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大众日报记者陈中华谈职业追求

　　主持人：赵  金
　　嘉  宾：陈中华  大众日报特派记者组记者
　　赵 金：陈老师，您好！
　　您的事迹在《青年记者》刊出后，很多读者来电说您“很牛”，是个“值得学习的好记者”。“七一”前夕，您获得“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大众报业集团党委作出了《关于开展向陈中华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最近，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记协下发了《关于向陈中华同志学习的通知》。在此，向您表示深深的敬意！
　　应读者的要求，有一些问题想请您谈谈。

　　写稿是件好事，能化解许多事情
　　赵 金：您曾是新华社记者、作家报副总编辑。1998年底，省级媒体整合，作家报并入大众报业集团，您随之进入大众报业集团所属的农村大众报，先后任编辑、编委，2003年至今是大众日报特派记者组的一名“普通”记者。从“做官”的角度讲，给人以越来越“小”的印象。数次岗位调整，当时您有没有心理上的落差？
　　陈中华：心理落差肯定是有的，我也是个常人，我也曾有过继续做某个报纸副总编甚至以后晋升总编的想法。这当然不能理解为简单的“想当官”，我当时有这种想法主要是觉得自己不仅有能力当好记者，也有能力带出一批好记者，带好一个团队，办好发展好一张报纸，如果那样，似乎更有成就感。我相信许多年轻人、中年人都有这种想法，这也是人“求进步”的一种心理体现，也是“事业成功”的一种体现，是很正常的。但是，毕竟我们的体制在改革，改革中我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多，国企厂长因倒闭沦为下岗职工的，我也采访过，人家的心态值得我学习。我们必须学会接受，接受改革给个人利益带来的暂时性影响。
　　进入农村大众报后，我没为原职务的问题找过一次有关领导，如今回忆起来，还有点自豪。当然，我当时还怀着暗暗的希冀，说不定哪天突然又重新任命我了。不过，时间长了，这种心理越来越淡。况且我一直在写东西，即使在作家报当副总编时也是如此，不是写报纸上用的稿子就是写散文、小说。那时，作家报每周平均会发表我两三篇稿子，写稿已成习惯。这会儿不当副总编了，更有了写稿时间，写着写着，进入了状态，“落差”就基本上消失了。从这个角度讲，写稿，或者在业务上求精真是件好事，能化解许多事情。从这点上，我觉得媒体以后要向大学学习，那些名教授，都没当过官，个别的当了官以后又不当了，照样搞研究、带学生，在外比学校的官还有名气。关键是一个环境，要创造那种重业务的环境。

　　什么也不干，那身体再好又有什么意思？！
　　赵 金：据了解，您调入农村大众报时，组织上考虑您是多年的处级“老干部”，“情况特殊”，安排的是相对轻松的编务工作，没有具体的写稿任务。但只要不值班，您就往一线跑，进村入户采访。身在编辑岗位，写稿量竟超过了一些记者，并且屡获山东新闻奖。调到大众日报特派记者组干记者后，您更是闲不住，采写了大量优秀的调查报道。在有些人看来，您这是“跟自己过不去”，四五十岁的人了，何必？！何苦？！对这种看法，您怎么看？在您心里，这个让人不解的“何”究竟是什么？
　　陈中华：说真的，我并没感到采访写稿有什么“苦”，反而有真乐在其中。原因可能有三条：
