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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走边悟

2013-10-25 11:08:36

来源:青年记者   作者:

摘要:

   主持人:赵  金
  嘉  宾:刘飞锋  南国早报新媒体中心副主任
  邓  妍  深圳报业集团晶报记者
  韩  镇  潍坊晚报记者
  
  主持人的话:每一天,作为记者,我们都在路上,或穿行于街道里巷,或深入乡镇山村,与各种各样的人亲密接触,将最鲜活的新闻与资讯,告知广大读者朋友。面对那么多人,经历那么多事,我们获得的不仅仅是一条条新闻,还从他们的身上汲取了很多。他们让我们感动,每每想起便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洗涤;他们让我们成熟,让我们拥有更多的智慧面对纷繁的生活;他们让我们成长,那些不同的人生状态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博大与包容。
  那些没有删去的电话号码,那些依然在头脑中记忆深刻的面孔,他们在我们前行的路上和成长的途中给了我们超出文字的意义。
  
  那些“失败”的采访
  刘飞锋
  
  弹指一挥间,我从事新闻工作已13年了。记者的天职是采写新闻,13年,4000多个日夜,我从事过多少次采访,已无从计数了;其间经历的欢欣与磨难、掌声与眼泪,也多如牛毛。但最让我感怀和铭记的,是几次不成功的采访。这些人和事,都是我难忘的新闻课堂,教会我许多许多。
  我一直愧对一个人,一位我采访过的农民,一直想对他说声“对不起”,可始终没有机会。这,也成了我记者生涯永远的痛。
  8年前的冬天,我身着单衣来到广西北部一个偏远山村,去采访这样的一件事:村里建小水电站,在开山炸渠时震裂了一个农民的房子,农民找施工队老板理论,老板置之不理;他一气之下跑到离家几十米远的工地,砍断了风炮机的风管。老板报警后,公安部门以涉嫌破坏生产罪追捕他。他逃出村,向报社求助。
  不承想,我进村的当晚,突然下起了小雪。只穿着单衣的我忍冻坚持完成了现场采访,第二天准备去县城找公安部门了解情况。那个农民坚持要陪我去,他说,他没有犯罪,而且有记者在,公安不会抓他的。
  我没有再阻止,但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当我们一起出现在公安局大院时,没人注意到我,却立刻有几个民警走向他,说要找他了解一点情况。一名领导看我冻得瑟瑟发抖,要带我去办公室取暖。我刚转身上楼,就看到那个农民惊慌地跑过来,并发出惊恐的叫声:“警察打人了!”声音很大,惊动了整栋办公楼。那几个民警立即跑过来,说:“谁打你了,我们只是向你了解情况。”
  最后,在民警的要求下,他还是跟着走了,一步一回头,眼里尽是无助和哀怨的目光,最终消失在走廊的尽头。公安局的领导解释说,他涉嫌刑事犯罪,正在依法传讯他。至于案情,目前正在侦查阶段,无可奉告。当我走出大门时,雪还在下。我把身上的单衣裹得更紧,可是丝毫不能减轻我的寒冷。我的身体,一直在发抖。直到回到报社。
  第二天,他的家属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被刑事拘留了。语气里,除了无助、无奈,还有一些怨恨。
  因采访没有完成,这事也没法写稿。此后,我再也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但我经常会想起他,特别是夜深人静,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很内疚,一直想对他说声“对不起”,可我没有机会。他固然应该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但是我的采访不仅没有为他讨回公道,反而让他因为对媒体对记者的信任陷入更大的困境,而我都无力再做什么。
  2010年5月10日,在汶川地震两周年纪念日前夕,我再次来到四川,来到受灾最严重的北川。那一天,我却没有采访,只安心地做了一个旁听者。
  我是跟随全国百家晚报记者采访团一起走进北川地震遗址的,虽然此前已看过太多的报道,虽然时间也已过去两年,但地震给北川留下的惨状,还是那么震撼人心。很多记者是第一次进入地震现场,有的甚至很亢奋。其间,一些地震幸存者陆续来到这里,祭奠失去的亲人,他们的出现,他们的故事,成了记者们争抢的对象。
  “儿子的死,给你们带来怎样的打击?”“如果你的儿子还在的话,也许是大学生了,你最希望他做的是什么?”在北川中学遗址前,一对中年夫妇被一群记者围住,接受七嘴八舌的采访。而一些后面赶来的记者,由于没有听到完整的故事,再次逮住他们不停地问那些重复的问题。
  他们是从农村赶了上百里路来祭奠儿子的,他们只是想来跟儿子静静地说说话,但在记者的追问下,不得不流着泪撕开刚刚愈合的伤疤。末了,懂得感恩的他们还一再说着“谢谢”。现场的我,没有问一句话,没有记一个字,甚至也无法再听下去。那一天,我放弃写稿,交了白卷。
  对地震幸存者来说,比灾难更可怕的,是不停地回忆地震的惨痛,不停地撕裂受创的伤口。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不能为了所谓的新闻,而失去一个人最基本的痛感。记者生涯何其长,少发几条新闻又何妨?
  
