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主持人：赵  金
　　嘉  宾：戴骁军  山西“封口费”事件图片拍摄、公开者
        　　张  国  《中国青年报》记者，山西“封口费”事件报道者之一
        　　周  泽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北京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金：“封口费”，无论是对于新闻从业者，还是对于社会上的普通人，都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从山西繁峙矿难之后，这个词就牢牢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对于新闻人，它意味着耻辱。“假记者”，也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近年来它在报章出现的频率几乎要超过“记者”这个词。山西“封口费”事件，“假记者”和“封口费”一同出现，新闻界所能承受之辱之痛，究竟还有没有底线？
　　戴骁军:“真记者”没有报出来，我报出来了，这是唯一的事实
　　赵金：戴老师，首先就您对“封口费”一事所做的记录和揭露向您表示敬意。您之前知道“封口费”的事情吗？
　　戴骁军:知道，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
　　赵金：为什么决定去报道封口费事件？
　　戴骁军:就是想用图片展示相关人不可见人的一幕。
　　赵金：去报道前是怎样策划行动的？有没有想过怎样使用这些新闻素材？
　　戴骁军:也没有什么大的计划，就是想用相机记录事实，而不是用文字来表达。因为我一直在搞摄影，比较喜欢用相机去记录和报道。
　　赵金：《西部时报》记者站知道您去采访此事吗？
　　戴骁军:记者站不知道。
　　赵金：拍完照片后，是否和《西部时报》编辑部或其他媒体联系过发稿？
　　戴骁军:没有和报社联络，他们并不知道。因为这是我的个人行为，任何公民都有监督权和揭发权。我选择的发布方式也是在网上贴出来，这是任何一个网友都可以做到的。
　　赵金：对于《西部时报》否认您的记者身份，您怎么看？
　　戴骁军:我到《西部时报》山西记者站工作3年了，当时是记者站在招聘人，我考上之后，还接受了报社的培训。现在报社否认我的身份，有些网友也质疑我的身份，认为我本身就是“假记者”，主要是因为我没有新闻出版总署发的记者证，报社的人员名单上没有我。为什么会这样？在新闻圈里的朋友恐怕都不难理解。现在没有这个记者证，但是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恐怕不只我一人。相反，有些报社聘用的专搞经营的人，为了“工作方便”，却常常可以拿到记者证，“名正言顺”地进行一些不法的活动。甚至有些媒体为了经营收入，办各种承包性的专刊、周刊、设记者站，如果承包人能每年交纳一定数额的费用，就可以代为办理记者证。在这种情况下，单凭记者证判断我的身份，我并不同意。
　　对于我是否是记者，我周围工作、生活中的同事和朋友可以判断，别人的猜测我无须理会。至于报社是否承认我，现在我不抱什么希望，也觉得无所谓了，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一件事就可以了。
　　赵金：报社在发表声明否认您的身份之前有没有和您做过交流？他们对您的这个行为是什么态度？
　　戴骁军:没有任何交流，我也是看到声明后才知道的。事情发生后，北京有家媒体约我去做一个节目，我就到报社去过一次。报社认为我是做了一件好事，但是对我要求确认身份的事表示正在调查研究。报社这样做，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拍的照片的名单上，有一个自称是《西部时报》的赵姓记者的名字吧，现在报社也没有明确答复他是否是报社的人。
　　赵金：有一个问题，可能冒犯您，但我还是想问一下。您在西部时报的待遇怎样？有网友质疑您是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封口费才曝光照片的，您对此能否发表一下意见？
　　戴骁军:《西部时报》每个月给我底薪，但是不高，事情发生后，这些钱也没有了。因为在记者站，平时也没有多少工作量，收入总的说来并不多。我喜欢摄影，“非典”之前我开过一个摄影工作室，“非典”期间关掉了。除了报社的工作，我平时借朋友的影棚搞些创作，揽点活儿，能有些收入。我最近还在想，下一步在报社真的做不下去了，就重操旧业。
　　对于网友的议论，我想说两点：一，我去拍照时是矿难发生后的第五天，现场我看到的就有100多人，之前有多少我不知道。这些人里，就我一个人会有那么大的胃口吗？就我一个人想到要敲诈吗？二，照片拍好后，我第二天整理好，第三天就发到网上了，这恐怕不能给我敲诈、交易的时间。事实证明，去的人里面有“真记者”，“真记者”没有报出来，我报出来了，我想，这是唯一的事实。
　　赵金：这件事情整个过程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戴骁军:感觉不会再有人像我去犯傻了，现实是残酷的。来自匿名电话和匿名信息的威胁不算，现在直接面临下岗后找工作的问题。我想，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我会考虑是否还再干。