　　一，写稿是我年轻时就认准的一项追求，至今不渝。我上大学时是七八级的，1982年毕业，全级90多个同学，没有一个北京生源，分配时竟有31个进北京名额，我这个年龄段的同学远不够用。许多中央部委的名额第一志愿填报时都没人选择，而偏偏“新华社记者”的5个名额被几十个同学填为第一志愿，可见那时的社会价值观是什么样的。我是5位进新华社的毕业生之一。另外，在学校时我就公开发表过小说、诗歌等作品。说起来毕业已经27年了，这期间，尤其是早中期，我也有过其他机会，比如珠海市人事局都已下了调令，被我放弃了。以后，我还有过经商的机会，总也不尽心。原因就是我这一生被新闻、文学包袱压得太重。老婆老数落我“固执”，我想这不应是人们常理解的那种“守旧”式的固执，我这是守我的理想，我少年、青年时的理想，我一直很执着地守着它。回忆自己这二三十年，倏忽而逝，我时而为空守了一生什么也未做出而伤感，但更多的是满足，满足于自己的执着。
　　二，写稿体现了我的事业成就。我一个五十多岁的人，除了写好新闻稿，在职业上不可能有其他成就了。我距法定退休年龄还有七八年的时间，这么多年，我若不写稿，又不退休，那将是非常痛苦的。别人常劝我：“注意身体，什么也别干！”什么也不干，那身体再好又有什么意思？！那才难受哩！所以还是写稿好，准确讲还是以写稿作为文化人活着的主要方式好。事实上，我至今依然很注重领导、同事、被报道单位及读者对我稿件的看法。太计较是个缺点，但不计较我就没了写稿的动力，这么看适度计较也是个优点。
　　三，写稿表达自己的思考。我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情结非常重的人，如果注意一下我近几年的调查报告，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多是说自己对各类问题的“看法”。我们不是高官，没有那种改革社会、管理社会、解决社会矛盾的直接权力及手段，但国家变革匹夫有责，我们当然有责，我一直有这样的热情。那么用自己的笔，借助这样一个权威的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思考，从而启发读者，尽可能在这个改革的年代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还有比这更愉快的事情吗？回首自己这么多年写下的新闻作品，大多是“我要写”的，是自己思考的产物，相当部分是富有前瞻性、探索性的，不人云亦云；别人稿中已阐释的主题，我也力求写得更生动更有说服力。有空了就琢磨琢磨写上一两篇，一刊发，我就很愉快；到下面采访，有谁说你哪篇稿子我看了如何如何，他还记着我的稿子，我就更愉快。
　　我注意到有部分记者，还很年轻就失掉了写稿的愉快感，原因之一就是他写稿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照着网上的写，照着材料抄，千篇一律，不是自己的思考，当然没有写稿的愉快。

　　老百姓对记者的信任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赵 金：干记者，与人与事打交道。职业特性，决定了记者的经历会更丰富。一个用心的记者，在自己的新闻生涯中，肯定有些事想忘忘不了，有些事想忘不敢忘。这些年，您采访调查了一系列热点或“冷点”事件，与各色人等打交道，肯定有很多难忘的经历。对此读者也很感兴趣，请您列举几个片段，与大家分享。再就是，您对个人的很多事比如名啊利啊很放得下，为什么对经历的这些人和事“放不下”？
　　陈中华：难忘的事可太多了。
　　那是2001年8月，鲁西某地有人反映镇上为逼农民致富，以收取押金的方式，强令农民改种一种他们从未种过的作物。采访第一天，一位青年农民作向导，陪我走村串户。采访到很晚，他邀我住他家，考虑到第二天采访方便，我就同意了。到了他家方知他母亲是个癌症晚期患者，他因陪我采访，误了为母亲买止痛的杜冷丁针剂，母亲正在呻吟。他家很穷，全家就一张床，他平时就和母亲挤在这一张床上睡觉。我实在难与他们挤在一张床上，就坐另一农民一个坏了照明灯的拖拉机，颠簸了一二十里路到镇上求宿。临走前我将自己采访花费剩余的100元钱塞到那农民家墙上的年画后面。这一次采访使我认识到，贫困依然在困扰着许多地方的农村。我对贫富差距感受更深，同时也对自己作为一个党报记者责任感的认识提高了一层。
