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黄馨茹 赵 金

　　嘉 宾：戴瑞凯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本科生

　　胡 涛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2级本科生

　　涂秋萍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2级本科生

　　苏 阳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2011级本科生

　　主持人的话：高校新闻专业中聚集了一部分中国的有为青年，这样说不仅是因为新闻专业的录取分数在许多大学是最高的，更是因为在选择新闻专业时，他们怀揣着关怀社会、做社会资讯的传播者、做社会良性价值观的传播者的理想。

　　当前，处在剧烈变革之中的传媒业是一个充满挑战、充满竞争、充满艰辛的行业。那么，这些怀揣新闻理想进入新闻领域学习的高校学子们，是如何认识自己将要从事的这份工作的？请看四位年轻学子的发言。

　　用情怀温暖心灵

　　戴瑞凯

　　我在高中学了三年理科，大学却选了文科，在做出选择时，有老师的担心：这个专业，你怕是没有优势啊；有亲友的质疑：防火防盗防记者，这职业多危险；有乡亲的好奇：学新闻，是不是以后在《新闻联播》中就能看见你了？还好，我还有父母的理解、尊重和支持：我家娃想做啥，都行！

　　理科生选择新闻专业，多少有点新闻理想和新闻情怀，读《看见》，听柴静将她的新闻态度徐徐道来；读《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听陈虻的审片格言，感受新闻界精神领袖的生活哲学。“生命需要保持一种激情，激情能让别人感到你是不可阻挡的时候，就会为你的成功让路！一个人内心不可屈服的气质是会感动人，并能够改变很多东西。”这样的话语总能让我热血沸腾，让我憧憬着“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憧憬着唤醒良知和承担社会责任。

　　2013年暑假，我进入安徽电视台实习。或许由于实习时所在的栏目是一档民生栏目，我接触的记者是记者行业的“最底层”，采访的是普通市民、解决的是家长里短；拿着微薄的薪资却还要忍受各种攀比；遇见不计其数的生离死别，却只能感叹无奈和彷徨，无法解决被采访者的燃眉之急，更无法救民于水火。在这里我才明白什么是记者。他不是镜头前的柴静，可以对着镜头流眼泪，带动当事人的情感，他是在血肉模糊的车祸现场，冷静客观、面不改色的那个记录者；他不是镜头前衣着光鲜靓丽的主播，谈论着高大上的话题，他是在农民工都要休息的烈日下还要在一线工地，皮肤粗糙黝黑，不修边幅的采访者；他不是腆着脸索要红包的无良从业者，他是“被送礼”的典型代表，“收不收，总有人不放心”，却常常困惑自己这份工作的真正价值。

　　面对我的失望、失落、失措，老记者说：“小姑娘，三个月，三个月就习惯了。”在北京工作的姐姐说：“找新闻理想，还是去北京吧。”但更多的人是劝我想清楚这条路的“难能”与“可贵”——难以实现新闻抱负，打磨你的不仅仅是柴米油盐，还有自己很难实现却无法释怀的情怀；生活经验着实可贵，听不同的人讲述独一无二的故事，看尽世间百态。

　　2014年暑假，我有机会在中国青年报的老师带领下到作业条件艰苦的青海油田，在“地上不长草，空中无飞鸟”的柴达木盆地，遇见了我处女作中的主人公，第一次觉得我笔下的人物有了形象和生命力，有了感染力；我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记者的伟大——记录普通人的故事，传递不普通的时代态度。我深深感到这个行业充满了正能量，激励着你开土拓疆，让你心潮澎湃。

　　带队老师跟我聊天时说：“大学时期我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下笔更加有力，能更加锋利地针砭时弊，但是当记者这么多年了，我最庆幸的就是自己救过不少人，从来没有害过一个人。”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其实，我要做的就是坚守底线，留得一份情怀温暖自己——记录真实，量力而行；对得起良知，对得起内心。

　　虽然我还在疑惑“我们”敲下键盘形成的“拟态环境”真实难辨，要怎样去衡量它的价值；还在疑惑当很多学者都在探讨“新闻伦理”，为什么行业一线仍无法律人律己；还在疑惑学术论文是否可以拥有指导实践的价值，话语权终究花落谁家；还在疑惑新媒体时代到底是“内容”还是“技术”为王，但我愿意，也相信自己会在新闻路上头也不回地走下去。

　　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有疑惑，然后慢慢探索出自己的答案，不求志存高远，只求心中的情怀可以一直存留，温暖需要关怀的心灵。

