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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离开媒体圈

2011-07-31 1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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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持人:赵金
  嘉  宾:十年砍柴    原中央某报记者
  唐斯佳      原广西某省级都市报记者
  孙韩高      原山东某省级都市报记者
  屏  影      原省级电视台记者
  大  河      原河南某报记者
  
  主持人的话:
  “从采编岗位转到经营岗位的记者们永远不会再回来做记者,从报社跳槽到其他单位的人永远不会再愿意呆在报社,这是此刻传媒业现状。而十多年前,跳槽进报社的我的同事中,有供电局干部、卷烟厂干部、银行职员、机关公务员、高校教师……”
  这是前不久东方卫报副总编辑于洁尘发的一条微薄,引起了很多圈内人士的感叹。想想周围的同事,我们很难有谁会说不出几个已经离开的人的名字。
  在媒体格局不断发生变化,改革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记者”褪去在体制内时被赋予的某些光环,作为一个职业,形成正常的人员流动,无可厚非。我们探讨这个话题,是想透过这些曾经的同行的感受,来检视和提醒:做一些改变,我们或许会拥有一个更和谐更有活力的工作环境。
  
  
  迷茫:怎样才是真正的记者
  十年砍柴,媒体从业9年半
  2008年的一个秋日,我去人事处退记者证。
  人事处的老兄把证件上的照片撕下还给我,说:“留个纪念。”照片上的我28岁,看着那张清瘦还有些朝气的面孔,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车拉着两个纸箱,像往常下班一样驶出大门。纸箱里面是几千张照片,十几本采访笔记,50万字的采访札记,一摞摞会议材料,还有几十本红红绿绿的获奖证书。9年半的历史,就这样简单地打包了。
  回家整理那些照片和采访札记,很多有趣或者愤怒的事情想起来了。
  记得第一次出京采访是到西安,参加武警总部在那儿召开的一次会议。几天的会议听来听去都是车轱辘话,刚出江湖的我还很认真地做笔记,但心里犯嘀咕:这样枯燥的内容怎么写成报道?会议还没有开完,有新闻干事把已经事先写好的通告给我,只要略作改动,署上我的名字就万事大吉了。我疑惑: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记者参加会议?由部队的新闻干事直接将通稿传真到报社不就得了?后来才知道,请记者特别是中央媒体记者参加,会提升会议的规格。
  现在看来,我的“处子访”已经为我的记者生涯定调。这不是真正新闻学意义上的采访,而是充当一场戏的某个配角。
  由于报道的领域是时政,得采访一些官员,有时候也不能免俗和官员们合影,很多官方媒体的记者热衷这个,好像一张合影就是一张虎皮或者护身符。看合影中或者我镜头下的那些官员大多神采奕奕,好多现在已落马。
  某次人代会,我已经在后方当编辑了,当时江西省检察长(副部级官员)丁某托人主动联系本报,要求在报上露露脸,我们一个记者写了篇报道,极尽吹捧之能事。稿子到了我手里,我建议不要刊发,理由是:一个副部级官员,一般说来不是靠媒体正面报道升官的,到了这个位置,低调、不引人关注是最重要的,否则会遭忌恨,因此他们往往对媒体的报道避之唯恐不及。而这次一位副部级官员主动要求在媒体上高调亮相,一定是他感觉到危机了,想一切办法抓救命稻草,也许他觉得被官方媒体刚刚正面报道过,有关部门考虑影响会谨慎从事。即使采访他,也只能报道他作为一名普通人大代表的建议,而这篇稿件竟然赤裸裸地颂扬其个人清正廉洁。可是,由于那位记者找报社高层公关,稿件还是发出来了。不到半年,这位专司反贪的省检察长自己被反贪了,《南方周末》长篇报道他落马的过程,而且大段引述了本报赞扬他的那篇报道。看到《南方周末》的报道,我的脸都红了,这样的报纸,有何“报格”可言?
