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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媒体的翻云覆雨手

2010-09-20 19:15:42

来源:   作者:

摘要:

  主持人:赵  金
  嘉  宾:张修智  《财经国家周刊》副总编辑
      朱德泉  大众网总编辑
      刘照耀  某中央媒体记者

  主持人的话:前段时间,媒体“同仇敌忾”地对相声演员郭德纲集中“开火”,让业内有识之士惊呼:媒体正在将新闻界的一种不良习气发挥到极致!
  就在不久前,郭德纲在一些媒体上还受到明星和热点人物的待遇,获得极高的出镜率和报道率。而现在,正是这些媒体,又开始对他做出非常猛烈的抨击。在媒体“变脸”的过程中,郭德纲本人并没有多大变化,他从来没有试图假装成一个品德高尚或者品位高雅的人,说到底,还是广大媒体“墙头草,随风倒”的风格让人大开了眼界。
  无节制地跟风炒作,无节制地跟风声讨,在媒体的翻云覆雨手背后,我们该警醒什么?媒体的价值标准在哪里?

  无心之失与有心之恶
  张修智

  反思“郭德纲事件”,相信媒体人一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首先,传统媒体反应过度,这种过度有不专业的一面,也有可以理解的一面。
  “郭德纲事件”初起时,媒体是克制的。大规模围剿的导火索是郭德纲显然有欠慎重的“记者不如妓女论”,此言一出,媒体人群情激愤,央视、《新华每日电讯》、《新京报》等主流媒体齐出阵,形成对郭德纲的围剿之势。
  媒体所以被郭德纲的话激怒,一方面是出于“维权”的动机,而另一方面,应该还有潜意识中的移情心理在起作用。当今中国,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意识,已经在新闻人心中觉醒,但这一自我定位在现实中不但很难充分实现,相反,在践行这一理念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挫败感。在权力面前,媒体同样是弱者。所以会有“进京抓记者”、“网上通缉记者”这样的奇闻,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抢记者的采访笔而媒体根本不能发声的事情,尤其令同仁深感耻辱。所以,当一个作为公众人物的艺人用恶毒言辞来挤兑记者的时候,媒体的反应显系有移情与泄愤的因素。
  但是,可以理解,并不表示就是对的。媒体人以捍卫社会公正为己任,当自己成为当事方时,应该努力寻求超越,恪守客观公正立场。尽管这很难,但唯其难,一旦做到,赢得的将是尊严与公信,这当然要比向一个言行有瑕疵的艺人身上倾泻语言弹药(以央视著名的排比句最具代表性)而获得的一时满足有价值得多。
  那么,在这一事件中,媒体怎样做才称得上专业呢?
  我认为,媒体应该广泛邀请第三方,也即社会人士来讨论此事。道理很简单,由于郭德纲对记者采取了泛化的攻击,已经使得媒体成为当事一方,不再适合自我裁判是非曲直。如果媒体能邀请中立的社会人士,公论会在自由的讨论与辩论中形成。在客观、理性的讨论过程中,社会成员都会获益,也是一个培植社会资本的过程。
  其次,有关部门反应更过度,这种过度是惯性治理思维使然,最需改进。