　　做一个怀有朴素新闻理想的新闻人

　　胡 涛

　　刚上大三时，老师在课堂上问有多少同学会去从事新闻工作，一百多人只有三十多人举手。

　　大一的时候,大家保持着刚入学的那份好奇，充满着对新闻的热情。大二的时候，大部分同学觉得尽管新闻业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愿意以记者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开端，锻炼能力再转行。到大三时，面对追求理想价值与现实环境的落差，有更多的人动摇了。

　　的确，近几年中国新闻业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坎坷，现实环境更易使人“知难而退”。2013年10月，陈永洲事件发生，从一开始的“敝报虽小硬骨头还是有两根”的“请放人”到后来的赔罪认错，180度的大反转，使得标榜正义的媒体被钉在“新闻寻租”的耻辱柱上。

　　2014年，马航客机MH370失联事件世界关注，在这场新闻战中，“中国媒体有三宝：转发、点蜡和祈祷”、“我们不生产新闻，我们只做新闻的搬运工”的表现，让国人失望。而2014年9月21世纪报系中包括总裁沈灏、总经理陈东阳在内的5人被指“涉嫌敲诈犯罪”而被抓，更是引发公众对媒体信念沦丧的批评。

　　在微博上，经常可以看到媒体人自嘲。2014年，江苏一名高考状元遭记者苦劝别学新闻，而后引发了记者的群体吐槽。事实很残酷：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只有2000元底薪的情况下还能怀揣新闻理想从事记者工作。

　　外界所传达的信息使得我们感受到了整个新闻业的无奈和辛酸。说起来，新闻业好像已经千疮百孔，新闻人对于这个职业似乎也早已有了不满，更有很多人用行动表达了自己对于新闻理想的背弃，或者决然离开。

　　我不知道新闻从业人员对此如何看待，在理想渐行渐远的年代里，如果没有有着新闻理想的后辈踏入新闻的领地，那么这个行业该由谁来坚守？

　　然而我相信，许多大学生，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是怀着纯朴新闻理想的青年，他们或许没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豪言壮语，却始终怀着最朴素的情怀，想要关怀自己所处的社会。在高校，各类校园记者团、新闻中心、广播站是最热门的学生社团。而作为对新闻怀有憧憬的新闻学子，是这群人中最热爱新闻、最相信新闻的人。

　　在上大学之前，由于家庭关系，父母是农民工，我也有另外一个社会赋予的身份——农民工子女。农民工群体接触的信息和做出的决定大多来源和取决于群体内部和电视，这也使他们在遇到不可调和的矛盾或是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找电视台找记者，也认为只有记者能够真正地给予帮助。也因为如此，我希望自己成为一名记者，正如白岩松曾在演讲中所说的，“所有想干媒体这个行当的人，必须得有点理想主义色彩，得有点想改变社会的冲动”。

　　在填报大学志愿时，我毅然填上了新闻专业，也如愿进入。通过专业学习，我对记者的了解也更多，而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人，也成为我的梦想。在学校里，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参加各种社团，活跃于各种活动中。我们在课堂上接受新闻教育，在课堂外实践新闻技能，在宿舍里畅谈新闻理想，咀嚼起一些诸如“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的话语。我们活跃在各个社团，咿呀学语地实践着新闻的操作，为了一个信息点反复求证，以求对自己的每一个文字负责。我们谈论着网上热点话题，交谈着刚推送的各种时事，批评着无数挂羊头卖狗肉的新闻。我们为着朴素的新闻理想慢慢前行。

　　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真的实现了呢？

　　以丰满的理想改变骨感的现实

　　涂秋萍

　　直至目前，最让我庆幸的事情之一，莫过于选择了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这里，无论是老师们还是同学们，都在为了自己的新闻理想而执着着，老师在激情洋溢地教导学生秉持新闻专业主义，学生在丰富学识的同时，积极地拓展实践机会，无论经历怎样的磨砺或挫折，信仰从未改变，历久弥新。在这样的氛围中，自己也充满了热情与活力，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的营养，为今后真正投身于新闻事业做准备。

　　但是，作为传媒专业的学生，自己也有困惑。虽然我们标榜“用事实说话”，但假新闻依旧泛滥，无论是为了发行量、收视率抑或点击率，不少媒体都在迎合着大众的兴趣；在全民娱乐化的时代，惊悚、离奇甚至能成为比事实更重要的素材选择依据。虽然我们一直在客观公正的道路上不断坚持与探索，但这条道路确实是艰难的，金钱、权力乃至制度等种种因素都容易让我们动摇，人有欲望再正常不过，但并非每位新闻人都能在现实的打磨下，依旧克制欲望，保持棱角分明的初始状态。

