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李  彬
　　《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1979年5月13日首发于《辽宁日报》，5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并加编者按，随后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广播。
　　《人民日报》“编者按”写道：“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当时正在农村采访的范敬宜一听说《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刊登此文，“脑袋‘嗡’的一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又闯祸了！’”后来他坦率地说，当时并不存在胆量问题，“因为压根儿不知道高层的复杂背景，不了解‘两个凡是’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严重干扰。只是十年基层生活，使我这个从象牙塔里摔出来的知识分子，多少了解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懂得农民究竟欢迎什么政策，反对什么政策；什么样的政策会给农民带来幸福，什么样的政策会给农民带来灾难……因此，听到有人说三中全会政策的坏话，很自然地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应该实事求是地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以正视听”。并不是自己“无私无畏”，而只能说是“无知无畏”，“要是知道背景那么错综复杂，说不定我就没有写这篇文章的胆量了”。而《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他则认为“是需要胆识和魄力的，是有一种捍卫三中全会路线的政治勇气的。因为他们对当时的那场斗争十分清楚。因此，当他们从《辽宁日报》一发现这篇述评，便敏锐地判断出它的价值，以一种少有的编排方式和版面语言加以处理”。
　　他谈的采写心得尤其耐人寻味：“整个采访过程给我最深刻的启示是：记者要正确地反映时代，必须努力缩短自己与基层老百姓的距离。离基层越近，离真理也越近。实事求是的‘是’，在人民群众之中。”
　　范敬宜，江苏苏州人，范仲淹嫡系子孙。早年求学于国学重镇“无锡国专”，195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中文系，受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感召，奔赴白山黑水，从事新闻工作，任《东北日报》和《辽宁日报》编辑。后被划为“右派”，在农村基层二十余年，竟以“右派”之身入党。1983年，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1984年，任中国外文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代表作有《总编辑手记》、《敬宜笔记》、《范敬宜文集》等。
　　他既是痴心不改的新闻人，曾回答学生说“如有来生，还做记者”，又是出色的文化人，诗、书、画均称擅场。骨子里深受先祖范仲淹影响，颇有古代士大夫之风。新中国50华诞前夕，他在《人民日报》发文《岳阳楼记 我心中的灯》：
　　这篇千古名文，就像一盏明灯陪伴我走过了大半生崎岖不平的生活道路。
　　我20岁开始新闻工作生涯，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风调雨顺”时间。不久之后，反右的大风暴就降临到自己头上。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来说，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小说里描写的悲愤、沮丧、绝望、屈辱的滋味，我都尝过。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默诵《岳阳楼记》便成为一种自我振作的精神力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古代政治家博大胸怀的对照下，个人的一点不幸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记得1959年的中秋之夜，我在劳动改造的农场里抢运谷子。站在高高的谷垛上，遥望城里的万家灯火，想着自己的不幸遭际，不禁怆然涕下。这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忽然涌上心头，阴霾为之一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一样，发生了根本变化。走出逆境，跨入顺境，好事接踵而至，难免喜形于色。当我被任命为《经济日报》总编辑时，马上写信向上海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报喜，信中自谦地说：“多年荒疏，深恐难负重托”，本以为能使高堂高兴一番，不料母亲的回信却是：“我觉得你是‘其言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我劝你一句话：位高坠重，君可休矣！”一瓢冷水，把我浇得好心凉。冷静下来想想，母亲的话还是老祖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意思，要我宠辱不惊，不要在顺境里冲昏头脑，忘乎所以。这番话，我至今难忘。　
　　（此文选自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3页）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