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主持人：赵  金
　　嘉  宾：郑  叶  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新闻版主编
    　　　　龙迎春  广州日报社文化娱乐部副主任
    　　　　倪自放  齐鲁晚报文娱新闻中心记者

　　主持人的话：最近，媒体报道了湖南卫视《天天向上》栏目在录制一期“反映娱乐记者工作经历和生活现状”的节目时，因内容设置过于追求娱乐效果让娱乐记者反感的事情。平心而论，娱乐记者是记者里面做新闻最辛苦的群体之一，做一些普通新闻，就会被评价说没爆点，报纸杂志不好卖；做些劲爆的，又会引来各方的批评，说挖人隐私等等。我们的这些同行兄弟，他们在工作中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他们是怎样评价自己这个群体的？

　　娱乐圈：垃圾在发酵
　　郑  叶
　　2002年秋，我从国外读完两年硕士回来，重操旧业，继续在我供职的北方某报社做文化娱乐新闻记者。由于刚回来，领导为了让我迅速恢复工作感觉，命我和一位跑电视口的记者去跑个活，是关于中国情景喜剧十周年庆典的。直到坐上媒体班车，我才跟我这位李姓同事接上头儿——一个可爱的“小小”姑娘，看起来跟个高中生似的，身材也很娇小，一打听，在文化部已实习了很久，正在办理转正手续。80后！真年轻啊！
　　来到庆典现场，百十号媒体朋友，我基本都不认识。我正和“小小”姑娘闲聊，忽然一位“帅”哥斜刺里猛冲过来，高声喊道：“唉呀！‘小小’老师！您也来啦！”但见“小小”嫣然一笑，非常从容地跟对方握了握手，“刚来刚来”……这样的场面，在不到十分钟的候场时间里一连发生了三四次。
　　“小小”都被人称为老师了？我出国不到两年，“山乡”巨变得大了点吧？尽管我也知道，这个“老师”的称谓多少有些玩笑成分，但它足以证明，小李已是娱乐口的“老”记者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即便是在后期，北京文娱圈开发布会，主流媒体的记者不外乎十来人，而就在这短短两年间，准确地讲是在21世纪到来后的最初两年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中国的娱乐媒介发生了巨变，首先是娱记大军一夜间壮大了起来。以北京为例，雨后春笋般冒出的若干都市报，越来越多的电视娱乐节目，日益泡沫化的网络娱乐频道……加剧了娱乐传媒的竞争，至于是不是恶性的，且看——
　　庆典新闻发布会上，英达、英壮等都位列首席。英达上来说：“首先有个问题，我希望在座的媒体朋友就不要再问了，就是‘你们要不要以及怎样超越《我爱我家》？’这个问题已经被记者问了上千次了。我答得都烦了。”接下来，各路媒体果然很给英达面子，问了一堆不着四六的问题，甚至很多都是在资料简介中就有了的东西。根本都不动脑子。
　　我随即起身问道：“尽管英达先生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还是要问。心理学家阿德勒写过一部书《自卑与超越》，他认为人类之所以要超越，是因为他们总有不如其他动物的地方，感到自卑，所以想着一定要超越。您刚才说你们不想‘超越’的事情，是不是因为你们压根就没有自卑感，也就是说，你们根本不认为国内在情景喜剧领域中有对手的存在？你们今天打的旗号是中国情景喜剧十周年庆典，但似乎更像是‘英式情景喜剧十周年庆典’，因为台上就座的几乎全部是英式情景喜剧人员班底。你们认为这种一家独大的现状是有益于中国情景喜剧市场的还是有益于你们个人？”
　　英达马上接过话筒，说了句让全场一愣的话：“这位记者是北京某某报的某某吧？我首先要说一句：你不是我的观众，我是你的观众！两三年前你隐身采访湖南卫视《玫瑰之约》，在电视上的表现以及你后来的报道我都看过。很精彩。”坦白说，之前，我还真没有采访过英达。“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我所听到的同类问题中最为深刻的。那么我现在认真回答一下……”