  从事记者几年内,认识了许多同行,而且和许多人成为很好的朋友。这些人当年多是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刚入行时,也有一番新闻人的抱负。但时间一长,多数磨得没有棱角了。所求者,要么是利用身份挣点钱,要么和权力部门搞好关系,熬到处级调到权力部门做公务员。有一年,我和新华社、中国日报的两位记者一起去河北某市采访该市人大,公事完毕三人在宾馆大堂闲聊,等待车来送我们回京。这时一个便衣过来,对我们喝斥:你们马上离开这里!一副凶巴巴的样子。我们知道是中央一位重要领导人到了该市视察,可能要来此宾馆,当地警方负责清场。我问他:“你是谁?你在执行什么公务?”他可能没想到有人还敢这样问他,嗓门更大了,说:“我没必要告诉你们,让你们滚蛋就得滚蛋!”那位在未名湖边呆了几年的新华社记者火了:“我们不滚蛋怎么了?我看你怎么办。”我接着打圆场,说:“你起码要说明一下身份,我们才知道你在执行公务,这是执法的基本素质呀。”同行的《中国日报》的记者是个漂亮妹妹,接话茬说:“你给他这样的人讲素质,岂不是对牛弹琴?他可能都不知道素质两个字怎么写。”气得这位公差满脸通红,这时候该市人大的工作人员前来解围,一场风波消弭。几年后,那位女记者出国了,那位愤怒的男记者,进了官门——愤怒的记者总是要成熟的。
  真正让我咬牙下定决心离开这个职业的,还是2008年初的事——辽宁某县委书记派公安人员来报社抓一个同事。此事对我触动极大:我揣着记者证,我的社会身份是“记者”,可是这些年来我何尝有机会做过真正的记者?无非是为稻粱谋而已!我终于决定逃离了。
  
  
  忐忑:我能当一辈子记者吗
  唐斯佳,新闻从业6年
  两个多月前,当我向报社人事处递交辞职报告,交回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时,心中有着些许失落和惆怅。这意味着我近6年的记者生涯,正式终结了。与许多记者转行不同的是,我是带着几分眷恋离开这一职业的。
  从2005年7月大学毕业,到2011年3月辞职,从21岁到27岁,我最青春的6年,献给了记者职业。还记得,为了报道百色市田东县那读煤矿透水事故救援进展,我连续5天在矿难现场深夜守候;为了探访民营殡仪服务公司进驻南宁后,在殡葬垄断行业掀起的波澜,我耗时一周,对殡仪服务公司、殡仪馆、医院太平间、民政部门等单位进行多方走访;为了查清五保村被村干部鸠占鹊巢一事,我以公交车转三轮车加步行的方式,四次前往偏远的五保村;为了采访清明节祭祀情况,我单枪匹马连续3天,每天跑遍4个殡葬服务机构,而别的媒体派出的记者至少在4名以上……
  在外人看来,记者这一职业很累,东奔西走,“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其实我们身处其中,并不感觉那么累,相反,还能体会到记者职业的种种好处。一,自由自在。就我来说,一个月工作15~20天,完成了任务,其余时间都是自己的。有采访时按照采访时间起床,没采访时一觉睡到自然醒,没人管你。二,成就感。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查看电子版,看看自己的稿件是否发表。当看到自己的“大作”上报时,心底那种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出去采访时,递上自己的名片,听到别人说“原来你就是唐斯佳啊!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时,真有一种“名人”的感觉。三,高薪。记者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让“肯干”的我获得了较为丰厚的物质回报。仅靠写稿,就让我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了“有房有车”的梦想。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心里却焦虑起来。“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能当一辈子记者吗?”我问自己。“分、分、分,记者的命根”,身处广西发行量最大的平面媒体,内部竞争较为激烈。虽然我大多数时候,完成任务都较为轻松,但每年总会有“淡季”,总会有分管的线上“料”较少的时候。每逢此时,我就非常紧张,特别是如果到了每月20日,我还没完成任务,就会很焦虑。挨个部门打一通电话、QQ上问一遍、网站上查一遍,如果还没有料,我就只能“干等”,或出去找社会新闻来写。只要任务没完成,我紧绷的神经就不可能放松,有时甚至夜不能寐。虽然在从事记者的5年半时间里,我从没出现过任务完不成的情况,从没上过后5名榜,还时不时荣登前5名榜。但我明白,竞争机制所催生的心理压力,是挥之不去的。
  媒体早已没有编制,我所在的报社又已转型为企业集团,让我感觉不够稳定,杞人忧天的我担心哪天干不好就被“炒鱿鱼”了。没有归属感,心理压力大,是我离开媒体的最主要原因。我现在还是20多岁,精力较为充沛,比较能吃苦,但我不知道,10年后,我是否还能保持一贯的激情?届时,跟一堆刚毕业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抢工分,我或许不是他们的对手。“连续2个月完不成任务或一年累计4个月完不成任务就要被淘汰”的考核机制,目前对我来说没有影响,但不代表我人到中年以后仍然没有影响。届时,我会不会被后浪“推”死在沙滩上?