  那些给我们打“鸡血”的人
  邓  妍
  
  在中国的大多数报社里,年长者基本会退居二线成为编辑,而能力尤胜者晋为领导,这似乎是目前最合理的分配方案。而对于我这种临界于年轻与老资历分界线的记者来说,需要的是不断“打鸡血”,唯有此方,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情澎湃。
  “鸡血秘籍”便是出走,呼吸新鲜空气,补充职业能量。在路上遇到的人和事,像是刻在记忆深处的道道印记。这也许就是新闻采访所带来的“附加价值”吧。
  老贾是我的同事,2005年,他45岁。那年,他决定重走一遍20年前的路。出发前,他在报社里广征同行者。我抱着一种跟从游玩的心态参与了进来。我们一行四个人,老贾一人开车,从深圳出发,前往云南瑞丽。
  一路上,我只关注美景美食,全然将整个行程看做是一次旅游。而老贾则完全出于找寻状态,一个人疲惫地撑着眼皮在开车。那是怎样一个流转时光的故事,直到车子颠簸着开进云南瑞丽的小山寨时,我才隐约了解到概况:20年前,老贾还是河南安阳的宣传员,他狂热地爱上了摄影。有天他决定与同伴一道用脚步丈量云贵川,不带分文,只有摄像器材。摄影师这个职业无人买账,他们只能“冒充”地质勘探人员,才得以饥一顿饱一顿地往前走。路越走越遥远,心却越来越冷,老贾甚至想着能大病一场,然后借口折返。走到泸州时,已经多日水土不服的老贾收到了老师一封热情洋溢的赞许鼓励信。看了信后,折返的心思不能再有,等于连后路都断了。于是,老贾到了金沙江,上了大凉山,过了西昌,沿着攀枝花,进入了云南丽江,最后到了瑞丽。这一路,老贾走了9个月。
  那天,他在街上给一位大嫂拍照时,大嫂把他领到了家里,让他把近一年没洗的衣服脱下来,穿上了自己丈夫的衣服。老贾在此住下,每天都出去拍照。其中一张16岁的傣族少女阿伦在水边的照片,获得了香港《摄影画报》年赛的金奖。在瑞丽,老贾拍完了长达300米的胶片,除了相机外,将随身所有的物品换来了一张回家的车票。
  这个故事在车行至瑞丽讲出来时,我忽然理解了老贾一路上摸黑赶夜路的执着。然而,再一次踏入生命中的同一条河流并非易事,乡村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乡村,老贾拿着老照片从日出找到日落,连棵熟悉的老树都没看到。临近大年三十的傍晚,我们的行车路线在经历了几次不正确的找寻方向后,走进了另一个村庄。“认识那个谁谁吗”,这句话几乎问了一路,当我们几近放弃时,循着引路人手指的方向,前方推着自行车的大娘一回头,与老贾目光瞬间对视,老贾激动地大叫一声:“找到了!”
