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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嘴比脑子快”

2014-01-07 16:55:48

来源:青年记者   作者:

摘要:

  主持人:赵 金

  嘉 宾:郑东鸿 网名“点子正”,新华社辽宁分社记者,辟谣联盟发起人之一

  朱德泉 大众网总编辑

  祝华新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

  

  

  主持人的话:乌龙新闻年年有,今年好像特别多。最近,新闻圈里纷纷扰扰,笔者的脑海中时常想起五个字:“理性、建设性”。这曾是《经济观察报》创刊时提出的报道理念。至今还记得时任总编辑,也是本刊编辑部的老朋友何力先生的注解:“理性、建设性,核心就是要求注重思想、讲究方法、相互理解和未来导向。就是以积极向上的心态看事物,多看事物的主流,当矛盾和冲突出现的时候,多看它们的共同点,以渐进、重过程的方法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强调扩张性、非迎合游戏的思维方式,强调用增量解决存量问题的方式,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

  把这段话找出来重温并复制于此,是感慨于如今我们已经进入的这个自媒体时代,传播越来越发达,公信力却越来越折损。身处传统媒体的我们,在这个充满喧嚣与骚动的环境中,好像正在丧失应有的判断力和报道立场,变得人云亦云,“嘴比脑子快”,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面对传言,我们还是应该先动脑后动嘴。希望嘉宾的分析和观点能引起同行的深思。

  

  

  如此“低级”的错误

  郑东鸿

  

  图片是最好的文字,图片是最好的报道,图片是最好的微博。

  

  图1

  

  图2

  

  如果告诉你上面图1和图2中间的人物都是夏俊峰,你会吃惊吗?坐牢会让一个人的脸变来变去吗?可是众多媒体告诉你这(图1)就是夏俊峰的资料照,虽然他其实是崔英杰,虽然他们都是小贩,都杀了城管,不同的是崔英杰悔过赔偿,不同的是夏俊峰拒不悔过,不同的是崔英杰死缓夏俊峰死刑。

  笔者承认,如果不是网友指出,本人对网传的夏俊峰的“乌龙”照也产生过误读。除了夏俊峰一家三口的经典照片经常被媒体引用外,就是这张“夏俊峰”(实为崔英杰)法庭上“拭泪”的照片最为网友和读者熟悉了,也成为经常被媒体引用的“资料照”。在一些“祭奠”夏俊峰的网站里用的也是这张“乌龙”照,连夏俊峰的爱人张晶也转发过这张照片来呼吁捐款。

  然而,让笔者吃惊的是,一些经常以“新闻专业主义”自称的著名传统媒体、门户网站,居然也出现了这样的“乌龙”照。笔者作为一个沈阳人,对夏俊峰案件很关注,也写过一篇分析文章《一米六五小贩刺死二名一米八城管该不该死的八点分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6dd1c8010008ww.html),也对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节目对张晶的采访视频提出过质疑,写下《凤凰台贩卖的〈小贩夏俊峰〉能否不像个小贩?截图说明》(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6dd1c801017hy2.html),在这个精心制作的节目中,居然没有一个镜头是关于当前沈阳的真实市容画面的。

  如果再检索还会发现,一些“纪念夏俊峰”的网站上都是这张经典的流泪照片。从镜头语言来讲,这张崔英杰闭着眼睛在法庭上流眼泪的照片很有冲击力,因为崔英杰的确认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行,也主动去求得受害人的原谅,而夏俊峰却完全不同,最后在一些律师的辩护下,还在坚持“正当防卫”。

  客观地讲,1983年出生的崔英杰,2006年犯罪时只有23岁,很年轻,这张俊朗的脸上流下眼泪的照片很让人动容。而夏俊峰却比崔英杰长7岁,根本不像崔英杰有着英俊的面庞,更没有像崔英杰那样流下悔过的眼泪。

  对于夏俊峰一案的媒体报道,追求真相的网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媒体更需要深刻反思:为什么这么多媒体会出现“乌龙”照?为什么在如此关键的照片资料上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笔者曾这样分析“乌龙”照产生的原因:

  小贩崔英杰这张照片在微博上常被误读传为夏俊峰,因为拭泪,镜头语言可为夏俊峰增加同情分,这是传播的技巧之一。可@沈阳张晶却转发呼吁而未指出谬误,原因有二:一是张晶精神恍惚认错老公,二是微博账号还有他人代笔。认错老公理不该,沦为工具更不该。

