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华社国内部记者  姜  琳
　　“范爷爷走了……”11月13日下午看到短信，我站在电梯里，愣住了。5秒钟后，慌慌张张地拨通一位师姐的电话，但那头已经传来了悲伤的哭声……
　　从那一刻起，范老师的音容笑貌、一言一行就像电影一样在我脑中回响。
　　这两年范老一直遭受疾病折磨，先是中风，然后是视网膜脱落，所幸每次都能在乐观的心态中恢复过来。今年２月份去万寿路看望他，在清香林茶楼见面时，感觉范老虽然憔悴了一些，但精神很不错。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喝着最爱的龙井，嗑着瓜子，平易、亲切，手术后才恢复不久的眼睛依然敏捷、通透，谈到高兴时，笑起来像个顽童。
　　我给他打印了一份2009年所写的新闻评论，厚厚地一叠，老人家非常高兴，直说：能写这么多，真不容易！范老师知道我心中的烦恼，特意安慰我说，先当编辑其实更有好处，能了解读者到底要什么，稿子到底该怎么写。讨论写稿秘诀时，他说很多人认为写评论可以足不出户，其实它和新闻一样，必须要采访。闲聊中，范老师依旧拿自己打趣。他说儿子要买房，本来想帮他一把，把夫妻俩一辈子攒下的三十多万都给他，结果遭到了“嗤之以鼻”，说还不够买一个厕所的。
　　同坐的还有一位浙江日报负责营销的女孩，不久就先行告辞。范老师告诉我，其实跟这女孩素未谋面，只是曾与她母亲相识。范老就是这样，几乎不会拒绝别人，求事、求字或者求见都是如此，结果是他把自己弄得特别累，让师母担心和生气。
　　离开茶楼的时候，服务员熟练地拿出了一个记账本给范老师签字，我笑着问，今年又有可能喝掉您好几千块钱吧？范老师说差不多，然后戴上了帽子，裹上了厚厚的围巾，慢慢地往外走。还是和从前一样，不要我拎包。不过这次我坚持抢了过来。那天特别冷，刺骨的寒风卷着落叶横扫马路，不到三百米的路程，范老却走了好长时间。末了还不忘叮嘱我，注意休息，都有黑眼圈了。望着他步履蹒跚的身影在扬起的风沙中缓缓远去，我心里有说不出的伤感：恨自己成长得太慢，怕学生欲养而恩师不待……
　　4月份校庆日在学院再次见到范老师，已是天气渐暖，他的精神也好多了。在院长致辞中，范老师表示在清华这八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看着老人矍铄如昔的面庞，我还以为疾病对他的伤害已经完全过去。没想到……
　　第一次直接受范老师点拨是在6年前的夏天，我还是一个普通的大三学生。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喂，是姜琳吗？我是范敬宜……”听到对方平静的介绍，我真受宠若惊，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时我还没有上过范老师的课，只是在开学典礼上远远听过他的讲座。范老师说，他看到了我做的一份调查报告，觉得很好，没想到大学生会走上街头仔细研究和调查人民日报，于是推荐给了人民日报的总编和社长。
　　几天后，我收到乔申颖师姐转交的一个信封，除了相关领导的回复，还有专门给我的一封信。范老师写道：希望你把这套资料保存起来，作为自己的“业务档案”。当我像你这样年龄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得过这样的荣誉……我开心地看了又看，满心温暖。我们这些小毛孩，就像是范老师撒在土壤里的小黄豆，被他用温暖与爱宠着、浇灌着、呵护着，日盼夜盼，稍微冒出一点稚嫩的芽，就会令他由衷地高兴和骄傲。
　　真正和范老师建立紧密联系，还是从人民日报的实习开始的。刚开始实习不久，我被派到山西出差，当时坐在颠簸的客车上，望着窗外飞扬的尘土为不知该写啥发愁。这时，电话突然响起，听到了范老师亲切的声音：实习还好吗，习惯吗？我兴奋得坐得笔直，赶紧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向他求助。从那以后，我开始常常跟范老师通电话，接着又成了他的研究生、助教；他也从院长变成了我的导师、慈祥的爷爷。
　　作为新闻界的大家，范老师其人其文在新闻单位声望甚高。我常常害怕别人介绍我是范敬宜的弟子，总担心自己会辱没师门。尽管采访的时候，会牢记范老师的教诲，多去基层看看，多听百姓讲讲；写稿的时候，会努力按照范老师期望的，多一点文化，多一些实话；打磨稿件的时候，会想起他对我“保持语言风格”的叮嘱，但看到范老师的那些名篇佳作，还是备觉惭愧。
　　今年两会的最后一天，我作为上会记者，参加了总理记者招待会。听到总理回答提问时说起《富春江居图》，我惊了一下，是不是自己耳朵听错了？因为在大学课堂上，范老师曾经缓缓打开一个卷轴画卷，给我们讲述过一画两截的传奇故事，只是画名叫《富春山居图》。为了防止发稿错误，一散会我立即拨通了范老师的电话，老人家答曰，就是说错了，已致电总理办公室。当我冲进前方发稿中心想跟领导汇报时，果然收到了总理办公室纠正的消息。
　　我这才意识到，在范老师和学院教育的潜移默化下，我们确实长大了、成熟了，虽然还很稚嫩，但已经从小黄豆变成了豆芽，并且想努力地长得高一点、直一点。
　　范老师曾经说过，如果有来生，还要当记者。我想说，如果有来生，希望还能当一回范老师的学生。○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