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深度报道精英访谈之十五

　　主持人：张志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
　　嘉  宾：叶鹏飞　联合早报北京首席特派员

　　【观点摘要】
　　从人身自由的角度来讲，中国大陆是比新加坡还要宽的，没有很多限制。
　　如果你凡事都牵扯到体制，那出错的机会也会比较大。
　　我觉得，记者的天职、第一要义就是先把真相呈现出来——很多人甚至都达不到这个要求。

　　新闻无可避免地要受价值体系影响

　　问：中国对于新加坡来说，跟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答：对新加坡来讲，因为联合早报是一份中文媒体，是新加坡最大的华文报纸。我们的读者大概有75万左右——不算早报网，这些新加坡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包括新移民，就是指近一二十年移民到新加坡的，他们对中国当然更有感情。所以，这部分读者对中国新闻的需求是很大的，对中国的发展也很关心。还有就是中国的崛起，使得新加坡商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过去比较关注的是文教界），所以，对中国新闻的需求就会加大。
　　问：你来大陆后对这里有什么感觉？跟来之前的印象有差异么？
　　答：我来到中国大陆之后，反而觉得，从人身自由的角度来讲，中国大陆可能是比新加坡还要宽的，没有很多限制。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只要不涉及政治，在日常生活方面，其实在大陆是比在新加坡活得舒服自在。比如，在新加坡，在咖啡厅就不能抽烟，有空调的地方就不能抽烟。你不能咀嚼口香糖，因为买不到，被限制了……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对一个人来讲，你有很多无形的束缚，久而久之，在这种体制下生活得久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想：这种事情可不可以做。但在大陆就没有这种限制，你可以说是没有法制观念或者可以用什么负面的评语，但是无论如何，它的空间是很大的。
　　问：你对大陆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等方面，最基本的评价是什么？
　　答：如果要简单地说，我持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整体上，这个社会是在进步当中，是在朝向一个更加重视法制、更加开明的方向走。虽然走的过程中并不是那么顺利，但它是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长期的体制所累积下来的各种问题，在这个开放和行进的过程中，难免会暴露出来，甚至出现很多荒谬、不可理喻的现象。你如果没有从这个历史的视角去观察它，光看着一段的话，就会感觉不可思议，很荒谬，有很多违反常识的东西出现，但如果你愿意以一种同情理解的心态去看待它，然后设法去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会得出一个比较乐观的结果。
问：你说要用“同情理解的心态”去看待中国，这种心态在境外媒体的记者中普遍吗？
　　答：不好说。你不能说美国记者都没有这种心态，或者说，美国记者都带着某种偏见去看中国——每个人都会有偏见，包括我也有，比如说对于某些事情、某些价值体系，你的信仰，你所造成的偏见，每个人都会有。根据你的价值体系，无论你如何客观地去看事情，你肯定会受价值体系的影响，那个判断肯定是来自于你的教养过程的。
　　问：你的新闻价值理念是从哪里来的，受过专门的新闻教育吗？
　　答：我没有接受正统的新闻教育，不是新闻系毕业的，大学是学历史的。应该说，我的新闻价值体系是倾向于西方的、主流的，很难避免受他们的影响，就是说，至少你要呈现事实，当然对呈现事实这个要求本身就有很多争议。媒体的职责除了要呈现真相之外，还要对社会的不公不义、对权力进行监督等。我个人还是受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影响较大的。
　　问：如果这个价值体系是相似的话，在选择处理新闻的时候，你跟他们应该也比较相似？
　　答：对呀，某些题材，比如人权问题，我们也会经常注意的。如果所谓的异议分子通过和平手段去向当局表达不同的声音，为什么还要用这么强力的镇压手段呢？甚至有些时候不按照法律程序去处理，这就非常令人不解。跟官方宣传说要“法制”、要“依法治国”的口号不一样，这时候，作为记者你就要去质疑。
　　问：你认为，中国老百姓对新加坡的认识和新加坡老百姓对中国的认识，哪一个更加真实准确？
　　答：我觉得，中国人对新加坡的误解大过新加坡对中国的误解。
　　问：如果说有误解，误解在什么地方？比如，一些中国人会认为，新加坡是一个非常人治的国家，迄今保留着鞭刑，这是家长制的管理，但经济方面新加坡又高度市场化。
　　答：你对新加坡的理解比较符合真实情况。我所谓的误解是，大家觉得她是很有秩序、很干净的，而且高薪养廉，这是很表面的、印象式的理解。不能说中国人对新加坡的认知不真实，可能就是片面吧。因为一个小国与一个大国对比，小国自然会关注大国，相比而言，大国没有什么必要关注小国。
　　问：作为驻外记者，在中国做报道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的使命是如实记录中国发生的事情，还是也要向新加坡人去阐述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答：我不敢把自己的标准设得太高，因为首先要对自己的能力和报社给的资源有一个比较理性的估计。比较幸运的是，我刚好在这个时候来中国采访，我觉得，我是在记录历史。我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只是一种感觉，感觉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阶段。中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可同时，也有很多看得到、看不到的危机和隐患，这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中间可能出现危机变动。对做新闻的人来讲，在这里是有很多机会的。无论中国的发展朝什么方向走，这里肯定会有很多新闻可以做。
　　问：如果有些中国人在新加坡短暂居住，也看联合早报，看了三个月之后也许会说：经常读叶先生的报道，你怎么总说我们大陆的坏话呢？
　　答：哈哈，我们也不是报忧不报喜。
　　问：新闻学理论中讲“宏观真实”和“微观真实”的差别，你对每一个事情的报道做到了具体的真实，但把你的报道联系起来看，对中国形成的整体印象未必是真实的。
　　答：对，但受众不是只看我一个人的报道，必须也要宏观来看。我的报道只占一小部分，他如果看整个联合早报关于中国的报道，应该看到全面的报道。联合早报会有官方记者会、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正面消息，也会有我们记者自己观察的不是那么正面的消息，它是一个综合体。
　　问：官方的消息你们是派谁去参加的？
　　答：我自己也会去啊。国务院新闻办办得很勤嘛，新闻发布会几乎一个礼拜有两三场，开始的时候我尽量做到每场都去，后来因为量太大了，我们就选择性地去。
　　问：不少我们访谈过的西方记者认为，从官方的发布会根本得不到任何真相。
　　答：这是从他们的新闻训练得出来的，你不能说他们这个观察是错的。确实，如果官员跟记者的互动是一种对话的话，这个对话本身就要把真相尽量全面地呈现出来，中国官员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按照西方的标准是不合格的。任何政府官员都希望发布正面的消息，但你不能掩盖回避扭曲负面的信息。这个跟体制有关系，你如果要同情地去理解，那个发言人可能本身并没有得到授权去公布负面消息，你如果要按照主流的新闻标准来要求，那他确实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客观地来讲，确实达不到标准，有些问题避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没办法给你正面回应。
　　问：在这种新闻发布会上，很多老外记者认为能够被点到提问的记者都是内定的。你觉得呢？
　　答：有些场合确实是内定的，是“排排坐吃果果”。例如三大通讯社，每年轮流都有人被内定，你先要同意一这套游戏规则，才能有机会被点名提问：要先把你的提问稿交给主管部门，他们审核之后同意回答你的问题，才有可能被点到，这个肯定是内定的。
我第一次参加两会记者会就很震惊，前面的三排都不是给记者坐的，都被各部的新闻发言人占满了。除了那些被点名、事先被安排好的记者能够坐在前三排之外，其他的记者都坐在后面。
　　但我估计，也可能会有一两个问题是由发言人随机点的。可能有几个分区，外国通讯社、几大西方报纸，然后东南亚记者，香港可能有一个问题，台湾可能有一个问题。有时候，有些官员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问题会花大部分时间去交代背景，很多西方记者过来说，为什么我没有被点到？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外交部新闻司的电话是救命稻草