  其实下面这张照片(图3)从摄影技术上讲,拍得比较不错,不知是否为张晶本人所拍,因为背景有大大的“亲情”二字,可能由于夏俊峰此时的表情,不够煽情,并没有流传开来或被广泛引用。

  

  图3

  

  作为媒体人,笔者有探求真相的洁癖,近年来,揭露了很多媒体的误读和误报,比如美国的国际新闻战,伊朗转基因巨鼠的假新闻。一场美国发起的国际新闻战,中国的很多媒体却竞相报道,希望他们只是不够专业,而不希望他们是这场新闻战的棋子,因为前者是业务问题,后者是立场问题。

  而在夏俊峰案的社会舆论中,可以说支持夏俊峰一方的声音占了绝对优势。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就因为杀的是城管,可以用来批评体制,被杀死城管的父母双亲和孩子的声音就被淹没在批评体制的口水中。

  批评体制是最安全的,因为体制不是个人,任何人可以毫发无损。任何人都可以对体制喷水,公知喷,体制内的也喷,可是谁来维护真相呢?这样的一个个案,谁更应来告诉大家真相呢?谁更应回答网友的质疑呢?谁更应来揭露谣言呢?

  

  

  不可理喻的“垃圾人”心态

  朱德泉

  

  10月1日早,11万人冒雨观看升旗仪式,仪式结束后,天安门广场留下的垃圾,最密集处甚至露不出地面。150名保洁员人手一把扫帚,2辆清扫车,2辆垃圾收集车,以“拉网式”的排兵布阵,用了30分钟才全部清除。初步估计,清扫的垃圾多达5吨左右。

  10月1日,这条最先被央视网报道出来的新闻,迅速被一些微博,特别是一些政务微博、媒体官微广泛传播。

  对此,笔者曾在新浪微博上委婉表达过自己的看法:“10时,习总等与各界代表雨中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场面庄重肃穆,激荡人心!今晨,11万人广场看升旗。(1)11万人聚一起等几小时产生些垃圾被着重报道,想证明什么?国人素质低?央微发现力?(2)央视直播下足工夫,机位、长短镜、同期声、画外音都堪称经典,值得同业学习。”

  是的,呼吁游客随手带走垃圾,更加讲究社会公德没错。但是,新闻人,要抓现场新闻,但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因为“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而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里,绝大多数新闻人,显然已经很难起到“瞭望者”作用了。他们在媒体竞争中更喜欢“世俗化”。记得《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一般来说,媒体的工作规律总是倾向于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化、标签化,并且需要以一种容易刺激神经的耸动方式表达,这一点在大众媒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也正是人类沟通的困境。”

  所以他对“洒狗血”式的新闻描述,保持一分警惕。因为这种“洒狗血”式的报道黯淡了新闻对世界前景的探索与观察。

  如果一则新闻伴随着传播在加剧“人类沟通的困境”,如果新闻使人们“黯淡了对世界前景的探索与观察”,那么,这样的职业就是可耻的!

  什么是新闻?我推崇大众报业集团总编辑傅绍万给出的一个答案。他说:“要传递信息,影响判断,推动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看“垃圾新闻”的渲染,我想说,我们端的不仅仅是个饭碗,更是在从事一项事业。

  做新闻,莫把支流当主流,莫求看头“耍过头”。

  什么是主流?国庆日,政治局常委们与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是主流新闻;11万人看升旗,他们中有来自海外的,有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他们年龄各异,经历不同,都有怎么样的经历和感受是主流新闻。

  如果不能以人为本做新闻,即使到了现场,也达不到“走转改”的要求。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新闻版面上的内容代表了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优先关注程度。事后几天,我看到一些报纸仍然在重复报道这一“现场垃圾”新闻,并且被一些网站纷纷转载着。自媒体上的“支流”就这样被渲染成了“看头”。这实在是“耍过头”了。

  “5吨垃圾”的新闻看似“微观真实”,但“微观真实”并不代表“本质真实”,只有微观、本质都真实,呈现出来的宏观真实才是真正的客观世界的真实性。

  这些事情不讲清楚,也许过几年还会被翻腾出来。人们对国庆64周年纪念日留下印象最深的,恐怕就只剩下“一地垃圾”。

  什么是客观世界的真实性?