  先是媒体围剿,然后很快有关部门使出了“霹雳手段”,郭德纲和他的图书、音像等系列产品,一时人间蒸发了。尽管目前尚不知道有关部门出手的原委,但显然,媒体的讨郭大合唱,要么让有关部门有了替天行道的出师之名,要么给有关部门提供了反“三俗”的举报材料。总之,没有媒体合唱调门之高,政府不会出手如此之狠。
  不能说媒体为虎作伥。有关部门可能也以为自己干了一桩好事,在顺应公意,在净化社会,在为人们的精神世界站岗放哨。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还不懂得怎样管理社会,尤其不懂得怎样面对文化的政府,一个控制的兴趣远远大于创造的欲望的政府。从习惯、动机的角度,它本来就有管制的本能,而媒体的鼓噪,让它出手。本该监督权力的媒体,滥用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并诱导了对文化具有高度管制倾向的有关部门大开杀戒,这是一个令人错愕的结果。
  郭德纲刻薄,逞口舌之快,但这是修养上的瑕疵,罪不至该封杀。媒体本身就是被管制的行业,如今却因为自己的不专业,不职业,促成了对他人的不当监管,这是悲剧中的悲剧。
  权力之手的晃动,让一切变了味道。本来,即使因媒体基于义愤的围剿造成了一时的不平衡舆论,但可以相信,不须多久,在竞争与自由的环境下,媒体的自我纠错功能会发挥作用,一定会有理性的声音逐渐响亮起来,从而让人们的认识趋于理性。然而封杀令出,阻断了这一可能。过于积极作为的政府,让一个本来可以通过社会自我净化机制来解决的纠纷,升级为一个准迫害事件。本来在事件中言行充满瑕疵的郭德纲,在大众的逆反心理下却几乎成了一个英雄,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句话大意是,因为马蹄上的一个铁钉没钉好,战马延误了送信的时间,因为延误了送信的时间,导致输掉了一场战役,因为输掉了一场战役,最后输掉了战争。此次事件,一些主流媒体因为一些简单的反应,造成一边倒的舆论,引致有关部门对一个艺人的过当处置,最终损害的,是公信力资源本来就稀缺的政府和媒体。从事件发生以来对主流媒体与有关部门汹涌而激愤的评论看,教训不可谓不惨痛。
  再次,网络是喜剧与光,值得寄予厚望。
  幸亏有网络,“郭德纲事件”没有成为一个死循环,相反,网络上汹涌的表达,冲破了传统主流媒体对事件一边倒的叙述与评价。更重要的是,网络舆论对封杀这种陋习的批评之声,起到了极大的消毒作用和教育作用,相信有关部门会在漫天的批评声中学到东西。
  在郭德纲事件上,网络仿佛一个寓言,让我们生动地看到,在一个自由的空间里的自由表达,即使歧见迭出,甚至尖锐对立,但这些对立的意见绝非零和游戏,相反,却是互相补充,互相对冲,结果是不断深化、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让我们远离单向度,远离简单化思维。可以说,在网络面前,许多高大的身影都不得不俯下身来做小学生。
  最后,说个花絮。
  有时候,会从《新京报》上看到德云社的演出广告,小小的一块儿,有三指宽三指高。看到它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我并不喜欢的有着一张油腻腻大脸和两只充满挑衅眼神儿的主儿,要比那些拍院线让路、单位组织观看的电影的大导演们,活得其实更干净。


