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经济日报副刊部文化新闻编辑室副主任  乔申颖
　　虽然今年以来范老师的身体一直不好，虽然反复住院不见好转也曾让我心里疑惑，但我竟然没有想过他会离开。还记得9月他因为发烧住院，病房号是518，他还开玩笑说：“医生跟我说这个号码多好啊，518我要发，我说后面还要加一个字，是‘我要发烧’才对！”那时笑语晏晏如在眼前，每念及此，泪不能禁。
　　熟悉范老师的人都说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他所热爱的，他所相信的，从未因为生活的起伏而有丝毫更改。他总是说自己一生遇到很多好人，庆幸能交到众多朋友，即使在他下放的十年，也得到很多无私的帮助。但我想，他或许不知道他于生活的信仰就像光源一样，会对身边的人产生多大的影响。
　　2001年我到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已经在一家省级党报工作了三年。高考时，新闻是我唯一的选择，但那时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已经让我迷茫。我对自己说，如果我在清华依然找不到对于新闻的归宿感，毕业后就不再当记者了。2002年，范老师来到学院。考虑到他对于学校的运行机制不了解，院里想为他安排一个助教。因为我在党报工作过的背景，这份荣幸最终落到我的身上。当我旁听着本科生的新闻评论课时，我清楚地感觉到了这就是我来清华要找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道理，而是一个榜样。
　　他说，他的《莫把开头当过头》并没有什么文采，只是把当时采访的实际情况记录下来而已；他说，刚当记者时他也曾因为辞藻华丽、内容空洞而被老编辑批评，让他克服这一点的是十年下放；他说，五十多岁以后他才慢慢感到得心应手……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新闻工作值得期待也需要坚守，名家高手并非高不可攀。
　　在他的影响下，我到图书馆去寻找他提到过的书、提到过的事。我用他的视角重新思考，慢慢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发现这一点的他比我还要高兴。就像那句诗所说：“平生不解藏人好，到处逢人说项斯”。他到处跟人说我多么优秀。直到来经济日报上班以后，我才慢慢明白了他的心情：他在我身上寄托了对于新闻事业不曾减损半分的热爱，他希望我能代替他继续走在这条让他魂牵梦绕的道路上。
　　范老师辞世前那段时间，正好赶上工作特别繁忙。记得有一天，我下了班没吃晚饭，害怕赶不及探视的时限匆匆忙忙买了一点吃的赶到医院。范老师躺在病床上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晚饭，满脸羡慕地说：“你多好啊，有那么多工作可以做，想去哪采访就去哪采访”。那时我不知离别在即，还笑嘻嘻地说“回来带你一起去”。
　　很多人都不相信，活了七十多岁的范老师是这样单纯的人。他想要的东西那么简单，却因为太过替别人着想而委屈自己忍耐，不愿做哪怕一点小小的争取。
　　每次我出差回来，跟他汇报所见所闻，他都会跟着我高兴一阵然后感叹说：“那地方我还没去过呢！”年轻时一直在东北，到了北京后当领导不能跟记者争稿子写，谁能想到他竟然没去过那么多地方。
　　今年8月我在报社发表了第一个署名的头版头条，拿来给他看。他特别高兴，对我说：“我在经济日报还没发过头条呢！那一年《真正的秘密武器》本来是有希望的，后来夜班来电话说被挤到下面了，发不发？我心想那就顺其自然吧，最后也没能发成头条。”我笑着逗他说：“这么说来，我比你强呢！”他也笑着说，“你当然比我强，我一辈子喜欢当记者，结果连个记者证都没有，下放回来就给了一个干部证。我们那时候也不兴评职称，我什么职称也没有。”
　　我知道有些人说范老师写的文章都是豆腐块，谁又想过，他只是怕打击了记者的积极性，捡那些人家不想写的来写而已。他那么喜欢当记者，又怎么会不想把自己的稿子堂堂正正发在最显眼的地方呢。范老师即使有那么多无法说给人听的遗憾，仍一如既往地爱着新闻事业，笑着对每一个人说：来生还要当记者。
　　他总是说，“我会写不会说，有时候人家看我不说话就说我多么深沉，其实我是说不出来。”也因为这样，他对我抱有特别的期望。他说我“伶牙俐齿”，会写文章也会总结。他希望我能赶快成长，也希望我能把从他那里悟到的、他自己说不出来的部分讲给别人听。可他给我时间太短了，八年时间，根本无法做到像他想的那样：站在舞台的中央，让他可以笑着在台下鼓掌。
　　我相信范老师离开的时候会很安详。他的一生，从来都是顺其自然，勉强着自己给别人最大的宽容。即使我不能回应他的期待，他也会笑着说没关系。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更加无法原谅自己。我知道他多么希望看到我长成参天大树，他说他好希望能够“在树下乘乘凉”。但我太年轻了，无论我如何倾尽全力，都赶不过飞逝的时光，在我刚刚长成小树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最终只能让这样的期待仍只是一个未竟的愿望。○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