  请看:中新社——在2003年国庆长假期间,由于游客素质“就差那么一点点”日产生10吨垃圾,环保部门不堪重负。

  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2012年,460名清洁工全天值守天安门,国庆首日扫出近8吨垃圾,几百名环卫工人三班倒、全天执勤才把垃圾清理干净。2010年国庆首日则清理出垃圾近20万吨。

  这说明什么?

  看数字对比,从2005年的20吨到2013年的5吨,恰恰说明了国人素质在快速提高。

  看工作效率,从清运一整天到半小时清理完毕,恰恰说明政府职能部门的应急处置能力、科学管理能力在大大提高。

  这才是本质的真实!

  那么,让我们集纳一些网友的观点,再看看“5吨垃圾”新闻的微观片面之处。

  @华夏开心的媣香3:“为迎接开国庆典节日到来,满怀观看升旗并瞻仰革命烈士的崇敬心情,很多老百姓都是深夜入场,如果细算一下,十几个小时里平均每人产生的垃圾不足50克,远远低于平均水平,而媒体着力报道广场这一天的垃圾总量,醉翁之意不在酒!”

  @蓝色风斩:十几万人,能不产生踩踏、骚乱,已经是了不得的成就了。几个小时里,要喝水,要吃东西,要休息,一点垃圾,被炒得似乎要超过事件本身了,更有脑残公知,以此推论,中国是个垃圾场,我已经无语吐槽了。

  @打奥特曼de小怪兽:对升旗之后广场留下垃圾,谈三点看法:1.纵使理由合理也难改留下垃圾的事实,过分强调理由反而像找理由。2.素质非一朝一夕能彻底改变,但看不见总体素质不断提高的是瞎子。3.爱国是朴素情感,不是特定人群的专属品、奢侈品。道德模范可以爱国,市井小民也可以。个人素质有差距,爱国情感无差别。

  网友@释不归更是连发数条微博告诉网友真实的情况:“我想给那些没来过广场的朋友普及一下以免你们想当然。广场上很少垃圾桶,却有防爆罐,这是为了安保考虑(防垃圾箱出现定时爆炸装置)。大型集会时警方也限制走动,防止出现踩踏事件,要求垃圾就地放置。观升旗的群众素质普遍还不错。”

  有的人在说,如果在美国会怎么怎么样,实际上,这个和社会制度、哪个国家和地区没什么关系。如果说一定有关,半小时清运5吨垃圾,11万人集会没有出现踩踏、突发事件,这本身不正说明我们还是有足够的制度优越性的吗?垃圾的逐年大幅减少,不恰恰证明了我们“讲文明、树新风”成效斐然吗?

  想以此说事的人们,请看一下台湾凯道集会留下的一地垃圾吧。

  许多人就像“垃圾人”,他们身上充满了负面垃圾:嫉妒、算计、仇恨、贪心、抱怨、见不得人好,随着心中的垃圾堆积,他们终需找个地方倾倒。有时候,我们刚好碰上了,垃圾就往我们身上丢。所以,无须介意!只要微笑、挥挥手、远离他们,然后继续走我们自己的路就行!

  这就是著名的“垃圾人定律”。

  媒体人尤其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更不能把自己也弄成“垃圾人心态”。

  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写过一本很畅销的专著,叫《正能量》。他说:社会是一辆疾驰的列车,它需要能量的驱动。“负能量”如同劣质的汽油,会对列车造成致命的伤害,甚至引发故障而抛锚。只有多创造“正能量”,列车才能安全地驶向远方。这需要政府创造更多的“宏观正能量”,个人创造更多的“微观正能量”,媒体负责任地传播“正能量”。

  

  媒体能否成为纷乱信息的过滤器

  祝华新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很多媒体的法人微博都发了这样一条消息:11万群众冒雨观看升旗仪式,留下5吨垃圾。有人据此批评我们的游客甚至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差。也有人提出不同观点,他们算了一下(可惜算错了),得出每个人带了44斤垃圾,据此质疑:11万人看升国旗,难道每个人扛了一袋约50斤的大米去的吗?

