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深度报道精英访谈之十四

　　主持：张志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
      　　叶  柳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
　　嘉宾：盐泽英一　日本共同社驻中国记者

　　【观点摘要】
　　西方媒体和日本媒体的关注点不一样。西方国家更注重民主、人权问题，日本也会关注这些，但没有他们那么注重。
　　日本媒体从历史来看一直是批评政府的，特别是二战以后，媒体对政府的批评很多，一直站在在野党的立场。
　　采访两会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前照相，作为一个旅游者可以，但对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感觉有些不专业。

　　日本记者和欧美记者
　　对中国的兴趣点不同

　　问：请先介绍一下您的从业经历。
　　答：我1987年3月份从日本庆应大学文学系社会学专业毕业，4月份就加入日本共同社开始工作，然后一直待在共同社，差不多20年了。这在日本很普通，一般选择一个媒体后，换单位的并不多，我们是终身制，比较崇尚在一个公司，不像美国那样跳槽的比较多。而且，我觉得日本媒体比其他行业更为保守，比如制造业要面对国际竞争，但报业是文化产业，没有国际竞争，我们的工作都在日语文化的范围内，当然国内的竞争很激烈。2000年底，我到了北京，在这里工作了4年多，又回到了东京做编辑，2005年又回到北京工作至今，现在我主要报道中国的新闻。
　　问：为什么您在北京4年多，会回到日本做1年多编辑又重新被派回来呢？
　　答：这是我们公司的内部安排，也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报道力度。我们一般是3年一个任期，但对派到中国的记者来说，这个任期短了点。我们非常注重了解中国，2005年搞中国的长篇报道，2006年又向读者深入介绍中国，就把我派过来。我不负责一般的新闻，不做routing work（常规工作），只做专稿，大概一个月写2～3篇比较长的故事。2006年，我们做了85个长篇故事，2007年3月份结束，我写专稿的任务也就结束了，我们的这个系列报道后来出了一本书。
　　问：你们这个关于中国的系列深度报道主要报道了什么主题？
　　答：我们共同社和新华社有许多相似之处，日本国内共有50多家地方报社采用我们的报道。第一章《新时代人》，报道比较成功的、社会关注的中国人，如李宇春、江南春等。我们这个系列报道的选题是很宽泛的，有农村问题、教育问题、环保问题等，范围非常广。比如，我报道了四川的建川博物馆，这是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一共有20个展览馆，全都是个人搜集的文物，有抗日时期的，也有“文革”时期的，最多的文物是“文革”时期的。
　　问：这个系列报道一共85篇，您写了多少篇？
　　答：我大概写了40%，差不多有20多个同事一起做。当时，我专门做这个系列。2005年的“反日事件”后，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增多了，2008年的奥运会也促使我们不断加大报道力度。3年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工作人员一共是6个人，现在一共是13个人，翻了一倍多，北京分社的规模超过了美国华盛顿分社的规模。以前共同社在国外规模最大的就是华盛顿，大概10个人左右，现在中国有13个人，超越了美国，可见，我们对中国比美国更关注。（笑）
　　问：您在日本工作时对中国的认识，和来到中国工作几年后对中国的认识有什么变化吗？
　　答：肯定有，对中国的认识更深入、全面了，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1984年，我还是大学生，第一次来中国，去上海时大家都穿着中山装。现在的变化太大了，好像另一个国家。
　　我最近的看法是，中国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一般人对中国政治的关注集中在体制问题上。过去我也认为中国很多问题的弊端源头是体制，现在看法则不一样。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是没有国家所面临过的，政治体制有可能带来一些负面问题，但只是一部分的，不是全部的问题。怎么理解中国的现状，我也在天天研究。
　　问：我们看到您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日本记者和欧美记者相比，对中国报道的兴趣点有所不同，欧美记者可能更多关注政治、人权等，你们会从中日关系、亚洲区域的角度去关注金融、经济等，是吗？
　　答：会有的，西方媒体和日本媒体的关注点肯定不一样。西方国家更注重民主、人权问题，日本也会关注这些，但没有他们那么注重，如果日本记者写很多关于人权的报道，稿件的刊登率不会很高。换成英文写报道，会有很多美国媒体刊登，但拿日文写就有可能不刊登。

