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 金

　　嘉 宾：许学芳 大众日报高级记者。197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著有《有一说一》、《记者坦白》

　　丁时照 深圳晚报总编辑、高级记者。1985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

　　刘 畅 中国青年报国内时事部主任，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1992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

　　主持人的话：每个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会受到前辈同事们的关心帮助、热情呵护，也会遇到挑剔的眼光和不解的眼神。年轻人，总是充满着未经时光打磨过的率真个性，总是具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他们会栽跟头，也会有突破规矩、让人刮目相看的举动。下面的三位资深媒体人，都是业内的佼佼者，他们回忆起当年的“不守规矩”、所遇到过的指点和帮助，第一次采访、第一次写稿，记忆犹新，颇有感触。

　　我的第一堂课

　　许学芳

　　我第一次写新闻，是1969年。那时，我还是个学生，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那一年春天，省里组织人采写“党的好女儿”毕英兰，我和我的老师韩立群有幸参加了那个采访小组，参与了毕英兰事迹的采访和写作。这是我学写新闻的第一课，这堂课对我影响深远。

　　采访小组的组长是山东省革委组织组的连国庆，副组长是26军报道组组长刘凤棠，成员有新华社记者杨凤山、大众日报记者刘炳武、山东省广播电台资深编辑老匡、烟台日报记者刘军、荣成县报道组的刘仲全，还有省农行、荣成县农行和部队来的几个同志，加上韩老师和我，一共十几个人。

　　毕英兰是荣成县东山镇柳树集信用社的信贷员。她关心群众，扶贫爱民，为群众做了大量好事。1968年11月19日深夜，就在她的家里（也是她办公的地方），她被人杀害了，同时被害的还有她5岁的儿子小波。这件事震动全县。群众对毕英兰的感情很深，她牺牲后的许多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群众去她的坟上哭。采访小组去了，就住在柳树集附近的两个村子里，一个叫吉屯村，一个叫后港子。采访小组确定的方针是：一边学习，一边接受教育，一边写报道。我们采访了毕英兰的同事，采访了毕英兰的母亲，也采访了大量的群众，听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常常是讲毕英兰事迹的人抹着眼泪讲，听毕英兰事迹的人抹着眼泪听、抹着眼泪记。该访的人都访了，能收集到的材料也都收集了，我们决定写一篇长通讯。通讯分六部分，每两个人写一部分，各部分写好了，最后由老连和刘凤棠来“串”。第一稿拿出来，先念给毕英兰的同事和村里的群众听，大家不满意，我们就改，再写第二稿。其间，我们还请了部队采写过孙乐义重大典型的两个处长来介绍他们采写孙乐义的经验，帮我们分析怎样写好毕英兰。

　　我和韩老师负责写最后一部分，即毕英兰牺牲前的最后一天和她牺牲后群众对她的怀念。我们负责的那一部分，稿子是韩老师执笔写的，他写的时候我也写，他写了两稿，我也写了两稿，另外我还写了毕英兰的十几个故事。我写的那些习作都记在了我的日记里。我们写的那一部分拿到采访小组去讨论，多数人说好，也有人说不好。说好的是称赞这一部分“有感情”，说不好的则批评怀念的文字“过于悲痛”、“不够昂扬”。第二种意见，我不赞成，我在日记里偷着批驳他们：“很难设想，一个活在群众心里的英雄牺牲了，群众竟不怀念她。如若那样，那就证明她生前不是英雄，她还没有活在群众心里。悲痛不一定是凄惨的、低沉的，写悲痛也不一定就会减弱文章的力量。”

　　通讯写了两遍，最后由组长、副组长拿到北京去修改，15000字的稿子压到6000多字。《人民日报》是1969年7月20日发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日播出，题目是《党的好女儿——毕英兰》。《人民日报》的稿子我看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稿子我也听了，觉得电台播出的稿子更精炼、更讲究，几处改动都非常合理。