　　今年的记者节让我很难忘。那天妻子和儿子以他们的方式第一次给我过了节，还接到很多省外媒体的电话问候和短信祝福，祝我“记者节快乐”，让我很感动。但是说实话，心里还是有抹不去的一些凄凉和孤独。
　　赵金：相信支持您的朋友们会给您走下去的力量，希望您的明天会温暖起来。

　　张国：新闻的生态环境一定出了问题，才会有食腐群体混迹其中

　　赵金：张老师,您好!《中国青年报》是我们新闻界的一面旗帜，中国青年报人也是一个杰出的记者群体。在繁峙矿难中，中青报的记者选择了拒绝金元宝揭露矿难真相，今天又是你们勇敢地再次触及“封口费”现象。关于这个报道，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
　　2007年1月16日，南方新闻网刊登的《报社记者在大同煤矿被打死 当地否认其记者身份》一文，是大家目前已耳熟能详的一个恶性事件。此次“封口费”事件中，《西部时报》也否认戴骁军“本报记者”的身份。在《中国青年报》的首篇报道中，曾说“9月25日晚，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之前戴骁军在网上公布照片时并没有公开自己的这个身份。贵报采访前和采访中是否对这个身份进行了确认？
　　张国：我的同事吴湘韩和李剑平是辗转通过很多渠道、花费很多时间，才联系到知情人戴骁军的。戴骁军在网上公布了部分图片，但找到他本人很困难。后来，李剑平通过山西一家报社的朋友，获悉戴骁军的联系方式。我们被告知，戴骁军是《西部时报》记者，采访也是在这家报社驻山西记者站办公室完成的，他拥有这间办公室的钥匙。发稿之前，通过互联网检索戴骁军的作品，发现了《西部时报》发表的署名“本报记者戴骁军”的新闻报道。由此，可以判断他与该报社的工作关系。山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处的干部也认识戴骁军，因为戴在西部时报社驻山西记者站任职。
　　赵金：媒体有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也有自我监督的义务。《中国青年报》关于“封口费”的报道把监督的矛头指向了新闻界，关于此事的报道有没有因为这点不同而得到报社的特别关注？
　　张国：“封口费”一题是《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的众多选题之一，称不上得到报社的“特别关注”。对于任何一个线索，我们看到的第一反应是“真的假的”？因为，追问真相是记者的职责。我个人在采写前后并没想过，这次矛头指向新闻界就有什么不同。看到戴骁军拍摄的照片，我同很多读者一样，也充满疑惑：怎样证明这些照片记录的领取“封口费”的场面？自然而然，就想去核实：第一矿难是否存在，第二矿方是否瞒报，第三是否向记者发放过“封口费”？其次考虑的才是有多少真假记者领取了“封口费”。如果矿难都不存在，那么此事自然是假的。
　　新闻界当前确实存在一些不良现象、害群之马，这使得“记者”的职业形象大受损害。《中国青年报》向来以理性、敢言著称，有“铁肩担道义”的美誉，不会因为这一次涉及到一些同行就投鼠忌器。因此，“特别关注”谈不上，“特别痛心”倒是真的。
　　赵金：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做这个报道有没有压力？最大的收获和遗憾是什么？
　　张国：我是接受报社特别报道部的派遣前往采访写作的，没有感到什么外界压力。
　　之前听说了种种记者挨打被杀的新闻，煤矿又往往是这类事件的多发地带，因此不免心怀忐忑，担心完不成报道任务，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总体而言，采访过程是有惊无险的。
　　我们两位前方记者在采访中随时与后方编辑吴湘韩保持联系，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眼光敏锐的名编辑、名记者，给了及时、到位的指导。
　　有一点小小的遗憾：由于我们10月25日抵达太原采访，26日来到煤矿，事不宜迟又需当日交稿，时间上确实太过紧张，在采访和写作中都存在诸多粗糙之处。没有办法，新闻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第一组稿子27日见报后，反响很大，引起了各界对这一屡禁不绝现象的讨论与反思，有关部门也采取了措施，对一个普通记者而言，没有什么比对这个更感到欣慰了。我们的报道得到了全国新闻界的声援，山西一家报纸的总编辑当面对我说，《中国青年报》的手术刀揭开了新闻界脸上的“脓疮”，大快人心。
　　赵金：对于“假记者”屡禁不绝有何看法？
张国：需要指出的是，新闻的生态环境一定出了问题，才会有食腐群体混迹其中。病症到底出在哪儿？显然板子不能只打在记者身上，也不能只归咎于新闻界自身的问题。
　　我们需要一场什么样的手术？显然一组报道是远远不够的。希望有关部门和整个行业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尽量消灭此类现象的根源。
　　同时也应看到，国外一样存在“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现象，这不是什么“中国特色”。有外国谚语说：“当金钱开始说话，事实就闭上嘴巴。”事实上，比花钱更恶劣的“封口”方式还有很多，被封住口的也不仅仅是记者。多少年来，全球新闻人都在为这一问题困扰。也有许多优秀的中外新闻人站在这些行业败类的对立面，以他们的良知和勇气温暖我们，鼓舞我们，启迪我们。
