者多角度分析，我采写了《金沙洲用气难困局有望破解》《一阵风吹过 手机信号广州变南海》等近十篇报道，首次披露规划细节，全方位透视金沙洲面临的难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这一系列深度报道得到决策部门的重视，金沙洲规划和社会服务不断修正完善，新的交通规划与稿件提出的设想十分吻合。十年过去，金沙洲高楼林立、人口远超15万人，人居环境得到大改善。我想，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这样有力度、有深度的新闻报道，其价值远远大于那些“10万+”的网文。

　　从另一个角度说，融媒体时代对记者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纸媒的读者流失，主要原因也在于我们生产的新闻内容产品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我们需要用年轻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内容，不断抓回他们的心。在融媒体时代，一名专业的记者不能局限于“一篇传统报道打天下”的模式，不能再凭老经验、老办法，仅仅满足于过去几十年形成的采写报道套路，而是要增强自身学用新媒体、多媒体技术的本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全媒体报道能力。

　　一名专业的记者要掌握媒体融合的十八般武艺。新媒体高速发展，任何一名媒体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我们要与时俱进掌握必备技能，合理运用新媒体技术，制作出更多在移动端传播的“爆款”产品。我们要拿出有思想、有温度的内容产品，我们更要用短视频、长图、直播等年轻用户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呈现内容，赢得更多受众的支持，力争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脱颖而出。以今年元旦和除夕广州日报的24小时跨年“走基层”全媒体大型直播为例，两场直播总共有1.5亿人次观看分享，堪称媒体融合的经典战役。记者拿着话筒，把镜头对准大众难以进入的医院产房、消防站，全景呈现医生护士、消防战士坚守岗位的工作状态，分享新年宝宝诞生的喜悦，引起了众多用户的共鸣；在迎春花市指挥部、在火车站广场派出所，记者直击安全有序、欢乐祥和背后的努力。作为此次直播团队的一员，我为自己的努力得到过亿人次的观看而自豪。

　　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同样需要记者，真正的专业记者将给我们带来准确的、真实的、客观的信息。我们仍然对这份职业抱有更多的期待。

互联网时代记者如何引领网络舆论

刘姝君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成为大家共同面对的一个课题。

　　2016年年底，曹德旺在一次采访中对中美制造业成本进行对比，发现在国内除了劳动力成本低于美国，其他各项并不占优势。加上此前他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设立工厂，网上舆论开始出现曹德旺“跑路”的传闻。

　　傍着名人的标签，一些自媒体大放厥词，且不仅针对曹德旺，李嘉诚、宗庆后等知名企业家均悉数上榜：“曹德旺跑了，中央开始急了！”“中国首善曹德旺都跑了，你不跑吗？”“实体经济怨气大爆发！曹德旺‘跑’了、宗庆后‘发飙’”，一些别有用心人士还借机炒作“中国税负全球最重”的话题。一时间人心浮动，对中国经济的“唱衰论”再次高涨。

　　在自媒体一片“别让曹德旺跑了”的喊打喊杀声中，记者拨通了远在美国的曹德旺的电话。在大洋彼岸，年过七旬的曹德旺与记者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话沟通。在电话中，曹德旺表示：“我之所以公开谈成本高，税收重，不是在抱怨，也不是要跑，如果要离开中国，直接卖掉股票就可以，我跑出去干什么呢？”

　　采访结束后，我第一时间以对话体的形式完成了稿件，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曹德旺赴美投资的来龙去脉，指出其赴美投资的真正原因。针对“中国税负全球最高”的言论，稿件客观地表达了曹德旺的观点，也指出了美国“制造业回归”所面临的问题。

　　稿件刊发后，被34家传统媒体采用，并被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等1000多个网站转载，今日头条、腾讯等新闻客户端也进行了转载，网民纷纷表示，对曹德旺予以支持和肯定。