  记者的上班时间自由,没有采访时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这有利也有弊。由于长年可以睡懒觉,我的休息时间也较晚,通常都是凌晨一两点才睡,早上10点多才起。长此以往,或许会导致身体状况欠佳。
  想清了这些事理后,2009年,求稳的我开始报考公务员。经过两年的公务员考试后,我经调剂,于今年3月被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下属的一家事业单位录用。
  如今,到新单位上班已有两个多月,适应能力较强的我,早已适应新单位的工作。较为规律的工作和生活,让我更能体味“平平淡淡才是真”这句俗语。当记者的日子,虽然已经远去,但我仍关注着自己曾为之奋斗的报纸,曾战斗过的地方。我为我曾经当过记者而自豪!这永远是我青春岁月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焦虑:渴望“慢生活”
  孙韩高,新闻从业5年
  做了三年记者,去年,在产假即将结束时,想到忙碌与无序的工作又要开始,我变得越发焦虑,有了换工作的冲动。虽然有些不舍,但在家人一致的支持下,我还是离开了让我爱恨交加的媒体。
  梦与现实是有差距的。曾经,做记者是我多年的心愿,毕业后我也幸运地梦想成真。然而,很快,现实就让我备感困顿焦虑。
  做了记者,我的时间变得毫无规律。我轻易不敢跟别人约时间逛街、聊天,即使是周末和假日。刚拿起筷子,就接到采访任务的电话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深夜,接到编辑电话核对稿子、要求补充材料也是司空见惯。错乱的时候,我都怀疑是不是自己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给了工作。
  最难熬的是刚做妈妈的那个阶段。孩子尚小,需要哺乳,每天晚上都要起来两三次,睡眠已经不足。但又因为忙于稿子,睡觉成了让我最头疼的事。常常写稿到凌晨已是浑身酸痛,本想回去睡个好觉,可躺在床上,之前的紧张和兴奋无法退去,睡意全无,只能睁眼到天亮;白天东奔西走,交稿后终于松了口气,可夜里做梦常被“稿件出错”惊醒。我郁闷之至,好像突然之间不会睡觉了。
  睡不好,焦虑、烦躁、疲惫、全身乏力就如影相随。之前,因为我工作忙,里里外外都只能靠家人操持,老公曾不止一次地抱怨我说,“你回家就像住旅馆一样,不过就算住旅馆也不至于从来不拾掇一下屋子吧?”但在我身心俱疲的这一阶段,父母、老公开始心疼我,他们不断地劝我放松一点,实在不行就考虑换个工作吧。
  其实,不是我不想放松,实在是不敢松懈。在都市报中,除了少数几个岗位,大多数记者的可替代性极强。很多同行都自嘲,我们已经沦落为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工种,会写几个字的“新闻民工”太多了。好多同事迟迟不敢要孩子,我虽没有犹豫就做了妈妈,但回到岗位,原来跑的口已经被迫丢掉了一些。拖家带口的我每天依然要承受“抢新闻”、“抢独家”的压力,但嗷嗷待哺的孩子让我分身乏术,不得不忍受月月排名靠后的煎熬。
  迫于无奈,我还是决定离开媒体。不可否认,直到现在,我的内心对记者这个职业还有丝丝留恋。虽然千辛万苦,但我们的一些报道带来的反响和改进确实令人振奋;报社开明温馨的工作氛围依然让人不舍;工作中随时随地都在学习、不断前进的机会使人怀念;作为记者,那个开放广阔的平台让我永远激动。但我忍受不了那种工作和生活无法分开的焦躁,只能就这样放弃了。