　　下去采访，常常为农民对我们党报记者的信任所感动。一次与农村大众报老记者杜宗河去鱼台，是采访村民罢免贪腐村官。正值“非典”时期，那天上午，我们在烈日下的会场里找各类人物进行访谈，突然来了“非典”排查车，下来几个穿白大褂戴口罩的人，将我们隔离了。原来有人误传我们是“北京来的记者”，而当时北京正是“非典”高传染时期。村民一见我们被隔离，很是沮丧。也巧，我前一天在旅馆未睡好觉，又在太阳下折腾了这么久，隔离后一量体温，37℃多。我、老杜及村民都傻眼了。我向医疗人员作了解释，要求在阴凉地休息后再测量。结果第二回体温降到正常。我们的采访行为也感动了县里的人，他们随即在村民大会上宣布：“不是北京来的记者，是济南来的记者！体温正常！”村民一齐鼓掌，持续了一两分钟，老百姓对我们记者太信任了！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呀！
　　多年来，我到农村、到基层采访，经常因采访到兴头无处吃午饭，就饿一顿；多次遇险；常徒步走很远；常患着病采访或采访中间患了病，依然坚持采访完，丝毫没感到有什么苦。
　　如此采访，除了写出了自己满意的稿子，还与许多人成了朋友。我患癌症期间，先后有十几拨农民到医院或家中探望我。其中有个叫史朝旭的，是莘县史河口村人，很关心国家政策，很有正义感，经常为报社提供新闻线索。我多次到他那里采访。一次晚秋时节，他骑着摩托车，我坐在后座，一天跑了5个乡镇，当晚我躺在宾馆里发高烧，他找了医生来给我打针。我还上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当他的诉讼代理人，打赢了他因“不顺茬”、常向新闻单位反映问题而被人诬告、有关方面对他作出劳教一年决定的一个官司。我患病后，他十几次专程从乡下来看我，总背些土特产，说：“无公害，你现在吃这个好。”第一次他来看我，在我的病床前，一个一米八多、体重一百公斤的汉子，一句话不说，一直掉眼泪，倒成了我安慰他。
　　还有莱州市的王家村，我曾三次下村，采访的都是村民最关注的土地承包权问题。村民感激得不得了。我患病后，他们连续两年用农用车拉苹果来看我，一次拉来16箱。我欠他们太多。

　　做记者有益于文学写作
　　赵 金：您还有个身份：一级作家，山东文学界公认的实力派人物。文学创作颇丰，有很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还获得过首届齐鲁文学奖。文学与新闻，作家与记者，看似两个舞台、两种职业，但中外都不乏“双栖”者，像马克·吐温、海明威、马尔克斯，像刘白羽、萧乾、梁衡。马尔克斯还说过：“没有比记者更好的工作了。”作为“局中人”，您怎么看“双栖”现象？
　　陈中华：文学，我以后肯定要拿出很大精力来做。现在未将主要心思用上，一是因为这个年龄，做新闻一线记者的时间已经不长，我非常珍惜；二是当作家，若想大气早成，我已错过年龄。既然已不年轻，那就吃经验饭，索性晚几年，多积累一点，多思考一些，一旦日后出手，水平更高一些，这是我的希望。     
　　我一直执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和信念，这么多年做记者，使我对社会有了更清醒的看法，非常有益于我的文学写作。我于1999年重返新闻采编一线后，写了约十一二篇中短篇小说，全得益于重当记者后对现实生活的贴近与理解。这部分作品被国内著名选刊选载率很高，齐鲁文学奖及年度全国小说排行榜上榜都是这个时段的作品。如中篇小说《脱臼》，上了2008年度全国小说排行榜，还上了《北大评刊》、《小说月报》等选本。小说以第一人称手法写了一个流浪乞讨团伙的生活，有评论说是继《三毛流浪记》后第一篇直面流浪乞讨儿童的作品。这篇小说，就得益于我当初分管民政口的报道。当时，为采访，我先后去了济南、青岛和兖州市流浪救助站，多次上街参加救助。尤其是济南市救助站，更成为我重要的新闻报道基地。这类题材，我写了至少6篇调查及大稿，还有许多小稿，自然非常熟悉。写了新闻感到意犹未尽，业余时间写出了这个中篇小说。这几年，我对文学创作更自信了，应该缘于新闻工作，使我获得了丰富的生活积累。

