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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所有当事人说话的机会

2008-12-31 16: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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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度报道精英访谈之十六

  主持人:张志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
  嘉  宾:储百亮(Chris Buckley) 路透社北京分社资深记者

  【观点摘要】

  ●我在做报道的时候,不是给政府,而是给所有当事人说话的机会。
  ●采访过程中要得到一个完整的、客观的认识,你才能写新闻。
  ●“妖魔化”的作用,不是媒体本身可以产生的,还是政府、政治家在操作。
  ●所有人感兴趣的故事都是关于人的故事。如果我能通过一个地方的一个人的故事,把一个大的情况,或者一个大的问题讲清楚,把它的性质、复杂性讲得清楚,我就满意了。

  如果故事讲不好,谁听谁看呢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我们先从您做报道的经验谈起吧。您1990年就到中国来留学,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对这个国家比较了解。如果是初来乍到的外国记者,应该通过何种方式对中国形成比较准确的判断和理解?
  储百亮(以下简称“储”):第一就是多跟人说话,跟各界的人说话。你想了解的很多问题,恐怕只有中国人才有资格回答,多和中国人探讨这些问题;第二,看书,看中国媒体,都会有帮助。
  张:中国媒体比较多元化,应该如何选择和搭配?有些外国记者告诉我们,他们引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消息时,是带着质疑心态的,只是在采访不到官员时把它作为一种官方态度而已。如果您要在报道中援引这些媒体的消息,会如何处理和把握?
储:大体来讲应该如此,新华社、人民日报当然是官方认可的、最信任的媒体。在一些重大的政策的问题上,他们的表达或解释,应该是比较贴近政府立场的。当然,也有其他媒体,可能会做一些深入的报道,比如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或者环保、法制建设、农村发展等方方面面。
  张:在您现在做的报道中,大致有多少比例的消息源是通过中国媒体获得的?
  储:很难判断,如果算上国内新闻的话,应该有一半是从中国媒体上得到的,另外是从朋友、接待员、采访中得到的,也有的是从学者或者NGO组织那里得到的。 
  张:许多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习惯于不断指向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比如经常提到“毛时代”、“邓时代”或“一党专政”等。不知道您有这种印象吗?
  储:可能有一些报道是过于简单的,但中国本来就是一党制国家,这是最基本的事实,无可否认的,当然和很多问题是直接相关的。你要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要他们多了解中国,这是最基本的事实之一。有些报道是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当然,很多问题跟一党制的政治制度有直接关系。
  张:在您的报道中,判断一个事情做或不做的标准是什么?
  储:最具体的标准,就是有没有时间。中国新闻这么多,你当然要选择。有时候是想做也没有时间。其实,并没有很科学、很重要的标准,看自己对什么感兴趣了,重要性、新鲜性等都要考虑。很多时候,主要是根据个人的判断,当然也要跟路透社编辑商议好了。但是,很多问题,你选择做、具体怎么做,都是要自己做主的。
  张:会不会有这样的矛盾:总部给派的任务,您不想去做,根据您对中国的了解这已经不是新话题,但总部的编辑还是希望你去?
  储:有时候会有的,不是经常发生。同样的话题,你也可以找新的角度来写。如果读者对某个现象感兴趣,作为记者,你也不能完全不理他们。如果你觉得过去的报道是不完整的、有误解的,还要想办法补偿。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太绝对。我们很多外国记者,确实不是很了解中国。
  张:你们在做重大新闻的时候,如何做出特色,以便在各通讯社的竞争中保持优势?
  储:这很难回答,当然要做最好的,主要是准确、客观、好看。说白了,就是讲故事。如果故事讲得不好,谁听谁看呢?
  张:说到讲故事,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华尔街日报的特稿文体。您在路透社运用的“讲故事”的文本策略有什么特点?
  储:当然不是所有的文章都可以像那样写很长,以故事的方式来写。好看的意思就是语句好看,容易读懂。结构上,倒金字塔模式已经过时,通讯社要求写快。写快的过程中,第一遍不是那么好看,但可以改的。我觉得和报纸的风格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张:能具体给我们介绍一点经验吗?比如新闻事实和背景资料如何有机结合等。
  储:不同的体裁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很复杂的财经问题,肯定要多加一些背景的,把一些经济政策讲得清楚些。