　　问：我看到你有很多有意思的文章，大概都是给专栏写的评论，比如《自古皆有死》、《政令不出中南海》等，这些文章都是专栏文章吧？
　　答：对，是专栏文章，我们有一个专栏叫做《中国早点》，你想评论就可以写够600字，放在那个栏目里面。如今扩充了一倍，就变成1200字比较正式的评论。同时，有一个排班制度，每天有一个固定的人去写，我是排在星期一见报的，所以星期天就不能休息，每个星期都要写一篇，你的稿子一定要见报，不能开天窗。所以，这个压力会相对大一些。
　　问：看你的评论和报道，你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我想知道，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把握中国现实的？
答：有一个很主要的办法就是，踩在学者的肩膀去看中国吧。我们跟学者有很多打交道的机会。一般会去北大或人大这样的学府，找各方面的学者专家，通过跟他们的交谈，获取一些比较框架性的思想架构。另外，也会跟同行，尤其北京的同行交流，中国的记者中也有很多高手，对特定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然后，再通过自己的采访、平时的观察，网上也有很多资料和评论，可以帮我们搞清楚一些观念或概念上的问题。此外，就是看书，我喜欢看英美的著作，看他们怎么评论中国。
　　问：中国的记者中，谁是你经常会找的对象？
　　答：卢跃刚。他对中国有非常独到的观点，做了很多一线的调研，而且又有很大的阅读量、很多历史知识。他确实是出类拔萃的。有时候，我跟大陆记者交流，不一定观念上有什么新收获，而是他们的观察或者遇到的问题，给我们一些启发或者触动，让我们去关心那方面的问题。
　　比如两年前，我跟某家报纸的一位同行聊，他说抗战70周年他去卢沟桥抗日纪念馆采访的时候，本来都已经布置好了，上面又指示启动一个展厅，放入大量国民党抗战的内容。这个现象就很有趣，然后我就上网去挖一些相关资料。当时，我在台北，就拿这个新闻来做两岸的文章。
　　问：你过去做过的报道中，比较有意思的或个人比较满意的是哪几篇？
　　答：有一篇有比较好的反馈，是写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的，得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颁的一个奖。
　　问：有些外国记者在报道中总试图把具体事件跟中国的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跟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等联系在一起。你认同这种做法吗？
　　答：这也是我希望做到的，但我觉得自己眼高手低，还没办法从一个具体的实证事例引向体制，这需要很高超的功夫，取决于你对中国的观察和了解，而且这个肯定有误导性的：你凭什么从一个实证事例来说明这么大的现象，这个实证事例有代表性吗？
　　问：你觉得这是不是相当一部分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典型逻辑？总是倾向于把很多问题最后归结于体制？
　　答：有的，很多的。我也觉得，确实有很多问题是老旧的全能体制的残余面，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它会有荒谬性，会造成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如果能抓住一个很本质的案例，确实可以做这方面的文章，但如果你凡事都牵扯到体制，那出错的几率也会比较大。
　　问：在采访中是不是会受到阻挠？
　　答：对，被阻挠。地方官员毕竟还有这个常识，请你吃一顿6个小时的午餐。所以，我们给同行的建议是，去地方采访的时候，手机里面要有外交部新闻司的电话，它是你救命的稻草。你打电话到新闻司去，让外交部新闻司再给当地外办一项指示，通过当地外办去协调。

