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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颠覆中国新闻教育想象”的采访

2009-02-24 08: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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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赵  金
  嘉  宾:李梓新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公共事务部主任,美国大选学生报道团带队老师
          华  琪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美国大选学生报道团成员
          郑加良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美国大选学生报道团成员

  赵金:2008年8月至11月,由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8名师生组成的美国大选报道团,在3个月的时间里,向国内外报章发回了大量关于美国大选的第一手报道。
  这是中国首个赴美采访总统大选的高校采访报道团,在国内反响强烈,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在《南方周末》的2008年新闻盘点中,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美国大选跟踪报道活动获得“年度新闻专业贡献”奖,理由是“‘美国大选学生采访行动’颠覆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想象,亦显示了放眼全球的野心”。

  新闻人最好的实践,就是直接上前线

  赵金:李老师,你好!
  我了解到,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一直将实践作为教学主题。美国大选报道团活动之前,已经进行过“非洲之行”、“重走中国西北角”等活动。对于采访美国大选活动本身的操作过程,我充满了好奇。比如,院方是如何确定这个活动的?需要与美国方面进行什么样的衔接?参与的学生是怎样选出的?去之前进行了怎样的准备?
  李梓新:这个活动是在2007年底,由李嘉诚基金会策划的,并交由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来实施。美国总统大选是2008年受全世界瞩目的一件大事,作为新闻人,最好的实践就是直接上前线。基金会和学院就想做这样一件事。因为李嘉诚基金会在美国有固定的联系人,所以在美国方面的后勤工作基本由Policy Impact Communication这家公司来安排。
  学生选拔范围是学院大二以上的学生(包括研究生),自愿报名,需要填报名表,交自己的作品,列上推荐人。再通过面试。
  人员选拔之后,从2008年3月开始,由学院的外教Peter Herford教授进行每周一次的讲座,Peter是美国CBS电视台前副总编,《60分钟》的前制片人,对美国政治了解深厚。在出发前一个月的暑假里,由我带队进行了密集的训练,包括写作、摄像摄影、了解美国政治历史文化知识等。同时还由基金会安排到了香港,接受了李嘉诚先生、李嘉诚基金会董事周凯旋小姐的接见和勉励。
  赵金:三个月的日程是怎么安排的?去之前学生记者们是否有采访计划?
  李梓新:去之前只能安排第一个月的,因为新闻时时在发生,在变化。安排了8月24~28日到丹佛参加民主党全国大会,8月31日~9月4日在明尼苏达参加共和党全国大会。后来又去了芝加哥。剩下的两个多月基本以华盛顿为基地,有任务就出去跑。学生也去了纽约、旧金山、菲尼克斯(麦凯恩故乡)等地。
  赵金:从发回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月中,学生采访报道团的身影出现在美国政要们的各种重要集会中、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有关金融危机的听证会上、金融风暴中的华尔街上。作为他们的带队指导老师,你感到学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李梓新:他们基本成为一个职业的记者,能够有职业感、新闻感,也能在第一时间写出适合在国内媒体发表的文章。同时我们还以多媒体的手段进行了中英双语的报道。另外,他们的性格也更开放、勇敢。
  赵金:采访报道,首先要熟悉所采访报道的领域。美国新闻界强调新闻要写故事,而好故事往往由细节而生。这对于学生报道团来说或许都是不小的问题。你认为学生报道团所做的报道,最大的成功在哪里?不足是什么?
  李梓新:最大的成功就是像上面所说,普通高校的大二大三新闻学生,要能写出在《南方周末》等著名媒体发表的,而且是三四千字以上篇幅的报道,不容易,但他们做到了。不足就是,我们不是正宗的媒体身份,是学生报道团,有时在采访中会碰到一些困难,但我们都克服了。
  赵金:作为一名新闻专业的教师,通过这次活动,你对以后的新闻教学有什么新的想法?对我国的新闻学教育有什么建议?
  李梓新:我觉得新闻还是要和实践相结合,而且要和国际接轨。借用《南方周末》对我们的评奖理由:
  这几乎是每一个新闻系学生的梦想:在全球最热的新闻事件的中心操练新闻实务,把国会山、华尔街当作累积新闻经验的课堂。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美国大选学生采访行动”颠覆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想象,亦显示了放眼全球的野心。……它再次证明,新闻教育只有与实践、与现实关怀相结合,才是唯一出路。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能有此一系列的动作,与融资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创新密不可分,而这可能才是与其他国内新闻教育的根本分野。
我觉得他们已经说得很到位了。
 