　　毕英兰的报道完成后，采访小组就解散了。其后，韩老师又和我来到荣成县北部靠近海边的城厢林场，采访另一个先进人物沈秀芹。沈秀芹是城厢林场的副场长、学毛著积极分子，她的事迹也非常感人。在林场，我们住了近两个月，采访林场的职工，还和沈秀芹一起到她的家乡去访问过，获取了很多很好的材料。这一次不是大兵团式采访，而是我们师生两人独立作战，撰写了沈秀芹事迹的长篇通讯《心中没有自己的人》。

　　稿子写完，我们就回学校了。回学校不久，沈秀芹就在一次救火行动中牺牲了。沈秀芹牺牲后，荣成县革委曾向学校提出，要求韩老师和我重回城厢林场，参与沈秀芹报道的写作，学校没答应，我们没去成。没多久，沈秀芹的长篇通讯就在《人民日报》、《大众日报》见报了。见报的那篇通讯不是我们写的，是别人写的。那篇通讯我也看过，觉得比毕英兰的通讯更生动。沈秀芹的牺牲，我很难过。她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鲜活的生命。我觉得，为了抢救那么一点财产（尽管是公家的财产），就牺牲掉一个如此优秀的儿女，不值得。也许沈秀芹自己觉得值，但我就是觉得她应该活下来。

　　采写这两个典型，都是韩立群老师带着我参加的。韩老师是个思想水平很高、写作能力很强的人，采访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各有各的长处。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这两次报道，给了我新闻写作的最初经验，使我后来进报社真正当了一名记者、面临一些较大典型的写作时，心中多少有些底气，不至于茫然无措。当然，经验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也应不断改进。我觉得，毕英兰事迹的采写就有两点不足：一是采访小组人员太多，二是采写时间过长。新闻采访，我历来不主张大兵团作战，集体采访往往得不到你最想要的材料。采访一个典型，一两个人去做最合适，最多不能超过三个人。在典型写作上，“主题”、“高度”、“境界”等等，都要靠事迹来体现。稿件写得越精彩、越感人，宣传效果才会越好，教育的作用才会越大。

　　60后新闻人的“人之初”

　　丁时照

　　明年我就大学毕业30周年了，换句话说，明年我就工作30年了。一直觉得“资深美女”是个“褒贬词”（表面褒实际贬），现在突然觉得“资深媒体人”也不咋的。《青年记者》这个“年轻时”的题目让我从工作中抬起头来回望从前，从前的人和事一帧一帧地回放。伴随着慢镜头，木心的《从前慢》如同解说词般在同步响起：“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将此诗篡改一个字为“一生只够爱一个职业”，就是我至今的工作写照。

　　可不，毕业至今，我就干新闻这一行，而且都是在报社，在余下的十年职业生涯中，估计也改不了行。从前，是回不去了；往后，还是干新闻。烦不烦啊？

　　还没当记者就写了个失实新闻

　　1984年下半年，我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四年级学生来到湖北日报实习。复旦大学新闻系很重视对学生的实践锻炼，那时，正式实习两次，分别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和大学四年级上学期。我这次到报社之后又二次分配到湖北日报荆沙记者站，带我的是湖北省劳模、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沈立农站长。当时，沈立农老师正好要参加一个全省的重大报道，走之前，他将我托付给沙市日报社社长邱声鸣。沈老师和邱社长是好朋友，他们“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被人称为沙市的“沈邱”。

　　自此之后的半年时间，沈老师和邱社长就一直带着我实习，真正带我的还是邱社长，他手把手教我写新闻，写的稿件大都在沙市日报上刊登，对于一个还未毕业的学生来说，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有一天，沙市机床厂获得全国金奖，邱社长让我独自一人去采写，第二天《沙市机床厂名利双收》的稿件就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引起了很大轰动。但稿件引起轰动不是因为稿子写得好，也不是因为发在头版，而是因为其中的一句话——“获奖的奖金给研究人员增加一级工资”。该厂的研发人员先是打电话，后又直接来到报社投诉，说稿件失实，没有“增加一级工资”，他们觉得冤枉。