　　我不觉得解读事实是记者的责任

　　问：在新闻监管方面，新加坡是什么情况？
　　答：新加坡的新闻监管是一种高明的控制术，很复杂。政府不敢公然地说，媒体是政府的喉舌、宣传工具，但试图使媒体成为政府的伙伴，协助政府向民众解释政策，媒体需要负责做这方面的事情，有这方面的社会意义，它试图把媒体塑造成这样的一种角色。
它主要是通过市场的手段。把所有报纸都集中在一家控股公司之下，这是一家百分之百的上市公司，政府对它有市场因素的制约：你报纸是要挣钱的，给了你这个垄断地位，你也要有社会责任。
　　问：我觉得，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多元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新闻专业本应该遵循的客观、全面、公平等报道范式。
　　答：你去理解一个未知的东西，肯定要通过已有经验，慢慢去比较。这个了解不是一个空白的了解，必然是有切入点的，受你的教养、教育、成长经验等的影响，这是很必然的
　　问：所以，我们也很难苛求记者的报道能够考虑“宏观真实”的问题。他们说，我只在乎事实，至于你们看了报道之后是不是得到全面了解，那不关我的事，我也没有这种责任。
　　答：对呀，那就是你怎么看待专业本身了。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没错，记者不是一个社会评论家，或者一个导师，没有导引社会舆论或者是匡正错误观念的社会天职。我觉得,记者的天职、第一要义就是先把真相呈现出来——很多人甚至都达不到这个要求。你不能捕风捉影，你必须先把事实确定下来，至于怎么解读，我不觉得是记者的责任。
　　当然，记者在选择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价值判断在里面了。比如你从土里挖出来一个器皿，是喝汤用的还是尿壶，你怎么去解读它，这本身涉及太多因素。但至少你得把它从土里完好地挖出来，这一步先要做到，不能把它打碎了，打碎之后就更难去解读它的意义了。
问：欧洲新闻业的做法跟美国人有点不同，他们更宽容记者在报道中进行解释。
　　答：欧洲的那种做法是因为，记者不把自己隐身起来，把“我”放到报道之中，能够让读者清楚地知道是通过记者的眼睛看东西，而不是通过上帝的视角来看。所以，你不会把新闻当作完全的真实，而会把它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观察、报道一些活生生的事情。
　　中国有没有自己的一套新闻价值观，我不知道。在跟官员聊天的时候，“国情论”一直被他们当作方便的理由——“中国国情不一样”，还有“稳定压倒一切”， 中国报纸向来就是宣传正面的东西。我后来想想，这只说对了一半，官员说的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共产党作为在野党的时候，争取新闻自由，强调对政府的监督；1949年之后，共产党执政，在这里完成了一个转化：把一个党派的新闻思想变成了一个国家治理的新闻思想。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