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舆论监督稿最能成就人、历练人，也最“折磨”人。记者采写舆论监督稿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受？请看本期“茶座”嘉宾的发言。

　　主持人：蔡笑元

　　嘉　宾：张东锋  南方日报评论员，曾任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记者

　　　　　　王婧祎  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

　　　　　　刘雅菲　齐鲁晚报济南事业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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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的话：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固有职能，也是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的重要原因之一。舆论监督稿最能成就人、历练人，也最“折磨”人。写一篇舆论监督稿，不仅需要新闻业务技能，还需要足够的新闻理想、社会理想、内心良知，以及锲而不舍的调查精神和冷静理性的质疑精神。作为新闻记者的您，是否也曾写过产生了一定影响力的舆论监督稿？是否也为此感触良多？且看本期嘉宾的亲历故事。

郭美美事件：

在喧嚣舆情中发现真相

张东锋

　　炫富、红会、中红博爱，美女、官员、知名主持人，谣言、人肉搜索、真相……即便以普通的网络“经验主义”来审视，这些元素集中到一起都足以构成引人关注的重磅新闻，更何况其延伸到了深层次的慈善机构公信力问题。

　　这就是“郭美美与红十字”事件——2011年6月22日，由我当时供职的南方都市报网眼版刊发的《“玛莎拉蒂女孩”不是“红十字会”的》触发的，数十家媒体跟进报道的典型新闻舆论监督事例。南方都市报在持续至2011年7月8日的半个多月密集追踪报道中，共刊发了20余篇报道，涵盖消息、对话、调查、记者手记等形式，获得报社年度新闻奖连续报道金奖。

　　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实施，就慈善事业诸多方面作出全面细致规定。我们当然不能将“郭美美事件”与其中任何一款条文简单对应，不过由五年前的这次事件而凸显出的慈善组织与关联机构如何规范运作，至少是当时迫切需要正视的社会问题。站在新闻操作角度，“郭美美事件”是新媒体时代早期（或者说微博时代）由纸媒引领的一次成功舆论监督，已然涉及网络与报纸互动这个在今天备受关注的话题，给了我们更充分的回顾和总结理由。

　　概括起来，整个事件由老家在湖南益阳、生活在深圳的年轻女孩子郭美美的一系列炫富微博引起。一面是微博实名认证的“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一面是不时出现在其微博中的玛莎拉蒂名车等奢侈品，由此形成了慈善与炫富的反差，吸引了公众关注。

　　真相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是郭美美在饭桌上，听中红博爱公司的一位董事谈到与红十字会合作时自封的。至于中红博爱，当时推广运作的是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承办的“红十字博爱服务站”，构想是在每个社区设立集急救、募捐和便民于一体的服务站，而中红博爱看中的是这个公益项目中的商机。

　　现在看，上述各方、各层次的关联是十分清晰的。然而，风波肇始之初，当事人的极力躲避以及关联方的静默，给调查带来了难题，特别是在“网络人肉”的喧嚣猜测下，整个事件一度扑朔迷离。作为首发报道的《“玛莎拉蒂女孩”不是“红十字会”的》篇幅并不长，关键是通过对中国红十字会内部人士的第一时间采访，以一手信息证实了郭美美微博认证的职位并不存在，避免了在后续报道中被网民情绪牵引误导受众。

　　随着事件推进，接下来的报道集中在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动态追踪，包括由此引发的猜测和各方面回应，相关报道包括《“郭美美”引爆传言潮 各方紧急撇清关系》《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回应——成立十年没注册也不认识郭美美》《网友首都机场围堵郭美美》等，这些报道既保持了舆论关注热度，同时也通过逐一采访核实来抽丝剥茧，排除不实信息、发掘有用线索。

　　另一个是挖掘真相，在“官二代”“包养”等人物关系的猜测被证伪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浮出了水面，通过对工商资料的查证、对相关负责人的采访，我们逼近了真相，发布相关报道包括《中红博爱浮出水面》《商红会营利模式大起底》《投资方三年三变中红博爱大揭秘》，加上最后的《中国红十字会承诺公开透明》，这次舆论监督不但清晰呈现真相，而且推动了官方作为。