  公众,有些不公假汝之名!
  朱德泉

  最近,有两大公共事件非常耐人寻味,一是郭德纲袒护打人徒弟痛骂记者,二是圣元奶粉被疑催生性早熟儿童风波。之所以把这两件事放在一块儿谈,是因为这两起事件中,都有公权力的快速介入、都有掌握话语权的媒体在拿公众利益乱说事。
  先说“郭德纲事件”。7月底,BTV《每日文娱播报》曝出郭德纲涉嫌私占小区公用绿地,8月1日,BTV两名记者去地处大兴区的郭德纲家别墅采访被郭德纲徒弟推打。随后,该栏目播发一段3分钟视频新闻,对事发过程进行了有选择的剪辑报道,郭德纲也针锋相对,袒护徒弟为“民族英雄”,并骂“记者不如妓女,是绿灯区的,想去哪儿去哪儿。”由此,郭德纲引起全国媒体口诛笔伐为“郭三俗”,旋即有相关部门动用公权力令其书籍、影像作品停售。郭德纲徒弟道歉并被拘留。
  与传统媒体的舆论一律相比,网络传播却呈多元化视角。先是网上出现了一段呈现冲突全过程的24分钟完整版视频。从这段视频看,那名男记者闯入郭宅开机拍摄在先,在遭到拒绝后仍坚持偷拍并直到冲突发生。男记者一再宣称这是人民赋予他的权利……
  正是这段视频,提供了完整的信源,由此引来众多网民质疑“新闻的图景”。
  郭德纲被邻里举报是个典型的民事纠纷,本与公众利益无多大关系,因此以郭德纲侵犯公众利益的视角为记者采访行为的正义性背书非常牵强。就采访手段而言,未经允许私闯民宅的做法也与法律精神相悖,边与人口角边进行偷拍也有制造新闻、自我炒作之嫌。
  网民“锋利的刀”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评论质疑,到底是哪个人民赋予了记者娱乐八卦的权利?冯小刚在微博上不平则鸣,认为:“歉也道了、人也抓了,都掉井里了就别扔石头了,你们强大有势力说掐死谁就掐死谁,真不知道谁是恶势力?其实双方都没有过硬理由称自己代表正义。”
  令人遗憾的是,在为期一周多的“围剿郭德纲”报道中,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对事发电视台的记者行为进行过公开讨论。这里面,或许有为同行者讳的顾虑,但如此宽严失度,自身公信力必将大打折扣!
  实际上,一旦涉及自身利益,媒体往往爱拉公众利益的大旗以实现自身私利,因为在媒体裹挟民意形成的强势下,任何在某一领域强势的人或集体都会变得非常弱势。罗素在《幸福之路》中就曾这样论述舆论恐惧征,认为“有的人对舆论不置一顾;有的人则对之恐惧万分,因为对他们来说,舆论总是一种独断专行的东西”。
  舆论的独断专行往往通过其设置的议程来影响公众,以期实现一种舆论效果,这种舆论效果或为吸引眼球跟风炒作、或为打压对自身说“不”的个人或集体。这一点,在传媒市场化的今天尤其需要警惕。
  再以圣元奶粉身陷激素门为例。先是湖北一个医生的个人诊断,致使自己孩子被诊断为性早熟的家长恐惧万分,遂在性早熟门诊寻找有相同经历的家庭,最后三个家长向当地一家电视媒体投诉,这家媒体随后进行了播发,并对孩子病因与圣元奶粉进行了不点名的关联。随后,一家网站直接点名进行了报道。由此,湖北“扇动的蝴蝶翅膀”引发了全国性的“舆论飓风”。
  而舆论的口诛笔伐,不负责任的猜测性报道,并不排除有其捍卫公众利益的动机,但由此造成的后果却是公众恐惧,这家涉及风波的企业市值损失达20亿元并同样恐惧万分。
  在这起公众事件中,农业部、卫生部很好地行使了自身的公权力,快速做出了科学的结论,最大程度地平息了社会的“舆论恐惧征”,不但还圣元奶粉以清白,而且复查的结果是最先发现的患儿属于“微小青春期”,是正常的生理发育现象。
  但即便如此,媒体依然不断传递不同的解读。此前一家被圣元指责报道不公并要对其法律维权的网络媒体,竟然以《卫生部:圣元奶粉被检出内源性雌激素》对卫生部新闻发布会内容进行反向报道,对记者提问部分冠以《媒体记者质疑实录》。实际上,即便是母乳,也含有雌激素,并且母乳雌激素的含量要远远高于奶粉含量。记者对相关问题进行提问非常正常,并无质疑结论的意味。如此玩弄文字技巧,如果仍以公众利益为挡箭牌,显然有失公允。
  在事件还没有结论的情况下,同是这家网络媒体就以“你认为性早熟与圣元奶粉有关系、没关系、说不清”为三个选项进行了网友调查,这种调查显然不具备科学性,不值得推敲,但正是这么不严谨的调查得出的结论,被放大为《近7成网友认为性早熟与圣元奶粉有关》。
  对一家可能是被冤枉(后来的结论也印证确实是被冤枉)的企业进行媒体审判、公众审判,也是一种对自身公权力的滥用!
  我注意到最近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与参加“红色故土·重庆行”的35家北京网络媒体的60余位高管座谈时的表态。薄熙来说,“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交互性强,一个热点事件发生,大量网民简明扼要、甚至‘不假思索’地跟帖,能反映各界群众最鲜活、最原始、最真实的想法,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可以感受民意的脉动,这恰是网络的吸引力所在。”
  薄书记从乐见民意的执政者角度表明了自身对网络的认知态度,属一家之言。但作为媒体从业者,如果只知道自己的吸引力所在并沾沾自喜,而不知引导力何在或为实现私利而假借公众之名进行误导的话,又实在是令人悲哀。
  引导力的基础恰恰是价值观,是运用价值进行判断的能力。
  在我看来,最好的维护公众利益的报道路径,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点:独立——在政治上不为政府或其他利益集团所左右;平等——被批评者不应成为被缺席审判者,要捍卫其说话的权利;多元——尽可能反映不同的观点,而非为自己的主题思想服务进行取舍;全面——从微观的真实升华到宏观的真实,不但要传递事实,更要告诉大家真相。