  我是心里有数了才去写的

  张:新闻实践往往面临各种压力,您在对华报道中有没有自我审查的情况?
  储:没有。
  张:在您看来,是不是只有事情值不值得报道之分,没有敏感不敏感之分?
  储:当然有敏感和不敏感之分,但并不意味着你不去做了。我从来没有觉得有自我审查,如果我觉得有,就已经离开这个国家了。我没有这种压力,我会如实写一些敏感问题。有一点,你可能不是完全了解:记者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我不写了,肯定也有别人去写。不写就是漏点了,这个不是我自己能做主的,不是我不写了就没有新闻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张:对于那些敏感的东西,你会以一种什么方式来写,或者是否有一些处理技巧?
  储:我想这是中国记者面临的问题,境外的记者应该不存在。我没有处理办法,只是说有敏感和不敏感的,但都要写的。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我认识的中国官员最关心的,不是你要写,而是写的时候给不给他公平的机会来表达政府的态度。我在做报道的时候,不是给政府,而是给所有当事人说话的机会。
  张:很多外国记者抱怨,很难从政府那里得到足够的信息或及时的声音。您有什么办法?
  储:我没有办法,也没办法替政府说话。有些问题,用匿名也没有用的。还有个办法就是同一个事情或同一种现象,把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广泛说法和评价援引过来。
  张:您是不是也认为,政府在针对事件提供消息和发出声音方面比较迟钝?
  储:确实很迟钝,说的话都是很笼统的表态,没有具体的内容,包括在一些重要的外交事件上。时间长了,只会对中国政府不利。
  张:您是研究中共党史的,比较了解历史,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会比较深入、准确。我注意到你有篇报道叫《“绿色奥运”的背后》,写的是中国北方的水荒之困。
  储:南水北调不让碰啊。说到“南水北调”,这不是一个农民,而是一个省(河北省)、几千万人的事情,他们的利益没有北京大吗?这个应该由中国公民来判断。这水该属于谁?应该属于北京吗?两会期间,有很多河北来的代表提了同样的问题,就  是:我们为什么要给北京水,我们也很缺水。
  张:您的这个线索从哪里来的?从两会上吗?
  储:我对南水北调感兴趣好几年了,相关新闻我都比较关注。前几年,中国政府宣布,北京的水是从河北调过来的,我觉得太奇怪了:北方也是缺水很严重的,尤其河北省,干嘛还要用河北的水呢?但是,你去采访当地老百姓,愤慨的也有,但大部分很无奈:奥运会应该支持,把我们的水调走了,我们也没办法的。
  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也许为了规避风险,中国记者做这个报道时会援引一个消息来源,“我们全力支持北京奥运,牺牲我们也是支持北京的实际行动”。
  储:是这么说的。你看河北省政府,说的话还是很有讲究的。他们说,这个工程2008年4月底会具备供水条件。具备供水条件,不一定要给你供水。
  张:我想知道,您写的这篇文章,北京奥组委有没有看到?
  储:他们没有吱声。奥组委新闻官员跟我们没有任何沟通。
  张:给我们讲一两个比较符合您标准的好文章吧。
  储:关于南水北调的那篇还行,但不是完全满意,这个问题还要继续写的。还有去年年底写的一篇关于三峡水库的也还可以吧。
  我对三峡水库感兴趣,开始于2007年9月25日有关部门开的关于三峡环保的会。那些官员说问题很严重,也可能是地质灾害的问题,后来新华社都报道了。
  我就想了解,他们为什么把话说那么重。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其他西方媒体也做了关于三峡问题的报道。去年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了一个发布会,说西方媒体炒作。我不以为然,我们的报道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有些媒体也有错误,但有什么误解你可以说,凭什么说我们炒作?
  我写这篇文章,当然也不是超范围去写,我搜集很多资料,去书店搜集相关的书、相关的文章,有把握之后才写的。我文章里面科学的话虽然不多,但也采访了六七个科学家。而且,我也去了三峡,在那儿呆了一星期。我是心里有数了才去写的。