  国外的媒体记者十分专业和敬业

  赵金:华琪,你好!
  美国总统大选最集中体现了美国政治价值观和社会参与方式。报道团中的7位同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进行采访,有什么样的困难需要克服,比如心理上的和实际操作技巧上的? 出发前的设想与现实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华琪:在我们报道团的7位同学里,只有郑加良一人曾经有在美国学习生活的经验。在踏上征途之前,我们还是有一些忧虑的,担心在美国出行、饮食是否习惯;是否会在采访的时候遭到歧视:因为我们并非正规的新闻机构,只是一个学生采访团;是否能在那样一个陌生的政治语境里快速适应等。我们并没有和美国人一样从小就接受民主政治常识的教育,关于大选我们的常识和知识与他们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另外也有一些语言上的担心,早就听说美国幅员辽阔,口音各异,怕这方面的交流障碍会给采访带来影响。
  后来到了那里,发现很多担心都是多余的。中国和美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幅员辽阔的国家,机车都靠右行驶,经济上的联系使得中国制造随处可见。在生活上,我们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冲击。在实际操作上,我们在操作某些选题的时候发现计划赶不上变化;去两党代表大会,因为没有媒体专门证件,摄影和摄像必须见缝插针;在华盛顿,因为对美国国会议员不那么熟悉,在采访的时候不容易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听证会上的信息量很大,如何做笔记也是学问。
  出发前容易把困难想得很多,实际上,我们在美国的采访还是挺顺利的,美国人愿意表达,对于媒体记者普遍比较尊重。我们不是美国政治的专家,作为记者,成为某一行的专家应该是最高境界,但我们努力通过阅读报章,和普通民众交流弥补常识。一个惊诧的地方就是美国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到处发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许多城市的机场效率很低,州际公路也不平坦,甚至有些大型城市还没有地铁、轻轨等公共交通系统。
  赵金:采访中肯定与其他国外媒体和记者有不少的接触,他们给你什么印象?
  华琪:感觉国外的媒体记者十分专业和敬业,互助氛围也很好。在奥巴马和麦凯恩拉票现场的媒体台,每一个媒体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事先用笔在地上圈好位置,大家都很自觉地在自己的领地工作。大型活动的现场一般都有专门的媒体席,甚至有专门的媒体发稿办公室,配备无线网络,记者们一般都会当场迅速发稿。我记得在7000亿金融救援计划听证会开始后一个小时,《华盛顿邮报》的文字稿和照片就已经出来了。但在听证会进行期间,还会有新的内容加进文章,结束的时候就比之前要丰富许多。摄影记者也是这样,拍完后现场编辑,立刻将照片传回去,效率很高。
  还有,在美国许多媒体发表的文章的最后,会留下作者的名字和电子邮件地址,我记得采访过一个《哥伦布电讯报》的记者。他曾经写过一篇稿,从俄亥俄的一个小镇看该州的战场州地位的文章。我看到后联系了他。他回答了我们的很多问题,关于俄亥俄的战略地位,美国中西部不同阶层的政治态度等等,十分热情。
  赵金:你本科时读的是法律专业,这次赴美采访是否感觉到专业背景带来的便利?采访中感觉最欠缺的是什么?
  华琪:专业背景给我带来的习惯就是遇到和法律相关的问题,会更敏感,如美国的听证立法制度,美国次贷危机中以住房为中心的相关监管组织和各个利益方等等,会有兴趣多关心一些。另外,政治、经济和法律,许多地方是相通的。在美国如果要真正做好政治、经济报道,除了遵从相应的模式,还应该多了解一些当地法律。
  作为一名记者,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当然最好,快速吸收各方面的知识也是一种必要的能力。我自己感觉采访中缺乏的是面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比如经济议题,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反应,提出有深度有价值的问题,这是需要慢慢修炼的。除了做议题本身的功课,看一看大媒体诸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如何提问,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赵金:据说,有一名报道团的成员已被《印第安纳星报》录用为实习记者。这次采访或许不会决定一生,但对你下一步的学习,甚至职业,会有什么影响?
  华琪:其实在这次美国之行前,我并没有清晰地规划想要做一名记者。这一次的采访经历,其实是对这一职业的试探,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做这一行,能不能做好。结束之后,我发现这是我能够做,也有潜力做好的事情。虽然很难说会对以后的职业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但美国之行结束后,我对经济和政治都比以前更加关注,在报道中体会到了记者的历史使命感,以后也许我会选择做一名媒体工作者。

