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主持人：赵  金
　　嘉  宾：鲁超国  齐鲁晚报·生活日报记者
　　　　　　董  钊  齐鲁晚报·生活日报记者
　　　　　　乔显佳  齐鲁晚报·生活日报记者
　　　　　　左  庆  齐鲁晚报·生活日报记者

　　主持人的话：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级强烈地震并引发剧烈海啸，国内有条件的媒体纷纷派出记者前往日本，齐鲁晚报、生活日报也派出6人采访团进行了一次跨国采访。
　　“我在现场”，永远是新闻人的第一追求，这种追求不因环境的险恶而改变，不因探寻的艰难而却步。日本灾区归来，在记者们的总结文字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反思。这些反思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以后的重大国际新闻事件报道中，他们会更加成熟。

　　我们为何会泪流满面

　　鲁超国
　　我虽然是个非常感性的人，但是我没有想到竟会如此失态：在从日本回来的接风宴上泪流满面。
　　我们是3月13日晚上到东京的。去之前，乔显佳通过旅行社联系好了向导、翻译兼司机朱先生，并称有30名留日学生愿意担任翻译。
　　刚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免费的，异域他乡，能给老乡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日本，我们彻底体会到了“时间就是金钱”的含义。14日一早，这名来自台湾的朱先生张口要昨晚的费用：共15万日元（人民币1元≈12.56日元）。
　　我们惊呆了，我们不得不和他商量去灾区的费用。他的开价是：一天12万日元，过路费、燃油费、食宿费都由我们承担。我们想尽量为报社节约一些开支，于是试图再联系其他的向导、翻译兼司机（即使我们用朱先生的人和车，我们还是要再联系一个翻译一辆车的）。
　　就在这个时候，福岛核电站机组爆炸的消息传来，没有司机再愿意去，30个留学生更是没看到一个人影。更让人崩溃的是，朱先生得知这个消息后，死活不去了，即使我们答应了12万日元的条件，他也一口回绝：“这不是钱的问题。”
　　没有了翻译，我们看到的字听到的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等于眼睛失明、耳朵失聪。
　　于是，我们让朱先生带着董钊和刘红杰在东京采访，其他四人开始四处打电话找人找车。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车和向导却迟迟定不下来，那种有劲使不出来的煎熬，远比在灾区面临危险进行采访要难受得多。
　　傍晚，终于通过私人关系联系上两辆车，本来死气沉沉的气氛因为这个消息而瞬间活跃了，大家开始有说有笑了。
　　正当大家还在讨论如何去灾区的时候，突然接到后方领导的指令：让有孩子的左庆和乔显佳去灾区，我和董钊留守东京，刘爽和刘红杰立即回国。
　　房间的空气瞬间又凝固了。刘爽哭了，给蓝海总编辑发短信：“我希望能跟大部队一起行动，请求您的成全！！！”
　　如果仅仅为自己着想，我想，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坚守，但是我们不仅仅属于自己，如果去灾区可能会影响家人，影响下一代，那每个人就不得不重新掂量。面对刘爽的选择，我感动，无语。
　　纠结的一晚。第二天一早，送走了刘爽和刘红杰，我们又接到后方的指令：灾区不能去了，可以放弃采访，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
　　我们面面相觑。
　　说实话，直到那时，我们大部分人还没有真正地开始采访，就这样回去了，谁会甘心？大家都觉得不好意思回去。
　　于是，我们提出，如果非要撤的话，不一定撤回国，可以迂回一下，暂时撤到广岛，因为那是一个受过核伤害的城市，有文章可做。
　　后方给我们的指令是：让左庆和乔显佳留守东京，我和董钊撤回广岛。当天下午，左庆和乔显佳也撤回广岛。
　　广岛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远离了灾区，让我们感觉就像是在度假，只不过是一场非常痛苦的旅行。
　　应该说，我的正式采访是从16日开始的。到了广岛，我们从网上查询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联系方式，让他们给我们当翻译，并且联系好了车辆。然后我们分了工：我和董钊在一个翻译的带领下去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地方采访，留下一个翻译，在宾馆里陪乔显佳翻译日媒报道。当晚，乔显佳往总部回传了五六篇稿子。
　　蓝总及时肯定了我们的做法，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借鉴的经验：以后采访类似报道，可以找个留学生专门为我们翻译当地媒体报道，整合材料，因为有些报道在国内看不到；然后，我们再采访日本民众对于官方发布的信息是何态度，这样就会大大增加信息源。
　　终于可以沉下心来好好地进行采访了。在广岛采访两天后，我们又接到后方指令：我和董钊留守广岛，乔显佳和左庆去大阪，大阪城市大些，信息源多些，距离东京近一些。
　　18日，我们收到了回国的指令。20日回到青岛之后，身体检测一切正常，蓝总发了条短信：“谢天谢地！”
　　领导的关心让我们感动，但是，我们6个去日本采访的记者，每一个人都是心存遗憾与不甘。总结得失，有以下几点收获：
　　首先，齐鲁晚报要“做主流大报，树百年品牌”，要不断提升自身影响力，就需要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蓝海总编在总结这次报道时说的那样：“影响力的突破要靠突破有影响力的事件。这一步，迈还是不迈，不仅是一次报道的问题。”而这种难得的机会，对于记者的职业化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这样的报道中来。
　　其次，对于记者个人来说，参加这样的报道，仅有决心和勇气还远远不够。从这次采访看，我们还有很多以后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出国前，必须先做好后勤准备，向导、翻译是必须要提前联系好的，派出多少名记者，就需要配备多少名翻译，提前联系好，敲定好。如果出国之后再联系这些，很窝工，很煎熬，因为这是采访必备的条件。当然，我们能有懂外语的不需要翻译的记者更好。
　　再次，后方调度前方记者时，特别是在遇到灾情、险情的情况下，应该先多方面收集信息，然后对灾情、险情做出一个大致判断，统一意见后，传达给前方记者。
　　再有，跨国采访时，无路前方还是后方，都要有专人收集资料，然后根据资料做第二落点的新闻，可以大大提高采访效率。
　　最后，借用王洪亮副总编赠送我的让人容易和爱情联想起来的QQ签名来总结这次采访经历吧：“没想到与她的遭遇，竟是如此，匆匆一瞥，潦草匆忙……”