　　曾经和一些文化名人私下交流过，他们说：现在很多娱乐记者，不知道是智商有限还是因为黔驴技穷，问的那些东西吧，不是千篇一律，就是哄小孩的弱智问题，再就是没事挑事的庸俗话题，跟他们对话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完全是浪费时间，你想他们问得不知所云，我答得不知所云，这样做出来的采访，读者和观众岂不更是云里雾里啦？！可你一表现出不高兴吧，他们又说你摆架子，耍大牌，真没办法！所以我现在应付的办法只能就是你虚我也虚……
　　我曾经和一些娱记交流过同一个问题，他们说：这帮明星吧，真正有想法的，像英达啊、冯小刚啊等等，有点水儿的没多少。其他的吧，问他点深入的东西吧，他们答不上来，说得根本不在点上，要不就是含含糊糊，虚头八脑。你问点情感类的话题吧，不是藏着掖着，就是打太极。发布会更是一个流于表面的东西，想等个一句半句的闪光点，就是没有。还老说我们瞎编。娱乐圈的人，你要么真的有思想，说出的东西给人以启迪，要么你就要有娱乐精神，否则你进什么娱乐圈啊？
　　记得我们进报社那会儿，几乎所有人都要先经历采访明星这么一段时间，也就是都要先做一阵儿娱记，再根据个人喜好转口。为什么？一位老编辑这样告诉我们：“记者的任务是采访，采访的对象是人，而采访明星是练习采访最有效的切入口。并不是因为它简单，而是因为它具备了所有采访要素，事先调研、草拟提纲、采访中随机应变，练习跟不同人的交流技巧，包括巧妙引话、合理套话等等。一篇好的人物专访，特别是对名人的专访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名人的秉性是多样化的，能够代表社会上各类人物的性格，能够掌控好和他们交流的过程，日后做其他领域的采访也就是再多储备些相关专业知识就够了。”
　　可现如今，一切都变味了，演艺界变了味，娱乐媒体也变了味。演艺界里多了无数追逐名利的人，门槛低了，一味靠包装，难免有露馅儿的时候；娱乐媒体的需求量大了，门槛儿也低了，一味追求轰动效应，必然有虚假的东西混进来——两种垃圾掺杂到一起，结果是什么呢？加剧发酵！
　　最近，湖南卫视《天天向上》栏目发生的“调侃娱记遭拒事件”，说到底，怪谁呢？难道真的只是如汪涵所说的“编导年轻需要成长”吗？普天下真的只是这些年轻编导对娱记这个行业有误解吗？这个所谓误解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有些东西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那还能算是误解吗？

　　娱记和狗仔队
　　龙迎春
　　很多人对娱记这个职业充满了好奇，要是在七八年前，得知你是娱记，对方大概会很兴奋地问，你见到了梁朝伟吗？张曼玉有没有跟你合过影？但这年头，你得尴尬地去跟对方解释，你还没练就偷拍的本领。
　　娱记不是狗仔队，这是两个概念。娱乐记者指的是报道娱乐新闻的记者，在目前的报道中主要按照电影、电视、音乐等来分成不同的新闻线，跑线记者主要是报道这些行业内发生的事件以及电影、电视、音乐的宣传活动，当中明星的专访比例会比较多。当然，现在的娱乐新闻也需要一些“八卦新闻”来做配料，不过这些大多数都是转载的比较多，因为综合性报纸通常不会有专门的“狗仔记者”。狗仔队则主要是跟踪拍摄明星工作之外的私人生活，香港记者的狗仔精神会比较职业一点，主要负责拍摄，文字则可以看图说话，再加上想象、揣测，的确会有一些无中生有的东西。