　　只有真正热爱记者这个职业，才能乐此不疲
　　赵 金：我知道，您有两个“宝贝”，一个是采访本，一个是骑了10年的电动车。在用惯了电话、录音笔、手提电脑，习惯了开车采访的年轻记者眼里，这是一种很“土”的采访方式。这种采访方式，真有那么“宝贝”吗？
　　有人说，在今天的网络时代，编辑记者“网民化”，新闻工作“快餐化”，缺乏深度容易浮躁，手脚忙碌脑袋空空，攒不下东西来。对青年记者提升新闻能力，您有什么建议？
　　陈中华：话题较长，在此只简单说一个方面：用好采访本。如何用好？我以为有三点可参考：
　　一是采访全记录。我注意到许多青年记者采访时对方无论怎么说，只记寥寥几句。有的一页笔记，只记一两句话，给那句话打了那么多重点标志。而我是全记录。全记录有什么好处？你当时认为无关紧要的话，采访结束重新审视材料并细致构思时，也许发现原来打了重点标记的记录突然变得不重要了，而当初没记下的却变得重要了。全记录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全记录使你材料充沛，撰稿时得心应手。
　　二是采访提纲拟到采访结束。我采访前必做采访提纲，这样采访时能有的放矢，采访效率很高。当然，有了事先拟的采访提纲，采访时还会发现新问题，或者头脑中闪现新的思路，需及时调整采访提纲，这样你可以利用采访间隙看采访笔记、材料，及时拟出下一步的采访提纲。另外，我在采访中很少打断对方的话，以防对方思路梗塞。需要问的我会立即在本子上方匆匆记上几个字以提示，等对方说完这一段我再问。
　　三是采访本最好随身带。采访是个“全天候戒备”阶段，期间说不定有什么新细节新思想会冒出来，及时记下来。尤其是采访地方的领导，他们都很忙，很少有时间专门接受采访，但有时可能会陪记者吃一顿饭，这个饭桌就是最好的采访场所。他这时说得最生动，最有个性，恰是你最需要的，千万别错过。我发现许多年轻记者在领导陪吃饭时，领导有感而发谈事，记者只是呆呆听，本子还不知揣在何处，太可惜了。而我这些年新闻稿中的素材，许多就是在饭桌上或者与采访对象一同行路时获得的。
　　赵 金：2006年，您因鼻咽癌住院治疗一年。我记得2007年6月的一天下午，您到我们编辑部来，说自己出院了，然后给了我一篇稿子《党报怎么也“追星”》，是您住院期间和前去探望的同事讨论《大众日报》名专栏“小逄观星”后的思考。您说，正常的采访暂时还没办法进行，先借《青年记者》一角“露露头”，告诉大家陈中华开始上班工作了。不久，您就骑着电动车四处去采访了，有些同事说您是在“拼命”。
　　从您的身上，我看出八个字：“激情不灭，记者不老。”也让我想起宋代朱熹说的那句话：“万事须是有精神，方做得。”新闻理想、职业激情，经常讲，却又“似有还无”。这也是很多青年记者的困惑，请您指点迷津。
　　陈中华：指点迷津谈不上，简单几句：若要干好记者必须真正热爱这个职业。也只有真正热爱这个职业，才能乐此不疲，即使有一段时间不顺，早晚会顺的。而且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干法，那是很有趣的，内心并不会感到累和苦。这道理很简单，没听过孕妇说怀孩子苦，因为她太爱自己的孩子。在年轻时养成一个好习惯，你的精神、作风就自然而然形成了。而精神和作风又反过来成就了你的事业。
　　赵 金：谢谢陈老师，祝您身体健康，佳作频传！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８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