　　我们还面临着诸多无奈。一方面，互联网逾20年的发展给传统媒体行业带来巨大冲击，无论是媒体人的思维还是行业的体制、商业模式等都面临着很大挑战，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媒体行业在努力革新，但是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还有漫漫长路要走。另一方面，受众对新闻业的信任度似乎在下降，甚至更愿意去相信身边朋友所传递的信息。改变这些，传媒人需要规范自身的职业操守，树立一种服务大众的“用户观”，为用户提供他们应知而未知的客观真相。这是美妙的愿景，要付出无数艰辛来实现。

　　如有机会，我仍愿意成为一名记者。这是一个考验智慧、积累智慧的职业。记者的每次报道都是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过程，能以一己之力关怀他人且能不断地充实自我，我认为这是很棒的人生道路。虽然如今草根媒体兴盛，但是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还是通过新闻专业人才的采编而来的。我希望用心感受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踏遍千山万水，拓宽视野，并尽自身绵薄之力，为每一位读者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并和众多有志之士一起，坚守自我，良性地推动社会各项改革进程，用传媒人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因为信仰，我们不会屈服于骨感的现实。我相信，丰满的理想能让我们竭尽所能去尝试改变，或许只是再坚持一下，就会有更多美好的事情发生。

　　做一名学者型记者

　　苏 阳

　　“重掌第四权，重振新闻业的名声，重振这档晚间新闻节目，让它能为于国有益的争论提供信息。宣扬礼仪与尊重，回归重要的东西上。杜绝毒舌、八卦和隐私窥探，为愚昧者提供真理。不再只追求所谓高端受众，而是把人们团结起来。我们正处于转折点上，你明白这一点。真正的对话即将到来，政府究竟是行善的公器，还是‘人人为己’的工具？究竟是否有更高远的目标，还是臣服于骨子里的自私自利？你和我，是有幸属于可以设定争论框架的少数人。”

　　这段话出自美剧《新闻编辑室》中的女主人公麦肯齐之口。2012年，看到这段话的我已经是一个大二的学生了，却刚进入新闻专业学习不久。

　　2011年，我所就读的上海大学开展第一届大类招生，学生进入学校只分人文、经管、理工三个大类，大一结束再选择专业。而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选择各个专业的课程学习，体验每个学科的魅力，从而做出选择。

　　而在人文社科大类中的众多专业中，我唯一没有学习过的就是新闻专业的课程，而这却是我最后选择的专业。这个选择与我大学之前的理想专业相去甚远，我曾经想过当一名律师，也想过当一名语文老师。而当法学专业、汉语言文学等十几个专业排在一起的时候，我却一心一意想要读新闻专业，成为一名记者。给我最初新闻理想雏形的并不是课本上空洞的解释，而是文章开头引发我思考的那段话。

　　我依稀记得2012年的夏天，新闻传播系两个专业超过120名学生，密密麻麻地坐在阶梯教室的座位上，没有空调，头顶的风扇呼呼作响。新闻传播系的一众教授、老师们站在讲台前，郑重地欢迎所有的人。我相信，周围大部分同学都是抱有崇高的新闻理想而进入新闻专业的。

　　大三开始，专业课程从新闻业务转向传播学研究。可能是高中学习理科的关系，相较于单纯的新闻采编，似乎与数据打交道更让我得心应手。我乐于完成舆情分析报告，进行新闻传播的课题研究以及论文的撰写。这时的我开始思考：新闻传播学教育培养的究竟是学者还是记者？新闻学到底是职业教育，还是学术研究？

　　我曾经读过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一篇题为《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的文章。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有趣的问题：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是培养为公众服务的媒体第一线的新闻大师还是培养某个广告或IT公司的美工或公关策划人员？是培养具有挖掘新闻故事和讲述新闻故事的能力还是培养仅仅会制作网页和平面设计的技能？新闻传播院系最终目标是为公众和传媒服务还是为解决理论家们在传播学上的是是非非服务？

　　这些问题的答案，说到底，在于新闻学教育强调的到底是理论还是实践。有人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根本不同在于培养人的方向上。新闻学培养的人才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新闻报道发声，传递给公众信息。传播学除了抽象的理论，还传授一些能为各种利益集团服务的方法。而现在，更多的人提出了“学者型记者”的概念，认为记者应当兼具“监督者”和“启蒙者”的双重身份。我想，我所努力的方向，就是这样一名学者型记者。这应该是将来的媒体和社会所需要的。○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3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