  新闻实务的训练强度很重要

  赵金:郑加良,你好!
  你是报道团中唯一一个之前去过美国的,2007年曾在美国华盛顿州惠特曼学院作交换生的经历对此次报道有无帮助?
  郑加良:有,帮助很大。第二次去美国,感觉很亲切。2007年在美国作交换生,是以学生的身份融入当地社会。虽未在新闻实务上有过锻炼,但在作交换生的半年里,我提高了自己的语言能力,也通过和当地居民的广泛接触交流,了解了美国的文化。2008年8月再度抵美,我很快就得心应手地适应了。
  赵金:这次采访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郑加良:工作上最大的收获是培养了成为职业记者的自信心。美国大选的三个月实时报道,也是我个人从学生记者向准职业记者转型的三个月。访前研究,联系采访对象,实地采访,采访素材整理,写作……许许多多的工作流程,在实际采访过程中,多被压缩在一天内完成。我很享受新闻“死线”带给我的压力,因为这让我变得更有效率;同时,我也在同编辑的交流中,学到了许多受用不尽的新闻采写经验。这些经历把我型塑成一名准职业记者。对于未来成为一名优秀记者,我很有信心。
  赵金:从一个体验者的角度来讲,你接触到的中美两国的新闻教育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彼此间的差距是什么?
  郑加良:这个问题很大,我不能上升到“中美两国”的高度,不过我愿意谈谈自己的一次经历。我认为新闻实务的训练强度很重要。在纽约采访时我曾经遇见一位年轻记者,他为当地一份小报撰写政治新闻。他告诉我,当晚(当时已深夜11点多)到次日中午前他得完成6篇稿件,这是编辑给他的“死命令”。对此,他耸耸肩,觉得并没有什么,因为他在纽约的学校里念新闻时,老师就是这么训练他的。这也是他从学校毕业后能迅速与工作单位接轨的一个原因。纽约的校园里有很好的新闻环境,有许多新闻可以追踪报道,但反思一下,我们的校园其实也有许多事件可以报道、可以追踪。
  我认为新闻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便应有意识地在新闻业务上提高训练强度。不一定非得去办校园报纸,亦可尝试成为“自由撰稿人”,以独立记者的身份介入校园事件,多采写、多锻炼、多总结,磨砺自己的新闻意识。
  赵金:正像《南方周末》说的那样,“这几乎是每一个新闻系学生的梦想:在全球最热的新闻事件的中心操练新闻实务,把国会山、华尔街当作累积新闻经验的课堂。”这次采访行动被国内其他院校新闻专业学生视为“最牛社会实践的采访经历”。有什么建议和思考与国内的新闻专业的同学们分享?
  郑加良:我非常赞同大一入学前读过的一位美国新闻老师对新闻专业学生的建议:新闻专业学生在大学四年里,应花75%的时间在课外阅读上。比例是否要如此之高暂且不论,不过新闻专业学生应当博览群书,扩大知识面,这点是正确的。我个人认为,新闻史知识不应被轻视,了解新闻界前辈的历史对将来的工作有借鉴意义;社科文等类图书也应多多涉猎。新闻是个很大的概念,有财经新闻、政治新闻、社会新闻、科技新闻、体育新闻等等,学生还应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多多涉猎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才能真正实现“一专多能”。
  其次,多多模仿学习优秀的新闻作品。我认为,美联社与路透社等大通讯社的稿件都是不错的新闻“活教材”。保持对这些稿件的每日阅读习惯有助于刷新对新闻写作的理解。此外,“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新闻专业学生不能满足于阅读文章,还得更进一步“庖丁解牛”地分析优秀作品的“写作门道”。具体说,就是思考作者为何这样架构文章,为何如此开头,如此过渡,如此结尾,为何如此措辞,使用另外一种说法是否更佳等。一步步分析文章,吸收优秀作品的“仙气”,把经验整理成集,转化为自己写作时的经验,这是新闻实务方面快速进步的一条捷径。
  有了新闻理念与知识结构的搭建,再有新闻实务上日积月累的训练,新闻专业学生才能在毕业前使自己有充分的竞争力。
  赵金:谢谢三位。相信这次采访实践会给我国的新闻教育带来新的启示。希望能不断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来源:青年记者2009年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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