　　维持与消息源的关系
　　是工作的一部分

　　问：您怎么建立自己的消息来源库？同行、学者、老干部还是其他？
　　答：有一部分记者、老干部，也有学者，还有一些商人。有很多商人跟领导有关系，掌握很多消息。来自一个人的消息源是不准确的，如果常靠一个人的消息肯定会有危险，我们得靠各方面的消息来源，融合起来进行综合判断。跟这些消息源维持关系，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
　　问：举个例子说说您如何寻找消息源、如何写报道的吧。比如，您去年所写的30多篇深度报道中，哪篇比较有意思？
　　答：去年做的长篇报道，的确投入时间比较长，比较满意的有教育、政治、宗教方面的。我采访了一些政府不承认的家庭教会，英文叫“地下教会”，中文叫家庭教会。在东北、北京、福建、浙江等一带，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东北的情况就是穷人比较多，以农民为主，没有钱去医院，活动也比较活跃；南方的，有钱人比较多，很多公司老板捐钱盖豪华的大庙，他们甚至把温州叫作中国的“耶路撒冷”——很多温州人去欧洲打工，在那里接受基督教文化，回来就盖基督教教堂。在北京，政治性的信徒比较多，有知识分子、学生等，主要信基督教、天主教。其实，政府知道这些情况，可能也在研究将来怎么办。
　　问：你们决定一个新闻做与不做的标准是什么？
　　答：全靠个人吧。首先是有意思，其次是能不能采访，能采访那就去做。可以去找的人看似很多，实际愿意接受采访的很少。举个例子，我曾想采访一个贵州贫困县的农村学校，学校附近有条河，但河上没有桥，差不多27年，老师背着孩子们过河，他因此获得青少年基金会的奖。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我找到了老师的手机，他说，“可以，你来吧，我接受你的采访。”但因为本地教委的坚决反对，这个采访做不了。我们推测，本地教委会觉得这个事让他们没面子，为什么学校这么穷管理部门却不去帮助，也可能有腐败的问题，或者是中国人“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
　　所以，有时候有意思的中国故事会很难写。
　　问：你们在做报道的时候，会适当考虑中日关系吗？会考虑中国形象吗？
　　答：也有考虑，但没有规则。我们第一考虑的是，如果报道了会不会关闭我们的公司。会不会对日本读者传递负面的中日关系形象，我们也有考虑，但没有明确的划线，还要看那时的社会气氛、编辑的看法和领导的看法。还有，中日关系不好的时候，弥漫着讨厌中国的气氛，可能骂中国的新闻就多一点。
　　问：去年中国政府出台了针对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新规定，你们可以不经外办同意就能采访。这个新政策，您怎么看？
　　答：这个一定是好的，有好的意义和好的结果，但还没有完全落实。有些人不认这个，他们怕，还是要求我们通过本地外办。敏感的问题，也还是有些例外，不是所有的问题。

　　日本媒体界曾经是“左派”的摇篮

　　问：如果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看到共同社对中国的报道，也说“共同社对中国的报道很多都是负面的，他们在妖魔化中国”。您怎么看？
　　答：中国政府也许会说日本媒体对他们负面报道太多了，但中国外交部知道，我们的报道是比较全面的，正负方面的消息都有。具体比例上没有计算过，但是，在报纸上比较突出的大新闻可能负面多些，这个不是恶意的。
　　另外，日本媒体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我感觉，中国媒体是和政府一样的，要创造好的社会气氛来维护社会稳定。但日本媒体从历史来看一直是批评政府的，特别是二战以后，媒体对政府的批评很多，一直站在在野党的立场。通过批评改变社会，这是我们记者的普遍看法。所以，日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是自民党执政，但很多“左派”进入媒体当记者，这是一个历史。
　　我年轻的时候，也对社会进行批评，对日本的资本主义也持批评态度。资本主义剥削老百姓的利益，我也不愿意在公司挣钱工作，这样的人怎么办？所以，大部分人都做记者或老师，媒体界和教育界是“左派”的摇篮。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世纪。十多年前，日本的情况起了变化，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的“左派”力量下降了，媒体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新闻观念也有变化：媒体应该中立、应该支持政府，持这种看法的人越来越多。像产经新闻、读卖新闻比较“右派”的媒体，积极地支持政府，产经新闻明确表明支持安倍政权，以前媒体不会这样。过去的40多年，日本媒体应该是客观的，立场也是在野党的。
　　问：那么，您个人的政治倾向是什么？
　　答：我不说自己是“左派”，但肯定不是“右派”，从没给自民党投过一次票。可能像我一样的人在媒体比较多，媒体本来就是同情在野党和弱势的人比较多。当然，媒体内部的情况也不一样，我一直在社会部，我们也有政治部，他们部门的记者也许有不同的看法。
　　问：您有没有觉得历史遗留问题，造成很多中国青年人对日本依然心有芥蒂，比如看网络论坛上一些反日的言论，作为一个驻华的日本记者，会有什么感受？
　　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两国的历史是事实，日本侵略中国、杀死中国人是事实，所以中国骂日本人、讨厌日本人也是很自然的。如果我是中国人，也可能讨厌日本人。但现在的情况，有教育的问题，也有政治的问题。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批评日本政府，中国老百姓就会受影响。教育方面，如果强调日本这段历史，也会有影响。还有个问题，更客观地说，历史的问题可以骂日本，但提到其他问题，有些年轻人也骂日本。现在，日本文化比较活跃，很多中国年轻人爱看日本漫画，如果他们多关注日本文化，可能对日本的认识会比较平衡。
　　问：同样的道理，如果想让日本的年轻人更了解中国，也不能老讲中国的政治，也要多报道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
　　答：对，需要全面了解。日本的教科书里面，对中日的历史，特别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篇幅太少了，我觉得，基本上是准确的，但量太少了。中国的教科书，我也看到了，我觉得太多了。我不是否认历史，但比例要均衡。
　　问：日本的其他媒体，比如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他们做的报道和共同社做的有什么区别?
　　答：现在差不多了。读卖新闻是过去被看作比较右派的，但去年也做了有关中日关系的长篇报道，做得挺好。2007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读卖新闻总结日本怎样发动战争，比较客观地回顾了日本战争的历史。共同社做得没有他们深入，没有做关于历史的报道。
最近，日本媒体很重视深度报道，报纸也在不断变化，出现很多新媒体，电视的作用也很大。报纸的作用究竟在哪里？为了生存，我们认为报纸的作用在于长篇的深度报道，做分析性的、故事性的、深入的报道比较重要。共同社是通讯社，小稿子、大新闻，两方面都做，没有固定的人写专稿，但总不断有人写。
　　问：相对来说，您个人比较喜欢写消息还是写专稿呢？
　　答：我个人比较喜欢feature story（特写），因为比较有故事性。

