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主持人：赵  金
　　嘉  宾：林天宏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
　　陈远忠  深圳晚报图片总监，《汶川·记忆之谷》副主编
　　郭红飞  深圳晚报编委，《汶川·记忆之谷》副主编、主笔

　　白驹过隙，汶川的创痛，已经一年。
　　“每个细节都让我们牵肠挂肚”——正像今年5月6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署名“本刊编辑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眼看着，一年就过去了。对于灾区之外的许多人来说，曾经发生的那场灾难就像一个遥远的背景，它就在那里，不曾被忘记，但也并不真切。”
　　当媒体再次聚集汶川，关注那片逐渐恢复常态的土地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检视一下:我们为汶川留下了什么？我们还能为汶川做点什么？以此，让我们的民族去纪念，或者去忘记。

　　林天宏：让聆听的人，能够面对遥远未知的路途
　　赵金：林老师，您好！去年5月28日您和贺延光老师合作发表的《回家》，至今让很多人难忘。在今年的中国青年报“5·12周年特刊”中，您又重返灾区，写了《〈回家〉之后——路》。谈谈您这两篇文章后面的故事和思考好吗？
　　林天宏：其实，去年汶川大地震后到灾区采访的前几天，我一直觉得很困惑。
　　我与摄影记者贺延光负责震区南线的采访（从都江堰到映秀、汶川）。报社第一时间向前方派出的记者数量是有限的，我必须承担起一个日报记者的功能，每天采访和发稿。
　　艰苦的条件与危险的工作环境倒是其次，关键问题是，我同时也是冰点周刊在前方的唯一一个记者。作为一份以特稿和深度报道见长的周刊，我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寻找一个合适的题材，去做一篇符合冰点定位的稿子。但在那时的采访强度下，显然不可能。
　　与此同时，我也在追问自己的工作的价值。电视与网络24小时不间断地滚动播出海量的信息。报纸的意义何在？
　　与同行的贺延光老师聊起这个问题。这个中国最著名的摄影记者的意思也是——必须找到一个中青报一直在追求的传统，一个好得能够让人铭记在心的故事。
　　在那几天里，冰点的主编杜涌涛也在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让我把日报的任务暂时停下来，去好好地寻找故事。
　　而《回家》这个故事，正是在这样一种焦虑的状态中碰上的。
　　赵金：是什么让您觉得，那会是一个好故事呢？
　　林天宏：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也一直在思考。
　　其实，对那时的我来说，这只是一种直觉。当我看见那个背着儿子遗体的瘦弱的父亲时，就像是被雷击中了一样，大脑空白了很长时间。
　　基于一种常识的判断，作为一个普通人，有这样的感觉，那么，可能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也会有。
　　只不过，这样的直觉，还是在冰点长期的训练后才固化下来的。其实，当天通往映秀镇的山路上，有许多记者都遇见了这个父亲，但没有人会想去回头找他们。有很多摄影记者也拍了他的照片，但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南方周末》的一个朋友给我发短信说，《南方周末》这次的地震报道，没有找到像《回家》这样的故事，是他们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
　　所以，我事后也在想，其实灾区里动人的故事很多，可有多少类似的故事没有被记者发现呢？那么，在震区最为紧张的时刻，我们又发现了什么呢？
　　在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面前，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缺少成熟应对的经验。被面上悲壮的气氛感染，每个记者都在求大求全，想尽可能地了解这场地震的全貌。可是，现在回过头看看许多报道，如果把名字和地点遮掉，有多少稿子是雷同的？又有多少稿子能体现出一家媒体的鲜明特质？
　　赵金：在后来检视媒体关于地震的报道时，某些记者对受灾者伤痛不恰当的采访，被指为缺乏人文关怀。您在采写这两篇稿子时，有没有这样的顾虑，就是，在采访时询问那些细节时，会不会再次唤醒生者的伤痛？
　　林天宏：记者这个职业，其实有它的“原罪”，我从来不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只是，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记者在采访中“去揭人家的伤疤”就不好。
