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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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环境中的新闻采访

2018-04-18 15:53:22

来源:青年记者2018年2月上   作者:

摘要:  主持人的话:记者永远肩负着到现场去的使命。突发事件的现场考验记者各方面的素质,而一些极限环境的现场对记者更是严峻的挑战。极限环

  主持人的话:记者永远肩负着“到现场去”的使命。突发事件的现场考验记者各方面的素质,而一些极限环境的现场对记者更是严峻的挑战。极限环境的采访,对于记者来说,需要怎样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记者应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中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以随时准备到现场去,应对极限环境中的新闻采访?请看本期嘉宾的故事。
 

追逐奥运圣火

登顶珠峰的15天经历

杨  珂

  圣火登顶珠峰,是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中的一大亮点, 为世人所瞩目。2008年4月底至5月中旬,笔者有幸成为齐鲁晚报特派记者组的一员,赴西藏追逐圣火登顶。在前后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采访行程超过5000公里,撰写了约3万字的稿件,拍摄了上千张图片……

  2008年4月30日,我们一行三人从济南出发,由于没有直飞拉萨的飞机,只能从成都转机。距离飞抵拉萨还有15分钟时,飞机突然颠簸起来,很多乘客从睡梦中醒了过来,相互观望,惊恐的眼神似乎想从别人那里寻找一点安全感。这次颠簸的时间持续很长,大约10分钟,印象最深的是突然下降,座位像被抽掉了一样。机翼颤抖着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外面风的狂暴。向外望去,却发现我们在山谷中飞行。

  “先生们,女士们,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很抱歉地告诉大家,拉萨有雷雨暴风天气,飞机无法降落,我们将返回成都……”广播里传来机长的声音。随后飞机开始爬高,渐渐平稳下来,后来才得知,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不稀罕,拉萨的天说变就变,重新在成都双流机场降落,已经接近下午5点了,我们的第二次飞行,定在了5月1日7点40分……就这样,前前后后我们在空中累计飞了6个小时才抵达西藏。随后10多天,在几千公里的采访途中,我们又陆续遭遇了山石滑落、宾馆停电断网、语言不通、高原反应等诸多困难,最后都一一克服。这是一次对意志品质极限的挑战之旅。

  青藏高原被称作“世界第三极”,是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地方。这里有圣洁的阳光、逶迤蜿蜒的拉萨河、纯净的雪山、随风招展的经幡,但也有因低压、缺氧导致的头痛、胸闷、气喘、失眠、食欲下降等多种身体不适。“在西藏,一旦得了感冒,得不到及时医治,很容易引发肺水肿等多种高原疾病,严重者可以致人死亡。”不少去过西藏的人都给我发出了忠告。因此在出发前的几天,单位还专门给我们安排了一次体检,确认我们三人的身体能够适应高原的气候特点。

  但是真正上了高原,身临其境,才感受到生命的渺小。在那里,机械装备每上升1000米海拔高度,发动机功率就要下降5%-8%,而且会发生整车过热、机动能力弱、适应性不好、启动困难等问题。按照当时的行程规划,5月3日,我们要从拉萨赶往日喀则市,走出拉萨市的金珠路,汽车开上了318国道,这条全长5476公里的著名国道此次我们要走的距离是296公里。在人们的印象之中,296公里对于一辆越野车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但是在海拔近4000米的地方,这段路程我们走了整整5个小时。

  人更是如此,海拔升高后,人体血液中的含氧量就会减少,明显感到呼吸困难。5月4日上午,我们一行从日喀则市朝西南前行,目标是定日县境内——珠峰大本营所在地。走了大约90公里之后,司机师傅告诉我们,汽车马上要翻过一座海拔4600米的高山,名叫措拉山。拉萨市区的平均海拔是3800米,日喀则市区的平均海拔是4000米,突然一下将海拔提高600米,每一个人的胸部都隐隐约约感到闷得慌,我们不约而同地用口鼻同时呼吸,以便更多地吸氧。

  从海拔4000米、4200米、4400米,一直到最后的4600米,原来一直需要仰视的高山,也逐渐和我们“平起平坐”了。在4600米的措拉山头,无数经幡迎风飘扬,司机师傅把车停了下来,让我们走出车门感受一下。“千万要小心,脚步不能迈得太大,不要使劲做动作。”我们3个小伙子,每走一步都是气喘如牛。再次上车时,大约走了75公里之后,我们看到了一块大石碑,上面写着“嘉措拉山 海拔5248米”,和珠峰大本营的海拔高度是一样的。

  当天晚上,在定日县的宾馆房间里,我头痛欲裂、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索性就静静地想报道题目,构思文章结构,整理采访笔记,有了好句子就敲下来……齐鲁晚报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特刊《天路》上刊登的近20篇稿件,就是这么一点点地“熬”出来的。

  这段采访经历,于我13年的新闻职业生涯而言,犹如一朵五彩的浪花,虽已远去却难以忘怀。当下,我们更要始终牢记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与党和人民同呼吸,与改革开放同步伐。到现场去,到基层去,到读者中去,到火热的一线去,记录时代,书写历史, 推动进步。
 