　　中国记者有些做法不专业

　　问：在跟中国记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你觉得他们和你们有什么不一样？
　　答：中国主要有两种媒体，一种是党报，一种是大众化市场报。大众化市场报记者的看法、感觉和我们是接近的，特别是南方的报纸和杂志，比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南风窗，思想比较解放，我们沟通没什么障碍。但如果和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沟通，他们非常保守，好像和官员一样。当然，他们肩负政府的重任，说话很小心，有时候会有沟通的障碍。
　　问：南方的报纸，如果报道不了的问题，会提供给你们吗？
　　答：也有。南方的报纸对南方的消息比较熟悉，北京的报纸对北京的消息比较熟悉。有的媒体记者积极地给我们提供消息，他们自己不能写，希望我们报道，这样的情况有，但是不多。
　　中国做深度报道的媒体，我没有详细研究，但感觉杂志的报道比较好，中国新闻周刊、南风窗、三联生活周刊，他们的特稿做得比较好。
　　问：我们都知道，日本的NHK是公营媒体，共同社是什么体制?
　　答：它是由地方的小媒体共同投资的。时事社是股份制企业，共同社不是企业，我们有公益法人，但不允许追求利益。NHK主要靠老百姓的钱，我们主要靠报社的钱，有十多个小报社按规模给我们钱，大报纸每年付几亿元，小报纸付几千万元，所以，我们不追求利益，不是公司，而是社团法人，比企业的公益性更强，企业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个是最大的区别。
　　问：您本人会在中国再工作多久？
　　答：不知道，我们一般工作的周期是3年，我去年来的，还有两年多。
　　我有个小疑问，从一个日本记者的角度看，中国媒体报道媒体自己的新闻会比较多，比如北京青年报，记者跟踪人大代表进行采访，媒体为什么要报道？在我们看来，会比较奇怪。还有刊登媒体记者在拍照或采访的照片，在日本，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日本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看不懂，中国媒体刊登记者提问的照片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看来，这不是新闻。对我们来说，这个“制造”了民主的气氛。还有，很多记者在现场拍自己的纪念照片，可能对他们来说机会很少、留作纪念，比如采访两会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前照相，我们媒体是不这样做的。对我们来说会羞于去做，因为可能会损害专业精神。作为一个旅游者可以，但对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感觉有些不专业。
　　问：说到记者的伦理，您知道中国新闻界的有偿新闻现象吗？
　　答：知道，这个和我们是绝对不同的。在中国参加新闻发布会，经常有红包，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政府组织的发布会没有，但其他发布会有时候有，我们都是还给他们的。最近，他们也知道外国媒体不接受，就把中国媒体记者和外国媒体拿的资料袋子分开，有时候拿错了中国记者的袋子，我们就会还回去。
　　问：如果在你们共同社发生这种情况，会遭受处分吗？
　　答：在日本国内的话，一定是有规定的。如果知道的话，就有处理。最坏的可能就是开除。日本以前也有收礼物的新闻，比如经济记者，采访电子企业就会得到一个电器，现在小的东西也有，大的没有，接待方面也有标准。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