　　大多数正常人，在遇到一些无法排解的事情时，都会有一种倾诉欲，希望有人能够分担。而作为现场的记者，你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倾听者，你是不是一个合适的能够跟他分担心事的人，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回家》中的这对父母，刚遇见我们时，对我们是很冷漠的。即便我们大老远地去找他们，找到了，对待我们的态度也同样冷漠。只是，当你逐渐融入他们的讲述后，会产生一种置换，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感觉——如果我是这个儿子，如果我的父亲是这个父亲，我该怎么办？
　　在采访过程中，这对父母一边说一边哭，我也在哭。回头想想，这种眼泪其实也是一种交流，绝非刻意。但他能感觉得到，这个记者真的是在听他的故事，融入到了他的这种悲伤里头。于是，这样一个合适的倾听者，自然能得到足够多的信息。
　　我始终不认为，在灾难的现场，记者马上就追问遇难者家属种种情况，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尤其在灾难报道中，记者应当寻找一个合适的环境，让采访对象觉得有安全感，为相互间的交流创造一个最好的氛围，各自成为最好的倾诉者和倾听者。
　　其实，这也正是记者理应追求的公认的采访方式——不仅要“用脚采访”，更重要的，是“用心”。
　　赵金：汶川大地震是一场大的灾难，您的故事在这个宏大的视角中，将帮助人们记住什么、理解什么？
　　林天宏：其实，在《回家》见报前，我没有预料到有这么大的反响。毕竟，在一场八九万人的国殇面前，一个如此普通的农民家庭的故事，究竟有多少人会关心？
　　后来我也在想，在这个故事里，究竟有哪些东西能够打动人？
　　首先，最直接的，应该就是父亲背着儿子的遗体，冒着生命危险，走了五十里山路回家的事实。大多数读者都会对这个事实产生置换，而这样的置换，冲击着每个人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那就是——“亲情”。
　　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个农民的家庭，在一座深山里，过着最传统的农耕生活。几千年来，他们的祖辈可能都是这么过来的——有灾难，然后站起来；再碰到灾难，再重新站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坚韧的过程。
　　而最打动我的场景，也是许多读者和我提过的那个最打动他们的场景——这对父母找了一根竹竿和一块红布，把红布绑在竹竿中间，当作下半旗。
　　一个国家八九万人的国殇，和最普通的一个农民家庭的最小的悲伤，在这个竹竿和红布上就这么融合起来了。这是农民最朴素的一种家国的观念，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繁衍生息了几千年，一直走到今天，最为本质的支撑物。
　　所以，这篇文章之所以打动人，并非是写作或者结构的缘故，而是事实本身那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时至今日，我对这对普通的农民夫妻，仍有着越来越深的敬意。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从他们身上汲取的那些坚韧与乐观的力量，足以让我拥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命运的无常。
　　同时，这也是一个特稿记者最为迫切的愿望——写出的所有的故事，都是为了让聆听的人，能够面对遥远未知的路途。

　　陈远忠：用优秀的文本触动历史
　　赵金：陈老师，您好！5月13日，《汶川·记忆之谷》在深圳首发。我了解到，这本画册收录了深圳报业集团四大报摄影记者和深圳武警、特警宣教警官共17人的92幅图片。而且，这本画册是包括您在内的摄影家自费集资出版的。你们当时是怎么想到推出这本画册的？
　　陈远忠：说到这本画册，还得从1996年说起，那年是唐山地震20周年，我到了唐山。当时很强烈的一个感受是，整个中国，没有一个文本足以完整、真实地还原那次数十万人死去的重大灾难。实际上，中国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发生了无以计数的重大灾难性事件，可是却少有真实、完整而且生动地记叙灾难的文本。现在正在放映的电影《南京！南京！》，表现的是南京30万人被日本鬼子屠杀的大事件，可是，那毕竟是电影，是艺术，是再创作，而不是历史本身。我们做这本书，就是想在这方面做一些事情。
　　赵金：这本画册只选择了92幅图片，采用了纪录片式的编排方式，您想用这种独特的编排方式表达什么样的感情和愿望？
　　陈远忠：我是这本画册的图片编辑，画册中的图片都是深圳的摄影师拍摄的。地震发生之后，深圳有大批的摄影师奔赴地震灾区，拍摄了无数的图片，有些图片相当精彩，令人震撼。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我必须从17位摄影师拍摄的总共3万幅图片中选择出100幅左右的图片来。图片筛选总共有6轮。第一次选出了500幅，标准是尽量选择视角比较中性平和的，那些表现救灾的英雄主义的图片全部被我过滤掉了。因为我觉得，多年以后人们记住的，或者想要了解的，不是那些英雄主义的东西，汶川大地震是一次大灾难，而不是英雄事件。我们在以前被灌输了太多英雄主义的东西，每一次大灾难，后人看见的大都不是灾难本身，而是英雄的展示场。