  找寻的过程像是拾起掉了一地的时间碎片,而我这个“游客”在加入这场跨越时空的寻找时,成了一个记录者,忽然感悟到了“在路上”的意义:关于理想与行动,沉湎回忆与享受现实,总在不经意中转换。我们曾经无处安放的青春,无病呻吟的郁闷,会在他人的人生中得到棒击。在路上,听从内心的召唤,得到的是不负此行的领悟。
  做职业记者十年,自己会不自觉地有阶段性的焦虑期——或落入职业化流水线的窠臼里,或愤世嫉俗地批判。负面情绪充斥的社会,各种所谓的“黑”层出不穷,记者习惯性地去质疑,真善美就这样被有色眼镜过滤掉了。然而,我们缺少的不是美,而是发现美的眼睛。
  2006年,我跟随晶报采访团重走长征路到了甘肃。黄土飞扬、常年干旱的山区里,有贫穷的家庭和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回到深圳以后,我把自家的旧衣服、旧书归拢,准备寄给甘肃通渭县一所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当我给这所学校的校长打电话时,电话那头,校长停顿了一会,说:“邓记者,我们这里穷,除了洋芋没啥可以回报你了。我给你寄点洋芋过去吧。”一时间,我不知如何回答。捐赠这个词似乎一直都被认为是强对弱的施予。而受捐赠者渴求对等,回报与感恩的心情,却常被忽略。
  还有一件让我感触良多的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我跟随深圳采访团前往云南楚雄报道深圳导演李亚威的事迹。刚开始,我有点抵触情绪,认为这种所谓的“典型人物”该归为雷锋、孔繁森式的“半人半神”类别。但在坐着颠簸的车辆到高原村寨进行采访的七天中,我渐渐意识到:是时候跳出认识误区了。李亚威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十三年,为当地拍摄了很多纪录片、电视电影,不仅分文未取而且很多都是靠她拉赞助和自掏腰包完成的。她在这里,不仅仅是拍片,还为当地修路,在高原村落建起第一个文化室,拯救濒临失传的“非遗”玛咕舞,自费培养当地的孩子……连她自己后来得了宫颈癌,还在考虑老乡探病的方便,不顾亲友反对坚持在楚雄做手术。在与当地人聊天的过程中,我真正感受到了彝族乡亲们对李亚威那种胜似亲人的深情。这份深情也最终改变了我的抵触情绪和对“典型人物”的种种质疑。
  人性的善与恶、真诚与虚伪,有时候是并行存在的,就像“少年派”里的孟加拉虎。新闻记者面对纷繁芜杂的现实,的确需要拨开灰霾不散的负面情绪,去发现正能量,传播真相。
  