　　突发事件报道
　　要跳出思维定势

　　董钊
　　3月13日，夜幕拉开，不远处的霓虹招牌上，到处闪烁着汉字的偏旁部首。
　　东京到了。距此二百公里之外的福岛乃至以东、以北，三个关键词牵动世界：地震、海啸、核泄漏。
　　一天前，我还游走在全国两会现场。此次紧急受命，与以往任何一次采访不同：突发，且跨国。
　　紧张和迷茫掩盖了兴奋。紧张在于时间，每一分钟，日本东北的灾情事态都在发生量变甚至是质变；迷茫在于任务，源自对日本东北地理环境的极不熟悉，以及灾情危害的不可预知。
　　我们亟需搞清楚，此次日本之行，我们要采访什么，怎么采访。
　　之前我们一直认为，不到东北震区，我们的采访算不上“第一手采访”。
　　第二天，我们去大使馆、东京繁华商业街，震后影响随处可见。我们才意识到，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东京，这里是震后新闻的富矿。这与我们之前的想法相去甚远。
　　鉴于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4号反应堆频频告急，后方要求我们退守广岛、大阪。我们离开东京的时候，心情多有不甘。现在看来，此举意义重大：核辐射渐成焦点的时候，1966年饱受原子弹摧残的广岛无疑备受关注；在东北乃至东京大批华人南撤的时候，大阪是最大的信息集散地之一。
　　奔波于几个城市采访的背后，得益于后方通宵达旦的商榷和运筹。采访之中，我们也在反思，我们为什么会想不到要这么做。
　　思维定势源自经验模式作怪。如果按照国内突发事件的采访模式，去第一现场是必须的，但我们在日本语言不通，地情不熟，加上其他原因，无法按照预期的方案进行。之前只想去震区的想法，给采访设置了无形的思想障碍。事实证明，采访突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思维定势源自判断的主观性。我们起初的认识还局限于“到现场”和“如何到”，但随着态势的发展，后方编辑部告诉我们要冷静，一味向前的做法太过冒险。即使真正到了灾区，我们又能采访些什么？采访内容又有哪些能跳出公共资源的框架？
　　思维定势源自视野的狭窄。如果留在东京，我们看不到广岛1966年核辐射留下的阴霾，也看不到经济中心大阪的人潮涌动。
　　思维定势源自知识储备的不足。相对于昂贵的采访成本，单就灾难报道灾难，就显得单薄。但除了眼前看到的灾难，我们是不是还能想到灾难之外，而且与灾难紧紧相连的问题？比如从美国撤离看日美关系、从广岛看核影响、从中国救援看两国民众心态等。做好这些命题，远远不是急就章的现场报道能承担的，单靠临阵磨枪更是不行的。
　　日本之行所获颇多，上述感受不为自责，只为下次采访提供帮助，以备更加精准。