　　第一次筛选以后，我征求了一些摄影师的看法，又做了4次筛选，从500幅到300幅，到200幅，到150幅，到100幅，在印刷厂付印的时候又筛选成最后的92幅。就这92幅图片，要按照某种逻辑编排出来也是件费劲的事情。过去我做过电视纪录片，电视纪录片的特点是后期编辑与剪辑特别困难，特别累人，但是一旦剪辑出一种符合观众视觉心理的片子，故事就会很流畅、很好看。
　　对这92幅图片，我是按照纪录片的剪辑手法来编排的。先是把时间定格在汉旺的那个大钟上，然后是一些没有人物出现的大场景，慢慢进入同样没有人物出现的细节。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会有一种无声的、静默的感觉，那是大灾难发生的前奏。接着读者会看见发生在学校里的一些细节：孩子的手，孩子的尸体，接着故事推向高潮，所有的痛苦与嚎啕全部在很短的瞬间释放，而且主要集中在孩子与家长身上，因为死去的5000多名孩子是整个地震灾难中最让人心痛的群体。接着故事与画面归于平静，时间在不动声色的疼痛中流淌，人的痕迹越来越少，环境越来越多，直到今年，时间又转过了一个循环。可以说，这些图片完整地表现了从地震发生到之后一年，那些死去与活着的人的故事。选择出来的图片不夸张、不渲染，还原了事件的本质真实状态。其中有一张消防人员用一根绳子往下放孩子尸体的图片，是这本画册的标志性图片，甚至可以说，这幅图片浓缩了汶川发生的一切和当时灾区的情绪。
　　赵金：整理画册的过程，应该也是梳理记忆和思想的过程。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陈远忠：汶川大地震是重大灾难性事件。触动了今天13亿人心弦的大事件，必将触动漫长的未来。可是，未来凭什么被触动？靠一个可靠而优秀的文本！我们不愿将《汶川·记忆之谷》做成一本普通的摄影集，而是想让它成为人类的一次重大悲剧的伤痛碎片与尊严故事的载体，它所留下的影像是为人类善于遗忘的本能而准备的。所以，我们努力将人性细节的生动直观与宏大史诗的理性冷静融合在一起。
　　赵金：关于汶川，您认为今后媒体、记者还应做些什么？
　　陈远忠：汶川大地震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灾难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变了，我们和全世界所有的文化工作者已经基本融合，而且有了很顺畅的沟通，所以我们明白了该怎样有意识地去记录一个大灾难。这对于今天的媒体人来说是个伟大的成就。这次大地震中中国人表现得那么富有大爱，我想，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的媒体展现出的责任和人文精神推动了民族的爱心与热情。而这一点，也是媒体人今后应该继续发扬的精神。

　　郭红飞：让人们记得那些关于人性与生命的故事
　　赵金：郭老师，您好！在《汶川·记忆之谷》这本画册中，不仅有您的摄影作品，而且还有您作为主笔写下的两段文字——《童年》和《后来》。您觉得这本画册的意义在哪里？
　　郭红飞：任何值得记忆的事情经过了一年，都会出一个总结性的东西，有点仪式的味道，大抵如此吧。我们也是有如此的一点世俗的想法，在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时候，做了一次关于这次大事件的梳理，主要是影像，其次是文字。这就是催生《汶川·记忆之谷》表层的理由。
　　深层的理由在于我们几个主要的编辑人员心中的新闻理想和人文理想，我们一直对中华民族痛苦记忆的留存有些想法。在我看来，悲剧是一种深刻的精神洗礼，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至关重要，悲剧让我们对生命更珍重，对人性的理解更清醒，对理性的培养更坚定。悲剧，是一些生命以极端陈列的方式触发另一些生命的思考。很遗憾，在我们的记载中往往缺少这样的标注。记者是因记录历史见证历史而存在的职业，我不想错过这一次的记录。
　　时间是水，往往会稀释记忆，一年，恰好是一个不短也不长的节点，事件在发展，记忆未消散，就这样一起做了一本17位摄影师的作品和两万文字的合集。
　　赵金：您的文字在这本以图片为主的画册的后面，您想补充什么？表达什么？
　　郭红飞：我也是摄影师之一，有五幅图片收入此书中，但更多是主笔的身份，我承担了所有文字的撰写。这些文字都来自于我对灾区的采访。地震刚刚发生的前七天，我作为组织者之一，直接参与指挥了前方和后方的采访，之后，也赶赴了灾区。后来，又两次前往采访，基本走遍了受地震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近期，又组织了“春暖5·12”回访系列报道和“我们不忘记”大型纪念特刊。