  那些不能忘怀的名字
  韩  镇
  
  2008年12月6日,一位年轻交警的生命年轮永远定格在了33岁:一辆肇事逃逸的轿车疾驰而来,他和他的战友用身体阻止了它的疯狂,以身殉职。
  程东召,江苏丰县人,18岁入伍去寿光当了一名消防战士,2004年转业到寿光市公安局,先后在看守所、圣城派出所、交警大队工作过。就在他殉职当天,还处理了6起追尾事故。程东召走后,女儿程诺天天将爸爸生前用的哨子挂在胸前。妈妈告诉她:爸爸去天堂休假了,那里没有这么多汽车。当时5岁的她,还无法理解天堂意味着什么,她只是盼着爸爸早点回来。后来在采访中我知道,程东召就是寿光人寻找了15年的好人“王助”。从当消防战士每月只有35元的津贴时开始,他化名“王助”,15年默默资助身处困境的学生和其他弱势群体,其中不乏考入北大、清华的“高考状元”。寻找王助,曾是寿光人一个时代的记忆;追忆王助,如今却成一个城市的集体伤怀。程东召走了,但他留下的“王助精神”永在:一个普通的士兵,一个平凡的民警,15年帮助急需帮助的人,感动了一座城。
  2009年6月1日晚,高密一公园,一个24岁的女孩正和男朋友在此散步,遇见一男子伺机偷盗汽车,女孩挺身而出冲上去大喊一声:“我是警察!”欲制服对方,却不料被偷车男子用匕首刺中心脏,不幸牺牲。女孩叫王雪,高密金盾保安公司驻当地派出所的女保安,父亲在她13岁那年离世,做警察是她从小的梦想。牺牲那天,距当地公安机关招考正式警察只有16天。王雪的妈妈告诉我,“大女儿已经走了,我也没什么要求,只希望我的小女儿替她姐姐走完后面的路……”
  2010年初冬,我在安丘景芝镇采访时,遇见一个头发蓬松、身着黑色棉夹克的汉子忙着收菜,长白菜的地不是一般的菜地,不久前还是一所小学的校园;收菜的汉子也不是农民,曾是那所叫做山前小学的校长,也是唯一的老师杨福台。当年夏天,安丘撤并了117所农村中小学,之前,山前小学一所学校、一个老师、十个学生,时年55岁的杨福台独自坚守了1年。村民们告诉我,以前村里总能听到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村里开个会搞个节目也都是抽闲时到村小学的,现在孩子们都去城里读书了,说是城里的教育质量高,多拿一点路费没什么,可村里没了孩子的读书声,总感觉跟丢了魂似的。后来杨福台也被调到城里的学校任教,但是在那里教学没几天,他又重回山前小学原址筹办公办幼儿园,他说,村里不能少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还有全国优秀志愿者谭瑞霞大姐。无论是四川汶川、青海玉树,还是四川芦山,每次地震发生时,她总会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她原本只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她又收养了大伯哥和大姑姐家的四个孩子;五年八次入川、四进玉树后,又有七十多个因地震失去家人的孩子喊她“妈妈”,她用自己的肩膀扛起灾区孩子生活的希望,用母爱的微笑诠释大爱无疆。可她和丈夫都是下岗职工,靠打零工补贴家用,自己每月仅有千余元的收入,但多年来为灾区的百姓捐献了几万元钱!灾区的孩子来潍坊就读,只要她认识的,就都给他们配上自家的钥匙,让远离亲人的孩子们在这里享受母爱和家庭的温暖。被她资助过的不少“儿女”已经出息了,但谭瑞霞却很少主动联系他们,她说,“孩子事业刚起步,正是需要打拼的时候,我已经帮不上他了。不能总打电话发信息让他记挂我,不能给孩子添压力。”
  6年前,我在莱西附近一座大山上遇见一位老人,他独自一人住在山上的山洞里,任儿女怎么喊也不下山,儿女只好按时给他送去食物。原来,老人是看到原本绿葱葱的青山变得光秃秃,就倔强地背着铁锨上山开始种树。我见到他时,大半个山已经全部种上了树苗,老人住的山洞前也种着一颗樱桃树,结出的樱桃蜜甜可口。原本想给老人写篇报道,却因种种原因不曾见报。但此后几年,每当樱桃熟了的季节,总会接到他的电话,邀我上山摘樱桃,可我竟想不起他的名字。自去年再没接到这个电话时,我才又记起这位老人。
  还有很多的人名字想不起来了,甚至就不曾知道。汶川地震时给我住所的老乡,给我饭菜的茂县乡亲……
  小时候,父亲就告诉我,将来你出息了,要多为普通百姓争取点利益。现在,我没有为官为富,但从我做记者的第一天起,我就告诉自己,路边摊、小商贩们支撑的可能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来源,每每看见路边有人推车叫卖樱桃、草莓等时,我总会毫不犹豫地买上一些,因为我总感觉推车人好像就是我的父母;我还告诉3岁半的儿子,你丢下的每一点垃圾,都会辛苦和奶奶一样的人去捡起来。只有关注每一位普通人的平凡事,抛弃权势财富观念,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生存的尊严,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独立思考、客观记录的人,才能够发现并记录平凡人的不平凡事。○


  来源:青年记者201310月上

来源:青年记者

编辑:解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