我在亚丁湾的225天

饶  饶

  2013年初,我随中国海军第十四批护航编队赴亚丁湾开展护航行动,当时给我委派的任务是拍摄制作中国海军护航五周年的纪录片。在这次历经225天的历程中,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给我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考验。

  自我从事摄影工作以来,一直觉得1.91米的身高在拍摄上是种天然的优势,然而这一优势到了军舰上以后,却转化为绝对的劣势。护航指挥舰是20世纪90年代初列装中国海军的哈尔滨舰,该舰4000多吨的排水量在现代驱逐舰行列中,只能算是个小块头,所以其内部空间也略显紧凑。在管线密布的通道中行走,稍有不慎,便会遭受一记头顶重创。

  因为任务执行地点——亚丁湾海域处于赤道附近,严苛的天气成为拍摄的最大挑战,高温、高湿、高盐的环境对于机器的损害很大。由于舱内有循环冷气系统,室内外温差极大,当遭遇到突发状况需要到甲板上进行拍摄时,镜头内部会形成大量的冷凝水,等待它自身消退需要很长时间,但突发状况不等人,所以平时机器的存放让我颇费周折,唯一能想到的办法是将机器裹进棉被中,所以在舰上,被人称为“抱被记者”。每次甲板拍摄完成后回到舱室时,我需要将机器仔细擦拭一遍,因为空气中盐分很高,几乎每次都能在机器上看到盐粒结晶,同行的海军宣传干事的摄像机就曾在护航途中自动关机,并且直到护航结束都没有恢复正常。

  曾参与过护航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忆,那就是时间极为漫长。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除了不停地给自己安排工作以外,跟舰员打成一片是条有效途径。我所居住舱室在出海一个月后,几乎成为“舰员俱乐部”。10平方米不到的舱室内,正常状态是角落里有3个人在打扑克,床上坐着4个人在聊天,剩下5个人在桌子旁或站或坐弹琴唱歌。在与舰员日常沟通的同时,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涌现出来,为日后的采访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在护航任务进行到120天之后,平静被打破。所有护航编队都不想经历的事情终究还是来临——印度洋季风。三到四米浪只是日常状态,时不时有一波五到六米浪。军舰在被涌浪抬升的过程中会有反复的颠簸,此时在舱内行走,前一秒感觉在上坡,后一秒立马变下坡,并且我头一次见到有官兵在睡觉时要同伴将自己绑定在床上,然后再入睡,避免半夜睡熟后被浪颠下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多人吐着吐着也就习惯了,但我很庆幸没有太大的呕吐反应,因为我发现,要想不吐,就望远处。舰上视野最好的地方就是顶层的驾驶室,去那里以后,每次军舰的颠簸都能预见,就可以做好心理防范,这时的呕吐反应就不会太强烈,这个秘诀我推荐给了后续参与护航的同事,但是效果不一。

  在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后,我对于护航官兵的生活有了更直观深入的了解,在采访中,海军航空兵、特战队员、轮机舱老班长等许多鲜活的形象在寻像器中逐渐丰满起来,他们既是有着钢铁般意志的解放军战士,也是有血有肉的父亲、儿子和丈夫。由于通信条件有限,战士们每天都在电话机前排着长队等待着,15分钟的通话时间经常需要等待2个小时以上。这些画面虽然平静,但是我认为极具张力。

  有一次下到轮机舱进行拍摄,打开舱门的一刹那,热浪扑面而来,采访对象告诉我这是正常的,如果战舰做高速推进的话这里还会更热,半个多小时的拍摄结束后,我浑身已经透湿,作训服直接可以拧出水来,而机电班的战士每天平均要在这里待4个小时以上。另一次去弹药仓,环境则截然相反,竟然感觉像在冬天一样寒冷。记得出海以前有一年的春晚上有个小品,叫《水下除夕夜》,讲述的是一群潜艇官兵的艇内生活,大致和军舰相同,其中有个桥段是模仿天气预报播报艇内的春夏秋冬,当时并不觉得这个小品有何特别之处,但护航过后有一次在电视里再次看到这个节目,眼泪在不经意间流了下来。

  护航接近尾声时,我站在尾甲板上看着徐徐降落的直升机,心想这样的画面虽然天天看,但以后再看到不知要到何时,心里不禁有些感慨。225天的时间,让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识有了巨大的提升,无论是感性上还是理性上,都让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能被这样一群卓越的人民子弟兵所保卫,那种踏实感是前所未有的。回国后,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整理编辑素材,制作了一部三集纪录片——《追梦亚丁湾》,算是我对这225天经历的回顾。

天然气井喷

现场采访的危险与规避

田文生

  2003年底,重庆市开县(今开州区)境内发生特大井喷事故,富含硫化氢的天然气喷射30多米,致243人死亡、2142人中毒住院、6.5万人被紧急疏散安置。这是我经历的极限环境采访中风险度最高的一次。