　　对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与关注横亘了一年。我用文字记录下了这一年当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有直观的记录，也有心路历程。我力图想用自己的语言和视角来陈述这样一次大事件，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陈述，也不完全是新闻学意义上的陈述，可以说是一个人对大地震的阅读。我尽量地记录我自己所听到、所看到的细节，以及我自己触摸到这些细节时的感受。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一种真实，纯粹的历史学往往缺乏感情色彩，多是粗线条的统计；纯粹新闻学的记录有些匆忙，有时也欠缺个性的表达。我所期待的是，一个个体对大地震的观感和体认，虽然无法保证它的全面与深刻，但是我想告诉未来的是：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后，我看见的、我听到的、我想到的，是大历史中的一个可信任的附件或链接。
　　我记录的是此时此刻，我想表达的是不忘记，悲惨、恐惧、慌乱、紧张、痛苦、坚强、勇敢、温暖、缅怀、平静和爱，都在其中。
　　我错过太多，没错过的几乎都写下了，一年当中的现场与人，重合的写了，不重合的也写了。
　　赵金：书中收录了您一年前后的两段文字，在这些字词之间，有着怎样的情感改变和思想沉淀？
　　郭红飞：我的文字是分作两部分的，其一为《童年》，其二为《后来》，前者完稿于2008年6月，后者完稿于2009年4月。这两篇东西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情绪张力很大，词句都带着断裂的感觉，后者则内敛。
　　其实这很容易理解，《童年》是在大地震刚刚发生不久写的，那个时候的情绪是坐不住的，文字的感觉也是紧张的。这种感觉就是那个时间段的真实，而且来自于现场的直接作用，刚刚从灾区归来，衣服上是消毒水味，鼻子里是腐烂的臭味，现场紧张的气氛，受访者的哭诉，还有亲历的余震，都让你无法安静。因此，文字是蹦出来，在地震的裂缝中左冲右突。
　　《后来》毕竟是后来的写的，现场归于平静，也长了草，写作的心也随之安详了、慢了。时间已经让人们将痛苦埋在了心底，不再激动地回忆，那么文字的调子也像流水一样徐徐道来。同样是真实的。
　　并未想过用特别的风格来写作，完全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激动和紧张的现场变成了平静淡定的现场，是真实的现场决定了叙述的过程。
　　从个人的情感来说，并未发生什么改变，对消逝的生命的追挽，对痛苦中的人们的同情，对坚强生活中的人们的支持，一直存乎于心。只能说，《童年》更多地关注了人类在自然力面前的脆弱的困境，无奈与感伤多了些，关于团结和坚强偏于凝重之中的期盼与鼓舞。《后来》并不回避感伤与艰难，但是关于坚强的、努力的东西无处不在流露，还有欣喜的东西——生命的可爱和美好。
　　在思想层面，我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只是觉得每一个生命都有名字，都有生动的面容和抖动的背影，都应该珍惜，无论是“黄金72小时”内的争分夺秒，还是平常日子里的悠然的清晨与黄昏，都应该给予最大的尊重，“不抛弃不放弃”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里均要铭记在心。唯此，生活才是快乐和有意义的。我曾这样总结此书：“我们想做的就是，让人们记得有这样一次灾难发生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让人们记得那些关于人性与生命的故事——在记忆之谷中倾听回声。”那么快乐和意义就是向着未来的回声吧。
　　赵金：关于汶川，今天及今后，您觉得，我们的媒体、记者，包括您本人还应做些什么？
　　郭红飞：我想，我会多次地前往灾区，即便是那里已经不能用“灾区”来称谓，也会去。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和自己的价值观，我希望关注这段民族的痛苦记忆和后来的故事，做一份历史细节的样本，作为宏大叙事的补充。
　　当然，除了职业的冷静之外，我们的报社、我和我的同事、朋友们还有很感性的善良，我们一直在用新闻做一座爱的桥梁，我们发起了援建灾区小学、资助治疗地震伤残人士等活动，我们刚刚把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卿静雯接到深圳治疗。我想这就是媒体与媒体人的社会责任吧。
　　媒体也好，记者也好，不是游客，尽管有的时候采访是匆忙的，但是只要有一线可能，我们应当与被采访对象之间建立起联系，用新闻的真实触动爱心，最终将温暖送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记录，是工作的责任，温暖，是社会的责任，而这本身就是更广泛的传播学上的意义所在。
　　赵金：谢谢各位！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６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