　　赵金：谢谢！期待看到您更多精彩的报道。

　　周泽：信息采集和传播是任何公民都有的权利

　　赵金：周律师，您好。山西“封口费”事件引起公众的关注，大概有以下几个热点：一是屡禁不止的“封口费”本身，居然有众多真假记者登记排队领取“封口费”；二是关于真假记者是否能用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来作为唯一评判的依据；三是对戴骁军身份的确认，有人说他是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还有人认为他是没有记者证的真记者。
首先看看第一个问题，目前“假记者”如此泛滥，甚至在山西都有“假记者养活真记者”的说法，我们新闻界应该反思哪些问题？
　　周泽：我认为这首先不是新闻界应该反思的问题，而是山西地方政府需要反思的问题。他们需要反思：为什么有那么多事需要“封口”？对于新闻界来说，当然也应该检讨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以记者身份去领取事故责任者的“封口费”？是不是新闻记者搞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已经成为常例了？新闻界如何让社会信任你们会严格地自律，从而更尊重新闻界的自由？
　　赵金：据新闻出版总署报纸期刊出版管理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有80余万名新闻从业人员，而正式拥有新版记者证的人数只有18万余人。也就是说，目前我国还有62万余名新闻从业人员正处于无证状态。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判定“真”“假”记者？
　　周泽：信息采集和传播是任何公民都有的权利。记者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因为公众获取消息的需要，而人们又不可能都亲自去收集信息，于是就衍生出了专门以信息采集和传播为业的记者。我一直主张，判定“真”“假”记者，不应该以是否持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为标准，而应该看其是否从事采集、传递信息的工作。凡是从事信息采集、传递工作的人，都是记者，否则，就不是记者，无论他们是否持有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也无论他是否从属于某个新闻机构。新闻记者根本不需要由新闻出版总署来颁发证件，赋予资格。
　　赵金：此次“封口费”事件中，《西部时报》否认戴骁军“本报记者”的身份，该如何看《西部时报》的声明？
　　周泽：戴骁军即便没有记者证，只要他实际从事的是信息采集、传递工作，就应认定为记者，至于其名义上是通讯员还是记者都不重要。《西部时报》的声明，完全是对“记者”的认识错误。
　　赵金：对于记者收取“封口费”的问题，假记者要验明身份，移交司法机关处理，那真记者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周泽：我认为记者收封口费是纯粹的伦理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媒体记者应该确保自己的报道准确，不隐藏和曲解事实，但收封口费而不报道，实际上就是隐匿应该报道的事实。这种行为有违职业伦理，报社可以根据内部纪律处分，舆论也可以谴责之，但不是法律问题。
　　赵金：收费不报道，隐匿事实，而且有意为之，是否有渎职罪的嫌疑?
　　周泽：渎职是针对负有法定职责的人来说的，记者没有法定职责。像收“封口费”、收红包可能会被一些人误认为是受贿，在形式上确实很相似，但性质完全不一样。贿赂保护的是权力行使的廉洁性，但记者拥有的并不是权力，而是纯粹的权利——采集和传播信息的权利，这是一种公民权利，而不是权力。
　　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记者，都可以拥有媒体，比如目前的个人网站、博客等，有的点击量可能是传统媒体的阅读率难以企及的，其影响力也可能很大，也可能有作恶者、违法者担心被曝光而给他们好处，如果说这也算受贿，就很滑稽了。
　　媒体拥有的只是“权利”，而没有“权力”，权力的基本特征是强制力和支配性，而媒体并不如此。
　　赵金：说到记者权利，我知道您现在正在代理原财经时报记者崔帆起诉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关于对〈财经时报〉社违规问题的处理决定》的案子，您对这件案子有什么看法？
　　周泽：代理这个案件，实际上我们不是在为一个记者维权，而是在为整个新闻界维权，抵制某些有法不依，为所欲为的新闻出版管理行为。
　　我相信法院不会受理这个案件，我们的目的是，让某些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认识到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
　　赵金：谢谢您的观点。祝您工作顺利。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