　　目前，内地也开始有一些专门的娱乐杂志和娱乐周刊，以报道明星私人生活为主，像《南都娱乐周刊》的特约记者卓伟和风行，目前在圈内可能是比较职业的，但他们的报道跟香港狗仔队也不一样，首先是他们的文字功底很好，而且往往是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有一定依据，而且《南都娱乐周刊》也会做一些具有危险性的报道，如臧天朔涉黑的时候，他们独家披露了《臧天朔行凶始末》，不具备勇气和新闻职业道德，是做不了这样的报道的。
　　爆出湖南卫视关于娱记那期节目问题的，是羊城晚报的记者肖执缨，他在如今80后当道的娱记圈里属于前辈级别的人物，我入行前他已经名扬江湖。传言他当年跟那英熟络到那姐家买了豪华新浴缸，会邀请他去参观沐浴的地步。拒绝为湖南卫视做“托”，将对方设置的一个又一个诋毁娱记的圈套问题全部曝光，且到汪涵处告状，并在最后被告知无须参与录制节目（实际上他已经拒绝了参加节目录制），是他与部门主任林先生沟通之后采取的行动。读羊城晚报娱乐版的读者都会读过林先生的娱评，辛辣老道、针砭时弊，才子之笔不亚于政论时评，只不过内容无关国计民生。为此事，林先生还组织了该部门记者李丽、章琰，一个从自己十年的职业生涯，一个从消除外人对娱记的四大误区，作了专题报道。说真的，作为同城的同行，羊城晚报在这一事件上体现出的新闻职业精神和展示出的才华，令我们深感佩服。
　　羊城晚报的这一专题报道刊出后不久，广州的娱乐记者同行吃饭，席间林主任重述此事，每个人都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着尴尬与庆幸的双重矛盾心理。南方都市报多年的资深电影记者谢小姐，如今是《南都娱乐周刊》的执行总编，当年全国的电影记者都无法望其项背，她几乎能做出所有电影导演的专访，并能第一手拿到电影拍摄的独家消息（我还记得有一个实习生，现在是新浪网的记者，当时跟着她实习，曾经很庄重地说，他要做谢小姐那样的记者），但是谢小姐那天说，她自己对这个职业倒没什么不满，但不知道该怎么对两岁多的女儿说。要知道，她没做过一天“狗仔”，但“娱记”这两个字已经带上了贬义。羊城晚报的林先生则开玩笑说，娱记出身，在政经大报肯定是当不上老总的，这不仅仅是笑谈，而是事实，这是娱记在媒体内部被“边缘化”、在社会上被“贬低化”给我们造成的困惑和尴尬。
　　不过，那天南方都市报的娱乐部主任王小姐笑说，做娱记虽然当不成老总，但是幸福感比做政经新闻的记者要强很多。的确，政文记者、财经记者受到的限制很多；在日报，做娱乐新闻基本不用上夜班，完全可以拥有正常人的生活，晚报的编辑也比要闻部的先下班。而且，这个职业也颇有受人羡慕的地方，看电影、看电视都是工作，广州日报更特殊的是文化和娱乐属同一部门，所以看演出、听音乐会、看画展、逛博物馆，都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总之，娱记职业并不神秘，就是新闻记者中的一个分类，只不过面对的是不同的新闻内容，也一样会有漏稿的风险、做独家新闻的成就感。

　　被妖魔化的娱乐记者
　　倪自放
　　我能够理解退出湖南卫视节目的华西都市报和羊城晚报两位记者的心情，因为自己也做了6年的娱乐记者，在过去的这6年，笔者已经见到了太多对娱乐记者“妖魔化”的现象，现阶段的中国娱乐记者，确实处于一个在尴尬中求生存的境地。
　　娱乐记者为什么被“妖魔化”？大致有这么几条原因。
　　第一，娱乐记者群体从业者越来越低龄化。越来越多的初出茅庐的记者走上了文娱新闻采访一线，业务知识的贫乏，让他们对这个行业存在误解，于是就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采访内容越来越低俗、琐碎。实际上，“反映两岸三地娱乐记者工作经历和生活现状”的专题节目的编导们，本身就属于这类。
　　第二，娱乐报道中确实存在着假新闻。原因有很多，有从业者的问题，也有这一领域新闻竞争激烈的问题，相对于其他新闻，文娱新闻和体育新闻是各个新闻行当中竞争趋于白热化的两类新闻，当然，也存在着娱乐新闻主体（明星）故意放出假新闻进行炒作的原因。