　　报社很重视，专人接待，社长亲自调查。我哪里见过这阵势，吓得半死。邱社长调查后明白了，原来，获奖人员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很高兴，他们说奖金不少，如果全部发下来，就相当于增加了一级工资。我那时候还是个学生，也不知道一级工资是个什么概念，他们这么高兴，我就写他们高兴的事呗，只是丢掉了一个关键词——“相当于”。

　　最后，邱社长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更正：“获奖的奖金相当于给研究人员增加一级工资”，此事才算了结。

　　还未正式工作，就写了个失实新闻，这是天大的事，我很懊丧。邱社长却安慰我，吃一堑长一智。他没有疾言厉色，很温和，而且是带着微笑在告诫我。

　　邱社长对我特别好，我在沙市实习，没有住的地方，他就让我住在他的办公室，而且一住就是半年。我走的时候，他还送我一件名牌产品沙市床单，那是我活了19年来见过的最好的床单。在他的带领下，我实习期间写出了一篇报告文学，在《新闻战线》发表了一篇关于徐铸成的专访，还写了几篇言论见报。他对我说：“毕业之后就来沙市日报工作吧。”

　　邱社长是真正的新闻人，对报纸的爱来自骨子里，后来曾出任荆州日报社的总编辑。1995年退休后，他深感还没过足“新闻瘾”，过去行政工作多，现在放下来了正好写写新闻，几年间，他在《江汉工人报》开设专栏《百姓故事》，发表作品100多篇，都是他在工厂、学校、街道一条条“跑出来”的。年过古稀时，他蹬着自行车采访，回到家里坐到电脑旁写稿，花了十多年时间，终于付梓出版了人物传记作品《艺术大师的苦乐人生》，书里的人物都是荆州本土或者与荆州有一定渊源的文化名人和专家学者。

　　两年前，沈立农老师因病辞世。邱社长写了一篇感人的怀念长文，结尾时说：“立农兄，我的一生有你这样的挚友，足矣！你一路走好。过些年，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还是一起办报！”睹此文，我双眼垂泪。邱社长今年80岁，我祖父活了100岁。和我祖父比起来，邱社长还是个小伙子。互联网无处不在，据说天堂里也有。邱社长，天堂办报的事，不急哈！

　　一句话让我如沐春风

　　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我毕业分在了湖北日报。湖北人——实习在湖北日报——分配到湖北日报工作，这个逻辑与现实路径非常吻合。

　　雷刚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7级学生，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早我三年半到湖北日报工作，现在是湖北广播电视台总编辑。我在沙市实习时，他陪同著名报人徐铸成访问沙市，就是借助这个机会，邱社长让我和时任记者科副科长的周泽新一起采访写作了后来在《新闻战线》刊登的专访。

　　上班不久的一天，雷刚学兄就带我去采访一家企业。彼时的中国，报业如红日初升，其道大光。这家企业很重视省报的报道，几位领导陪同汇报材料，走访现场。回来之后，雷刚学兄就让我执笔来写这篇稿件。初入职场，新做记者，正是身份和心态从学生转换到记者之时，属于生瓜蛋子愣头青，很多东西不知深浅，少有顾虑。那个时候，科技还很新鲜，人们趋之若鹜，我写稿时，就从科技的角度集中着墨。雷刚学兄看完之后，真心地肯定我说：“很多初学写稿的人，胡子眉毛一把抓，写了一大堆，不知所云。你知道写稿要从一个角度来开拓，这点很不错。”

　　时间过了快30年，雷刚学兄的话依然让我如沐春风。

　　人人都找县长，那不乱了套

　　因为个人的原因，在1992年那个春天到来的前一年，我离开湖北日报，进入复刊的深圳商报。于是，有时和人开玩笑便说，我不是沿着小平的足迹，而是小平沿着我的足迹来到了深圳。从武昌到深圳，小平南巡走的就是这条路。这话丝毫没有对小平的不敬，而是对人生之路的无奈开解。