  离开媒体,工作、生活的步调慢下来,压力减下来,我慢慢习惯了这种“悠然自得”的感觉,真正开始向“慢生活”靠拢。只是自己依然会不时地怀念曾经的记者生涯,然后不得不感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激情不再,不如归去
  屏影,新闻从业3年
  在广电媒体的工作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从此也让我的性格深深烙上广电人的痕迹——不屈不挠、逆流勇进、厚积薄发,这些将让我终身受益。但是,三年时间过去了,我却感觉自己已不再适合这份工作。
  第一,工作激情大不如前。民生新闻确实很锻炼人,能接触社会各个阶层。我在做民生新闻记者的两年多时间内,曾经很卖力,肩背采访机东奔西走,足迹遍布衢城大街小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身上民生记者的责任感已经磨灭,工作干劲已经消失,甚至整个人都完全疲沓倦怠了。尤其近段时间,我的工作更是一落千丈。我想,如果以这种消极心态干工作,对节目、对频道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于公于私我都不忍心。
  第二,创收压力时刻悬在心间。很感谢频道领导,从来没有分配给我创收任务,但这并不代表我能安心工作。因为不创收,当面对其他有创收任务的同事时,我丝毫感觉不到无创收的轻松,反而是倍增的压力。毕竟在一个众人皆创收的集体里,环境对人的影响总是深刻的,特别是当目睹工作室负责人创收的艰难,我一直因为不能有所贡献而负疚。
  所以,当自己喜欢的事业已经变成一种痛苦,我没有更好的选择。经过反复权衡,我决定提呈辞职信,离开这个我已不再适应、不再胜任的工作,给自己一个解脱。
  
  
  我的知情权呢
  大河,新闻从业时间6年
  辞职前我所在的是一家法制类报纸,以报道民主与法制为主。民主与法制的前提就是建立一套透明而行之有效的行政、司法运行机制,让信息对称,让老百姓有知情权。但是,报社在一些工作思路上,却完全背离了这个大方向,在记者、编辑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台了一些措施。例如,报社对记者、编辑的降分值问题,没有一次有一个书面的东西,甚至吝啬得连个口头通知也没有。
  我并非不通情达理之人,如果报社在困难的情况下,向同志们说明情况,降分值,我完全是理解的,会与报社同舟共济的。但是,这些根本没有。记者们辛辛苦苦地写稿子,到最后却发现忙活了一场,分值降了,这让大家该怎么想?何况,我们要承担妻儿老小的生活,又没有别的收入渠道,所以生存还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报社有一套现成的制度,但是在操作中,很少用制度去约束报社,而是靠“人治”那一套。报社选拔中层干部不是公开竞聘,而是指定人员,最后造成既定事实后再投票,现在报社的中层领导比记者和编辑多。特别是在采访部门,存在的管理层级过多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照这样下去,报纸的命运和前途令人担忧(现在这份报纸已被边缘化了,一个长期赔钱没有影响的报纸,要么退出市场,要么死掉,这是不变的法则),我个人的命运不能同一份没有前途的报纸拴在一起,所以我只好辞职。○
  来源:青年记者2011年7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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