  从业17年间,我曾多次在事故发生36小时内到达核心现场采访重大灾难,包括开县井喷、汶川地震等,这些采访都对身体、心理提出了巨大挑战,而开县井喷事件,则是其中最危险的一次。该事故发生于2003年12月23日21时55分左右。

  24日一早,我从重庆主城出发赶赴开县,数万名受灾群众正向县城疏散,车辆空进满出,不允许其他车辆去往现场。我在县城马不停蹄地开展了外围采访,通过灾民的描述大致还原了现场,同时了解了灾民的安置和治疗情况,联系好次日包租的当地车辆。

  25日,我天不亮就起床,租车绕行一条被运煤的重载车压坏了的山路,去往核心现场。一路上,颠得非常厉害,面包车的蓄电池被石块顶落,需要维修,我不得已步行数公里,再租摩托车去往现场。一路折腾后,10时35分,我赶到高桥镇。随后,我步行进入核心区域,见到了人和牲畜的尸体。因为吸入剧毒的硫化氢,逝者都是在一瞬间中毒猝死,采访完毕,当天黄昏,我随灾民一道返回县城。

  天然气钻井,是由钻头带动,不断向地心掘进,直到达到目标气层;钻头后连接着钻杆,为钻头提供力量和牵引;钻杆内有专门配备的泥浆,给出比地下压力略大的压力,维持上下压力的平衡,防止地下液体和天然气喷涌出来,这对安全至关重要。钻井主要的挑战是有可能高达150兆帕的地层流体压力、地心可能高达150℃的温度,而最可怕的则是有毒气体,尤其是超剧毒的硫化氢。钻井过程中,如果出现对地下压力把握不准、注入的泥浆密度不够、地层压力突然变大等情况时,泥浆给出的向下压力有可能不足以压制住来自于地下的向上压力,一旦油或气喷出地面,就发生了井喷,井喷往往伴随着硫化氢等有毒气体。如果空气中的硫化氢浓度达到0.1%,将直接麻痹人的中枢神经而立即引起窒息,人在极短时间内就如同被电击一般迅速中毒死亡,几无生还可能。

  采访井喷的风险极大,因此,相对于普通的采访,应遵循更多的原则。

  第一,要有勇气,更要有理性。进入现场的记者需要随时保持警惕,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开展工作。为此,在什么时间进入核心区域,到了现场选择什么样的路线、站在什么样的位置,都需要理性权衡。尽力规避硫化氢等毒气威胁是采访井喷事故的重中之重。硫化氢没有颜色,但有味道。到达井喷现场后,最直接的感受是空气中的臭鸡蛋味,但如果硫化氢浓度高于7毫克/立方米,嗅觉会被麻痹,闻不到臭鸡蛋味,危险反而更大,因此,不能仅仅因为未闻到臭鸡蛋味便认定安全。

  在这样的环境下采访,会不由自主地流泪、眼睛感觉难受、眼内有明显的异物感或觉得生涩、咽喉部有灼热感,还可能伴随有流涕、咳嗽等。一般情况下,如果未中毒,离开这一环境后,会很快恢复正常,上述感受也会消失。如果现场采访期间出现严重的不适感,必须立即去往空气清新处。因为硫化氢的相对密度比空气大,一般在低洼地区聚集,所以,记者应该尽可能站在上风口的空气流通处。记者应时刻留意周围环境,臭鸡蛋味道浓郁时应立即撤离。

  第二,做好最高程度的自我防护。进入井喷现场的记者必须尽最大可能进行自我保护,穿戴防护用具,最好佩戴氧气呼吸器或带全面罩的空气呼吸器。有事例表明,血液中存在酒精会加剧硫化氢的毒性,因此,在井喷核心区域采访,必须禁绝饮酒。硫化氢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因此,在刚发生井喷的核心区域,不能吸烟。同时,在核心区域不要进食和饮水(即使是自己从外部带入的)。结束采访后,尽可能去医院适度吸氧。

  第三,更严格地遵从新闻伦理。井喷失控后,硫化氢浓度超过临界点、现场地势条件不利于空气流通、附近居民密度大,或许会出现较严重的后果。看到中毒死亡的遗体会令人严重不适,记者需要有心理准备。更重要的是,呈现这样令人不适的场景时应遵从新闻伦理,必须保持高度的克制。

  记者采访逝者的家属应该更加谨慎,不要为了“挖掘”更多的细节和故事而对家属进行过度的追问或让其重述灾难细节,也不能用煽情的方式提问。采访应以不引发灾民情绪剧烈波动为底线,并建议在结束采访时对逝者家属给予真诚的人文关怀。现场照片应维护逝者尊严,不能消费逝者;不使用较为直接的遗体照片,如无法避免,也应选择角度并进行技术处理。

  第四,保持长期的、更深层的关注。一旦出现大的井喷失控事故,则或多或少存在人为的原因,相关人员有可能未严格遵从安全管理的规程,或者是发生井喷后未正确、及时地压井、点火以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对这些问题的确认,需要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详尽调查,记者也应对此保持密切的关注。总之,对天然气井喷事故的采访,不应止步于对灾难现场的还原,而应关注更多。○

来源:青年记者2018年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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