　　那时单位对人的管制非常严格，固定的单位固定的职业固化的身份，换个单位属于大新闻。收到深圳的商调函后，我赶紧找有关部门和负责同志，却发现这个调动好难。茫然无绪中，我想到一位能解决问题的高层领导，于是，拿着商调函，敲开了他的门。领导问明来意，摘掉眼镜，往后靠到椅背上，双手交叉在肚子上，开口说道：“要调走啊？这个事情，你不要找我。我给你打个比方，如果你在基层工作，一个县有几十上百万人，人人都找县长，那不乱了套？”（自此之后，我就彻底断了当县长的念头）。无奈之下，我抱着最后的希望，敲开了当时湖北日报总编辑卢吉安的家门。他仔细听我讲完全部的经过和想法后说，党委会已经决定你担任黄冈记者站副站长，你还是报社第三梯队，走了可惜。我没有说话。沉默良久，他说，既然你去意已决，我明天就去找各位党委成员做工作。

　　没有卢老的侠义心肠和亲自出马，就没有我的深圳生涯。

　　很多湖北日报的同事和老师真心挽留我。后任湖北日报总编辑的宋汉炎，当时是我们记者部的副主任，知道我要走了，他说：“这件事我定不了，如果我能定，坚决不让你走。”他手把手地教我写稿，在我们采写黄冈大洪水的稿件时，我曾半夜里翻宾馆院墙给他买酒。他知道我要去的是深圳，就专门给他的同学、《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后任深圳特区报总编辑、《香港商报》总编辑的陈锡添写信推荐我。他说，如果商报不要你，你去找我的同学去特区报。这封信一直没有派上用场，后来每每和陈锡添老总说起此事，他都要指着我笑着说：“你‘贪污’我的信件。”

　　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所谓的“60后”，年轻时不叛逆，年纪大了守规矩，到老了也不出格。我们坚信苦难和贫穷都是暂时的，有人相欺必有人相助。我们明白，这一生有很多的人感谢不了。我们更懂得，最好的感谢，就是用前辈先贤提携我们的方式来对待后辈才俊。这样的薪火相传，会让冷暖人情化为醉人的醇酒，酿成清香四溢的两个字：感恩！

　　干新闻的惟一好处就是能接触到许多比自己优秀的人，因为这个，我不怕从前的日色慢，也不烦现在的时光快，更不惧迟迟的来日和茫然。

　　最后回答开头的提问：一直干新闻，烦不烦啊？答曰：这还是问题？

　　来自“阿什河街11号”的最初考验

　　刘 畅

　　阿什河街11号，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是黑龙江省工青妇办公楼。这个云集着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等群团组织办公机构的地方，是我新闻职业生涯的起点。

　　那时正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了这座办公楼五楼一间办公室的房门。房间里，坐着一个表情严肃、戴眼镜的中年人。他用审慎的目光看着我，听我讲述了求职愿望后，不动声色地说：“先试用吧，要是行，就留下。”

　　他叫李拙，新改版的黑龙江省总工会机关报《现代职工报》总编辑，时年42岁。

　　走出那座办公楼，已是夜色阑珊，华灯初上。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工作机会，我将怎样证明自己，并迈开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呢？

　　回到家里，同样从事新闻工作的父母关切地询问，听到我获得了“试用”的机会，都很高兴。他们都是黑龙江省广播电台的记者，对于广播报道自然十分熟悉，但对于报纸，他们有一些茫然，不知该怎样帮助我。

　　当时，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刚刚吹起，整个中国都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变局和新的时代。但在那时的哈尔滨，还没有感到“市场经济”的火热。得知企业改革正在打破“三铁”（以破除“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为中心的国有企业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改革），我带着一股冲劲，来到了哈尔滨制药三厂、哈赛集团等单位采访。几天跑下来，我写出了自己职业生涯里的第一篇通讯《春潮带雨晚来急——我省企业改革采访手记》。开头写道：“与南方沿海省市的改革相比，我省的企业改革也许是晚来的春潮，但谁能说晚来的春潮，不带有崭新的锐气呢？”