　　曹德旺“跑路”的说法肇始于一家财经杂志的采访，新媒体转载后，通过对标题与内容重新加工和整合，使得曹德旺的本意被曲解与误读，再通过自媒体“添油加醋”的报道，从曹德旺到美国投资联想到中国经济衰退，税负过重，企业家纷纷跑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网络上热度非但未减，还呈现升级的态势。在此背景下，新华社的报道以其权威、客观和公正的影响力有效地引导了网上舆论，此前一直甚嚣尘上的“跑路说”逐渐偃旗息鼓，“中国税负过重”的讨论也逐渐趋于理性。

　　事实上，如今在互联网上，每天都会有大量的网络言论出现，引起网民的关注与猜测，甚至在真相未明之前，一些倾向性的舆论已经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在网络社会，舆论“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后果成倍增长，如果任由其发展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名誉，也会使得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

　　网络传播的信息更加分散，观点更具个性化，并不利于社会整合舆论，这就需要记者以客观、公正而准确的报道与分析来引导舆论，新闻记者不仅要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还要用深度报道和解释性报道告诉读者背后的故事，以宏观的视角、理性的思考引导社会舆论，营造良好的意见气候，这对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对今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期间，针对网络受众，新华社开辟了国内在线直播与海外社交媒体直播，通过专家访谈的形式，力图为受众解惑，驳斥海外的唱衰论调，有效地引导了众声喧哗的网络舆论。

　　记者能够通过现场直播的形式将“一带一路”论坛的背景资料全面展示在受众面前，说明记者自身一定做了大量功课。事实上，在此之前，新华社组织记者进行了专题学习，邀请国内专家学者对记者进行培训，以此帮助记者从宏观层面理解“一带一路”的内涵与意义，同时分布于海内外的记者对政界要员、专家学者以及民间社会也做了大量扎实的采访。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了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这就要求互联网时代的记者在喧杂吵闹的网络空间内能够把握主流，分辨支流：把握主流即以创新性的内容抢占网络舆论阵地，运用丰富的新闻语言、方法、技巧创作精品力作，反映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与正能量；分辨支流即实时掌握网上负面乃至错误的观点，以准确、客观、深度的报道对网民的意见进行回应，对恶意的诋毁进行反击，担当好网络舆论的引导者。

要作文先做人，不做人莫作文

杜金存

　　记者是个神圣的职业，可以伸张正义，可以呼唤爱心，可以鼓舞人心。

　　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记得上中学时，我其他功课一般，唯独语文成绩突出，每次考试都排班级前三名，40分的作文题老师能给36分左右。学校作文比赛得过一等奖。中学时代，我靠一篇《假如我是县长》的日记出名。语文老师罗琦在班上念了这篇日记，夸奖了我，从此让我爱上了写作。

　　尽管物质生活不富裕，但我的精神世界很丰富，总是多愁善感，异想天开，有时想一些当官的人考虑的事情，用时髦的话说叫志向远大。在底层生活，才知老百姓生存不易，那个年代，他们想走出困境，但太难太难了，条件所限，即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早忙到晚，一家人能够吃饱就已经不错了。一些农家粮食不够吃，我家也一样，每年缺粮数月，靠向父老乡亲借粮度日。在这个艰难的年代，我感受过人间的善良与美好，也看到了人心的丑陋与虚伪。 但我像老实巴交的父母一样，坚持做人的本分，与世无争，保持心灵的淳朴与善良。夜晚，我在破烂潮湿的土屋里，趴在煤油灯下，用笔写下自己的故事。

　　我住的村子在大山里，那时没通电，没电视可看。好在村支书家有村里订阅的报纸，有时会去那里拿上几张回家慢慢阅读。报纸上的“记者”二字让我萌发了当记者的想法。那时觉得记者很神秘，离自己很遥远，很想看看记者长得啥样。后来，我看到了一个记者，是中学时英语老师的老公，那是个胖墩墩的男子，个子不高，话也不多，听说在省城一家报社当记者，这让我羡慕不已。

　　19岁那年我参军，到空降兵部队服役。在新兵连，我自告奋勇出了一期黑板报，还写了一首诗登在黑板报上，教导员发现了我的写作特长。新兵训练结束，我成了营部文书。后来，驻地一家报社举办通讯员培训班，我有幸得到部队领导批准参加了。至此，记者梦越来越近。先是在驻地一些报纸上发表新闻，后来有作品在军队报刊上陆续发表。离开部队后，我成了一名记者。