　　除此之外，娱乐记者被“妖魔化”的真正原因，大概和娱乐新闻的采写对象有一定关系。政教、经济新闻采写的对象是严肃的政治、经济问题，不管是写作者还是读者，都无法对其有娱乐心态。而娱乐新闻的采写对象本身就是受关注的明星，加上娱乐新闻在新闻行文上的活泼，让人以为采写新闻的娱乐记者也是“娱乐圈中人”。媒体的受众确实很怪，明明是他们看到“追腥逐臭”的娱乐新闻非常兴奋，看完后却对娱乐记者群体产生不好的想法，这是社会转型时期传播学的异化吗？
　　社会大众对娱乐记者的“妖魔化”，也多少影响了报社内部架构对娱乐记者群体的不利，让娱乐记者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很多媒体的架构设置中，要闻、政教、经济新闻是传统的所谓“主流部门”，业内简略地称呼为“新闻部”或“新闻上的”，而娱乐和体育则被称为是“娱乐”和“体育”，后边没有“新闻”这一后缀，是报社的“边缘部门”。但判断一个新闻行当是否主流或重要的标准是什么？是根据其采写对象划分？还是根据读者需求多少划分？一条所谓的民生新闻和一条娱乐新闻，哪条新闻有更多的读者关注？读者在哪条报道上停留的时间更长？这些我没有确切的数据，但这确实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在娱乐新闻主体故意炒作的事件中，为规避假新闻的出现，大部分娱乐记者还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的。近期北京某导演被人砍伤的事情，是一个关注度较高的娱乐新闻，在警方抓住凶手之前和之后，这个事件都是一个刑事案件，而不仅仅是娱乐新闻。这个事情发生后，资深的娱乐记者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实际是非常谨慎的。然而就在警方抓住凶手几天后的6月20日晚，有人发匿名邮件给全国主要的娱乐记者，为行凶者的幕后指使者辩解。这种情况下，资深的娱乐记者不会为这种设套式的“爆料”所蒙骗，大部分明辨是非的资深娱乐记者选择了对这一匿名邮件的鄙视，并且不做任何报道。
　　其实，娱乐新闻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单一化，娱乐记者也不仅仅写明星的那些“破事儿”。我所在的齐鲁晚报，在部门设置上，不是设置“娱乐新闻部”，而是设置“文娱新闻中心”，虽然两者在字面上看差别不大，但反映的诉求却完全不同，“文娱新闻”所涉及的范畴也不仅仅明星的“破事儿”，而在我们齐鲁晚报，文娱新闻中心的记者也约定俗成地叫“文娱记者”，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娱乐记者”。
　　在进入齐鲁晚报文娱新闻中心做文娱记者之前，我在齐鲁晚报的一个深度新闻周刊《今周刊》做记者，所写稿件多为“济南户政改革”之类的深度政经类稿件。2003年年底，因为报社的战略性调整，《今周刊》取消，我被调整到文娱新闻中心做编辑、记者。可以说，我进入文娱记者这个行当也并非自己的主动选择，但这并不妨碍我向专家型记者方面努力。从2004年至今7年的文娱记者生涯里，我主导或参与了诸如“西行漫记——《上学路上》的西部孩子”这样看起来非常不娱乐化的大型专题报道，以及“纵横齐鲁”这样纯人文探访类的深度专栏，还有一个相对专业化的电影评论专栏“新片放眼瞧”，这些大型报道或专栏，都同所谓的“追腥逐臭”毫不相干。这样的专栏，其追求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好看”然后让读者喜欢，而是要对文化产业产生切实的影响，这是专家型记者的主动诉求。○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７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