　　这篇报道，我写在了绿色的稿纸上，一上班，就交给了总编辑。他没有说什么。第二天，在走廊里碰到的时候，他突然拦住我，问我：“这篇稿子不错，是你自己写的吗？”

　　我反应淡然，轻轻回应了一句“是啊”，就赶紧走开了。

　　面对疑问，我的不加详细解释，态度暧昧，也许更加重了他的疑虑。

　　稿子转到了一位姓李的编辑手里，他是《黑龙江日报》退休的老报人，被聘到这里进行编辑把关，他给这篇通讯添了一句充满激情的结尾：“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但看浪逐飞舟了。”

　　这篇稿子在《现代职工报》头版头条见报了，但没有署名记者，因为，我只是一位“试用人员”。然而，我没有想到，《工人日报》驻黑龙江记者站的老记者李瑞新看到这篇报道后，说了四个字：“后生可畏。”值班的总编辑助理在评报栏上也对这篇报道加以好评。但总编辑李拙没有任何表态。

　　从那以后，我开始变得有点怕李拙，迎面碰到的时候，都想着如何躲开和绕着走。总觉得他的目光很严厉，更怕他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

　　接着，我关注到当时正在国内产生影响的“中国质量万里行”，这个国家和民族在建设市场经济的时候，开始需要有质量的产品和生活。我来到省技术监督局，就质检经费匮乏、质检活动难以为继写了一篇稿子，这是一篇消息，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怎样写，最后，主题和导语都是李拙亲自改的，又是头版头条见报了。

　　因为是“试用”，没有工资，也没有正式职工待遇，但我倒一点不在乎，觉得只要能写稿，就很快乐。那时，出外采访，总有一种心理，因为报纸没名气，自己又年轻，觉得真是“人微言轻”，从来不敢讲待遇，也从不给采访对象提过分要求，这反而让我跟基层群众打成了一片。我去了鸡西、七台河等地的煤矿采访，又到了伊春林区采访林业工人。这些新闻生涯最初的经历，给了我不一样的人生起点。没有年轻记者身上的愤世嫉俗，我反而以平和和包容的心态面对着转型时期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通过各种经历，我知道了各种问题背后的“不容易”，也深知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

　　这样的“试用期”持续了一年，与总编辑交流不多，但总能感受到他的严肃，甚至是一些不大理解人的严厉。一年多以后，我写就了黑龙江省迈入市场经济时的系列报道，从物资、技术、股票等角度，一系列的“大块文章”见报之后，感到总编辑的眉头有点舒展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试用期结束了”，我可以署名“本报记者”了。最让我惊讶的是，他居然说：“现在看来，你刚到报社写的那几篇稿子，确实是你自己写的。”

　　一年多时间，我终于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虽然，这种考核有点苛刻。但他说出了心里话：“原来准备试用一段时间，就让你走人的，没想到，表现还不错。”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记者，在新闻生涯里开始了自己的苦乐年华。

　　六年以后，当我进入了《中国青年报》，并在后来担任采访中心首席记者之后，曾经多次给已经更名为《黑龙江工人报》的老总编李拙寄过贺年卡。有一年，他寄回了一张自己手写的贺年卡，上面是我十分熟悉的字迹：“年接贺卡心常慰，幸做当年相马人。”也许，在他眼里，我是一匹千里马，而他，就是当年相马的伯乐。经过了很多人生的风雨，了解了更多的世态炎凉，我早已对他当年的严肃释然，甚至涌出无限的感激。在职业生涯开始的时候，遇到一个表面严肃但心地善良、人品正派的总编辑，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最初的职业舞台上，打下的底子，包括采访作风、写稿风格、志趣爱好、理想信念，都深深地影响着以后的新闻工作。老总编的人生经验和忠告教诲，让我受益终生。○

　　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