  中国怎么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

  张:如果按照所谓的正负面来区分的话,我们看到您的不少报道以“负面新闻”为主。为什么?
  储:我觉得这不是正面、负面的问题。新闻都是关于变化的:社会在变化,人在变化,中国在变化,在变化过程中会有调整。所以,我不是写正面或负面的,而是写中国人是怎么看这些调整的,中国政府是怎么看这些调整的,有关部门要怎么解决这些调整,他们的解决方式是不是有效。当然,你写新闻也要讲故事,需要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立场,你才有故事,大家才会感兴趣。
  张:您认为,新闻必须包含不同性质的消息源,其中的冲突也是必然的?
  储:你现在肯定有误解。我写的很多新闻,有关部门是很满意的,尤其关于中国外交的报道。我感觉,这个题材我是还是比较有把握、比较客观的。我不会去瞎说中国政治如何如何,完全了解以后才去写,不会做渲染性的报道。
  张:您对上世纪90年代很流行的那个词“妖魔化”,怎么看?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公众甚至多数公众依然认为,外国媒体还在“妖魔化”中国。
  储:老百姓是不是真的这么想,我觉得也是个问题,他们会有一些整体印象,但从哪里得出来的呢?他们直接看国外新闻吗?很少的。他们主要是通过国内媒体的报道吧。
  在一些大的外交问题上,会存在意识形态的不同看法。比如说中国崛起、中日关系、中美关系。我想“妖魔化”的作用,不是媒体本身可以产生的,还是政府、政治家在操作。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恐怕中国政府当初处理时,有一些做得不足,他们说有些报道挺过分,也有一些道理。但大体上,我觉得没有有意识地去做。
  张:我们查了一些资料,想跟您确认。您在采访一个“监狱”事件时,好像发生了器材被抢夺、采访被阻挠的情况。
  储:那是去年9月份,就是先挨打,后来被拘留两三个小时。在北京丰台区,有个小监狱,把上访的人关起来。 最后,我报道了,但没有翻译成中文。
  张:据说您遭到了十几个人的毒打?
  储:当时有十几个人在场,能打的就打了(笑)。我自己没事,就是被打了两次,拘留了两个小时出来了。我去报警了,他们怎么处理,我也没去管。工作忙就不了了之了。我挨打疼了好几天,但不是那么严重。
但那些访民呢?我走了后,谁去关心他们?他们受到的虐待比我严重得多。
  张:文章发表后,有什么改变吗?
  储:没有改变,他们还在做。说明利益集团不是那么容易动摇的,而且现在地方政府势力很大。
  张:有种讲法,叫“政令不出中南海”,上下之间并非绝对的命令和服从关系。您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等,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储:比如中央要求各省不能随便限电,说要为那些经过整顿的小煤矿恢复生产,前提当然是保证安全生产。但小煤矿的压力是很大的,中央政府你又要我们不限电,又要我多产煤,还要保证安全,你说不限电就是跟山西要资源,但每个星期出多少煤是固定的。所以,问题又出来了,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又头疼了。
  张:我们跟不少外国记者打交道,能对中国这种复杂政治生态有准确把握的并不多。今天跟您交流,发现您是意志很坚定、想法不容易改变的人。另外,对普通公众尤其弱势群体有一种天然的怜悯之心。我想知道,这种悲悯之心来自哪里?
  储:不是同情。有时候,那些上访的人老打电话,我也很痛苦。但我们要帮助国外读者比较完整地、客观地了解中国。所有人感兴趣的故事都是关于人的故事。如果我能通过一个地方的一个人的故事,把一个大的情况,或者一个大的问题讲清楚,把它的性质、复杂性讲清楚,我就满意了。有时候,也可以说是同情,但我不是为了同情而去写这样的东西。
  张:您经常提到下基层、去农村,您在和中国同行交流的时候,觉得他们中真正重视农村问题、具有农村意识的多不多?
  储:少吧。在我看来:第一,去农村采访是很有趣的,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们做三峡报道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他们的村庄很漂亮,也愿意在那儿多呆几天。第二,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多少个亿的农民,将来中国怎么变,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张: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能使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更均衡、更全面?
  储:本身要多努力吧。语言还是最大的障碍。我们不是很容易跟中国人打交道,对中国媒体的报道也没有完整的了解,或者了解得比较窄。如果能把中国最近比较好的报道译成英文或其他外文,可能会有帮助。很多问题还是国内媒体先写,而不是国外的,尤其环保方面的报道。

  (本文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国际关系B701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11项目”第三期“中国走出去战略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

  来源:青年记者2008年1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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