　　有道是，做文先做人，不做人莫作文。小时候的生活经历以及人格养成对我从事记者工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让自己没有沾染新闻界的一些不良风气，这也是我取得一些成绩的根本原因。在山里长大的我，能吃苦，说实话。现在，有的记者吃不了苦，坐在办公室打电话采访，在网上找素材拼凑文章，这样的新闻难接地气，也容易失实，许多假新闻就是这样出来的，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也极大损害了记者的声誉与新闻界的公信力。从业近20年来，我发表过数千篇新闻，绝大部分（除了少数新闻通稿）都是用脚底板跑出来的，换句话说，不到现场，不发新闻。到了现场，就要多采访基层群众，这样才能听到真实的声音，才能实话实说，才能如实反映群众呼声，赢得百姓称赞。

　　当然，也有极少数记者到了现场拿到证据后，找到被批评方进一步核实情况时，经不起对方利诱，或有偿不闻，或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这样的记者肯定会遭到百姓谴责与唾骂。在我看来，说实话，报实情，是一个记者最基本的职业素养，毕竟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做人要做一个老实人，满嘴谎言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当记者也要当个老实的记者，写出来的新闻要客观实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在山沟里长大的我至今还保留着质朴真诚的本色，而这正是记者与底层百姓打交道的可贵品质。现在，有的记者还有个毛病，见到当官的低三下四，堆满笑脸，在普通百姓面前则趾高气扬，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这样的记者老百姓肯定不欢迎。平等交流是一个记者的职业修养。记者应该做到“见大不小，见小不大”。记者采访有权有势的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要知道，对方只是你的一个采访对象而已，只需平等交流即可。你是记者，该问啥就问啥，没必要客气，我在采访中有时就问得一些官员冒汗。而对待平民百姓，则要尊重对方，平易近人，否则人家对你没好印象，不愿和你说心里话。其实平民百姓大多数很善良，很友好，你敬别人一尺，别人会敬你一丈。

　　记者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要有一颗爱心，要想群众所想，忧群众所忧。记得小时候，家境贫穷，但即使在借粮度日的时期，面对上门要饭的百姓，父母也会从自己米缸里舀出一大碗米倒进乞讨者的布袋里。现在新闻界涌现出一大批爱心记者，赢得群众敬佩。当然，也有极少数记者喜欢往有权有势有钱的人那里跑，替这些人“吹喇叭”“抬轿子”，涂脂抹粉，以得到各种好处，对百姓遇到的困难，反映的问题或置之不理，或高高挂起，即使受理了也不向相关部门反映，不报道，不回复，让百姓心寒。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百姓的信赖。

　　从业多年来，我常常冒着严寒酷暑，跋山涉水，深入田间地头采访，写了不少为农民切身利益鼓与呼的文章，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农民朋友的不少问题。乐安县戴坊镇有个村庄，一些中年人年轻时到福建一些采石场打工，因不注重保护自己，归乡后陆陆续续有人患矽肺病死亡，一些还在世的中年人，因治疗花去不少费用导致家境困难。我冒雨步行数公里山路前往采访，新闻见报后，乐安县各级领导与相关部门帮村里大部分矽肺病患者办了低保；南昌市湾里区王三建为数万公斤葡萄滞销发愁，我和同事深入采访后连续报道，帮其吆喝卖葡萄，最终葡萄销售一空，解了老王燃眉之急。

　　记者更应该有打抱不平、嫉恶如仇的精神，要为百姓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当下，在媒体收入一般的情况下，为了新闻理想，绝大多数记者都在坚守良知与正义，写出了不少为民鼓与呼、推动社会进步的舆论监督力作。但也有极少数记者觉得从事批评报道很辛苦，很危险，不愿意去碰，接到类似线索，发现类似问题，或不闻不问，或装聋作哑，成天热衷于帮一些部门写一些歌功颂德的太平文章，百姓对这样的太平记者怎能不失望？多年来，我写过不少批评报道，承受过压力，也碰到过危险，但无怨无悔，只因为，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