  两类观点都广为转发,却很少有人看完全部新闻,并做认真换算。可见,面对网络流行议题,记者一定不能人云亦云,要多一些冷静的思考。

  比如夏俊峰案。那天晚上传出最高法复核夏俊峰死刑的消息,网上一片悲情。夏俊峰的妻子去看他最后一面,在微博上公布了一张家人在出租车上悲痛欲绝的模糊照片,立刻得到大量转发。在等待死刑复核的这几年中,媒体和网民都关注夏俊峰的妻子和儿子强强,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被夏俊峰杀害的两个城管队员的家庭。申凯,四代单传,死时没孩子。张旭东,女儿只比强强大1岁,一家三口,父母及重病的哥哥,6人挤在不到60平方米的房里。他们跟夏俊峰一样都是弱势群体,都值得同情。

  在城管和摊贩这对老冤家的矛盾纠结中,固然有城管“暴力执法”的案例,比如有媒体报道湖南临武的城管涉嫌用秤砣砸死了瓜农邓正加;但也有摊贩“暴力抗法”,在四川南充市,菜贩夫妇涉嫌用秤砣砸昏城管。因而,我们不要简单地妖魔化其中的一方,而要反思和完善城管制度,如何包容像夏俊峰这样的弱势群体的非正式就业。

  再比如,要求开放异地高考,允许非户籍人口参加本地小升初和中考,在道义上绝对是正确的。反对异地高考,在道义上是错误的。但是还要考虑客观可行性。在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已经占到三分之一以上。如果现在立即开放异地高考和非户籍人口参加小升初和中考,两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即使翻一番,也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所以,改革既要有紧迫感,又要有“过程意识”。

  互联网让信源多样化,也使其杂音化。在价值判断上,记者要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而不要做道德判官。人人都有麦克风时代,记者的立身之本,是客观+均衡(观点均衡)。不要与网友比直抒胸臆、快意恩仇(容易变成好勇斗狠);不要与网络“意见领袖”比指点江山(容易变成信口开河)。

  多元的舆论场上,传统媒体仍然扮演专业队的角色。与人人皆可发微博、140字流弹满天飞的局面相比,传统媒体更适合深入挖掘事件真相,作出精准判断,有严格的行业自律。

  记者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跟着感觉走,这容易放大网民对社会的负面认知,激化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今天,一些网民很像韩国电视剧里面的“疯狂女友”,把政府当成了这样的男朋友:一,你怎么都不管我;二,谁要你管我;三,你给我个解释;四,我不要解释,我不听我不听,你说的都是骗人的;五,看看人家的男朋友。希望百姓理解政府治国理政的难处,更希望政府体谅民生的艰难和百姓个人维权的不易,多一些人情味和担当。

  不要把大V帖文等同于网络民意。在一些知识界热门议题之外,还有一个草根民意的辽阔底盘,广大普通网民更关心的还是教育、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也不要把网络民意等同于全体国民的意志。在互联网上经常就公共事务发言的,只是十分之一的国民,农村的“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压根上不了网,高收入阶层,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很少在网上发言。

  在互联网信息真伪难辨、网民情绪经常剑走偏锋的情况下,新闻媒体不能成为网络帖文的印刷版。我们要对网络信息去伪存真,为网民情绪扶正抑偏。在传统媒体时代,我们发稿比较谨慎,有严格的审稿流程和职业自律;现在有时候媒体的法人微博发声非常不谨慎,抓住一个吸引眼球的事立即去转发,这会付出媒体公信力的代价。媒体不能根据网络热点,用鼠标写新闻,必须经过实地采访,至少也得给各当事方打个电话了解情况,这样才能保证信息来源的可靠。

  社会转型期,民生问题,百姓权益保障问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官场贪腐问题,错综复杂,民望饥渴,体制疲惫。媒体既要代表百姓监督社会、监督政府,又要帮助政府体察民意,稳妥制定和及时修正决策。这两项工作都需要一个建设性的心态,补台而不是拆台。

  媒体是新闻事件到达公众舆论的关键节点,可以成为网络纷乱信息的过滤器,网民浮躁心态的压舱石。媒体人经常抱怨缺少足够的“第四种权力”的话语权,但我们能否审慎地用好这份“话语权”呢?媒体话语权要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和公平博弈,增强社会粘合度,而不是加剧政治分歧、进一步撕裂社会。当前官民之间存有裂痕,需要媒体人在艰难中寻找链接,打造共识。○

  来源:青年记者201312月上

来源:青年记者

编辑:解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