　　有时候，做个“唐僧”更重要

　　乔显佳
　　为期8天的赴日采访结束了，依然很感慨。事后我一直在问自己，有没有机会不留遗憾？是不是有过突入灾难核心区的机会？
　　这次采访任务来得非常急。3月12日下午还是风花雪月的，临近傍晚接到采访任务，一下子紧张起来。
　　13日全天忙得和打仗一样。一大早攥着4张票去北京，下车直奔日本驻华大使馆，订机票，到机场，下午三四点钟，我们6人就起飞了，顺利得我有点不敢相信！
　　抵达东京成田机场，已经人困马乏。在东京休整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张罗着去灾区。
　　按照在国内的经验，背包就走吧！见河搭桥，遇沟铺路就是了。可是在当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从早晨8点打出的第一个电话开始，一直联系到晚上天黑，没有一辆车愿意跟我们去灾区。这一天真纠结啊，是我8年采访经历中最难受、最痛苦、最无奈的一天。
　　这一天我们前方六人打了不下500个电话，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重燃希望，挣扎、努力、呐喊。我们觉得就像是圈在笼子里的六只老虎。起码我快急疯了。
　　其实当时灾区也很紧张，不断有灾难加重的信息传来，核电站高温、失灵、彻底失灵；仙台等地又发现几百具尸体；中北部大大小小十几个县市都传来余震的消息，就连我们居住的地方也不时地动山摇，让人头晕恶心。但对我来说，前线是天堂，留在东京是遭罪。
　　晚上，报社领导来电，决定让我和左庆打前锋，去海啸死人最多的岩手县，其余4人在东京留守。尽管明知去岩手要穿越福岛县核辐射区，但我很激动，一点儿也不怕。左庆也很坚决，我们觉得两个享受过一些人生乐趣的男人，有责任代表前方记者团冒这个险。
　　但晚上10点半，蓝总给我打电话，字字语重心长地说，福岛的核电站又爆了，任务取消……
　　经过14日这极端痛苦的一天，我冷静下来。决定就地采访。此后陆续转战广岛、大阪，每天写回大量稿件。
　　这次采访中，我一直问自己，齐鲁晚报为什么派出自己的记者？我们前方记者团有没有机会突进重灾区？得出结果是，机会还是有的，尽管稍纵即逝。我觉得，面对日本震区这样的采访，一个始终抱有“向西，向西”意志的唐僧，要比100个有神通的孙悟空更重要。遗憾的是，我犹豫过，动心过，但没有抓住那一点的机会。

　　挖掘“事件之内”的故事

　　左庆
　　在日本8天的日夜采访奔忙，留给我们许多遗憾，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作为去采访大地震的记者，每个人都有个共同的目标——去第一现场、去地震海啸损毁最严重的地方。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地震海啸还造成核泄漏，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让人在心理上产生了莫大的恐惧，引发了原先我们估计不到的后果：从东京到宫城、岩手必须穿越福岛核电站核辐射区，已经定好的在东京的车辆、司机、翻译都拒绝前往。加上14日、15日福岛核电站几个机组相继爆炸，使得我们去第一现场的几率越来越小。回来后反思，到达时应该马上兵分三路，两路驻守东京，其中一路伺机而动，如果风往北刮，东京一路出击，另一路马上飞往日本最北端北海道（因为仙台的机场已经关闭）；如果风向往南刮，从北端看看能否有机会赶到岩手。后来我们6个人在一起讨论时也认为，要是能连夜往宫城、岩手赶，也许就能有更大的突破。值得反思的另一点就是对事态发展估计不足，没有料到核泄漏造成的影响，应该事先准备防护服、核物质微型检测装备等。还需要注意的是翻译人员，最好是在国内带去，这样容易协调，省得到了现场抓瞎。
　　去不了第一现场时怎么办？
　　14日晚，当车辆、翻译到位，准备第二天一早去宫城、岩手时被后方紧急叫停。晚上和蓝总电话沟通时说出了自己没能到最前线的遗憾。蓝总说，到14日距离地震发生已经是三天多了，第一现场的照片已经铺天盖地，现在主要应该考虑报道的是核辐射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拍出不一样的照片。15日，福岛核电站几个机组相继爆炸，持续的北风将福岛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刮往东京。市民情绪原本相对稳定的东京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大街上，行人稀少，戴白口罩出行的市民骤然增多；由于限电，地铁开始停运。这时，我忽然意识到，这也许就是我们“看见事件之内”的时候到了。因为在到达日本的这几天里，地震几乎无处不在，俨然已经成为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日本人对核泄漏却是出奇地怕，也许是因为他们曾经受到过伤害。于是，逃离东京的人们、世界上最繁忙的东京地铁站内罕见的行人稀少的场景、寺庙里祈祷的人们……在东京的几天里，我力争通过社会的各个层面，挖掘“事件之内”的故事。
　　作为一个专业记者，我希望能用独特的眼光发现事件背后的故事。希望人们再次翻看我们的照片和文字的时候，能给读者留下点什么。○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５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