  媒体为什么没有自我批评
  刘照耀
  身为媒体中人,其实常常为自己这个群体的一些道德迷失和职业冷漠所困惑所纠结。媒体有自己的独立性吗?很难,在现代社会里,媒体是各种关系网络的一个中心节点,各种势力都想控制媒体。有人巴结你,有人打压你,所以媒体人很多时候也是“自傲和自卑集一身”,再加上文人帮闲者居多,有担当的人却少,媒体人有独立人格的也少见。身为其中的一分子,公开说自己这个群体和机构的坏话,揭开自身的“疮疤”,很是伤痛,但如鲠在喉,不得不说。
  媒体常拿“知情权”为自己说事,其实细究起来,“知情权”不是赋予媒体的,而是赋予公民的,只不过公民的“知情权”往往通过媒体来落实。信息源头捂捂盖盖,不能公开透明,有碍公民“知情权”的实现,那么,假如信息源头公开了,媒体却选择性传播信息,故意封锁或报出跟实情相违的信息,公民的“知情权”也没有真正实现。
  媒体既为公器,有一项职责就是公平客观地报道新闻,让民众可以有充分的知情权。在自身和他人发生利益冲突时,更要“回避”。媒体有没有自身的利益,有,但是如果此时将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实现通过自已拥有的话语权来实施的话,新闻应有的公正客观没了,新闻单位的公正品格也没了。“郭德纲事件”中,北京台记者被殴,北京台有义务保护其记者,可以替记者负担医药费、诉讼相关费用,甚或以北京台名义提起法律诉讼。封杀郭德纲表面上看起来正义且强大,但其实封杀郭德纲之后的北京台相关报道,首先不可能“正反并陈”,只会剩下北京台自说自话,剥夺的是受众的知情权,因为我们已经无法从北京台获知郭德纲的说法。而这使得北京台与郭德纲在对公众说明与自我辩解的公平性上,产生巨大落差。
  再就是众多媒体群起而上,舆论呈一边倒地谴责郭德纲时,有人以为是“痛打落水狗”,有人却以为“墙倒众人推”。这里看不到君子的“和而不同”,却只有小人的“党同伐异”,我知道一些媒体人的潜在想法:“北京台记者被打了,那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不支持他太不够哥们了。”
  北京台可以发表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郭德纲殴打记者属于对采访权的侵犯,并诉诸法律。民众可以自发地拒看郭德纲的演出与报道,如果响应者众,电视台没了收视率,自然就不会再播放郭德纲的演出或报道,自然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对郭德纲及其徒弟的压力。而选择“封杀”人家,本身就是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实施的一种暴力,和挥动拳头打人没有什么区别。
  当“以暴制暴”成了解决矛盾纠纷的第一选择,当本应作为“社会良心”的媒体也去公报私仇,当潜规则大行其道,公平正义就成了镜花水月。
  媒体也要自我检讨。媒体总是在批评别人,却少有自我批评。这是媒体的一个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在我看来,却是媒体人的耻辱和悲哀。○
  来源:青年记者2010年9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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