　　上述过程无疑有着今天新媒体全盛时代网络推动与媒体监督的互动雏形，也彰显了正规新闻机构的新闻判断力和专业制作能力。时代在变化，对新闻人来说，虽然传播平台、形式千变万化，但一些素养和要求是必备的。

　　首先是以事实为基础。对于舆论监督报道来说，无论是探求真相还是批评监督，有无事实支撑决定了成败。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简单的截图成了自媒体乃至部分记者“刊发”新闻的取巧做法。这种做法有时候看似快、抢占了先机，却极容易因缺乏事实支撑陷入被动，甚至被“打脸”。此外，掌握了有效的事实，也有助于记者对报道侧重点和方向的把握和判断，不致被直觉或网民情绪过度左右。

　　其次是协作意识。新媒体时代，不仅围绕同一事件的信息会大量增加，而且微博、微信的互动性也加剧了事件演变，尤其需要团队作战。“郭美美事件”涉及深圳、益阳、北京多地，由包括笔者在内的五六名采编人员共同完成，很多关键一手材料都是记者在一线调查取得的。即便有了私信、微信这样的快速沟通渠道，要跑过互联网也离不开协作。看看当年的“水门事件”，还有近年《波士顿环球报》“聚焦”报道小组的“神父性侵案”、美联社记者的东南亚“血汗海鲜”等报道，无不印证了这一点。

他不能只是一个“任务”

王婧祎

　　雷文锋是谁？

　　他是一个胆小的自闭症少年，从未一个人出过门，连到楼下小卖部买醋都不敢。在深圳，他和父亲形影不离，只在父亲的陪伴下乘坐过公交车。

　　他突然走失，在接受了一系列的社会救助后，仍然悄悄离开了这个世界。

　　2017年3月，我重走雷文锋的死亡之路时，脑子里一直有个疑问盘旋，这样一个未满16岁的自闭症少年，从深圳的住地走失，流浪到东莞，被警察发现送医，又被东莞市救助站送往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整个过程中他是什么状态呢？

　　在他过往的人生经历中，应该从未接触过如此复杂的人群吧？这些陌生人来自医院、派出所、救助站、托养中心，面对他们时，他应该是极度惊惶的吧？

　　我试图重访他走失以后的每一个环节，通过目击者之眼，还原出这个少年最后的时光。

　　但我失望了，没人清晰地记得他。在他们眼中，雷文锋仅仅是“很安静，没和其他人发生过冲突”，但他的样貌、情绪和感受，这最后的时光里发生过哪些生活细节，没人记得了。

　　用稿件发表后一篇评论文章中的话说，雷文锋从走失到死亡的最后四个月，是活在表格里。交接表、登记表、病历、死亡证明……他在救助站登记表上写下歪歪扭扭的“雷文锋”三个字，似乎是对世界发出的最后的呼救，然而，也被忽视了。

　　我开始感到，在这最后的时光里，似乎没有人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只是当做一件需要完成的任务。而且，任务完成的质量不容乐观。

　　报社有位编辑老师点评得非常好，雷文锋像一张突如其来的考卷，拷问着从头至尾的社会救助体系。这体系像一把筛子，貌似负责地筛过了一个自闭症少年生还的机会。

　　让人心里发凉。

　　采访的过程颇为曲折。可以想见，任何一个环节都有拒绝接受采访的理由，但总体而言很幸运，绝大多数当事方最终都接受了采访。东莞市救助站最初坚决不肯受访，但我百般劝说，告知报道中双方均发声和只有死者家属单方声音的效果差别，告知网络舆情发酵过程，提醒若不受访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替他们抱委屈，说“不能背锅”等。说服过程持续近一个小时，还好成功了。

　　到了新丰，我先找到了新丰县福利院，告知目前网上的信息都说雷文锋死在了新丰县福利院，网友如何辱骂他们（当然会略有夸大，因为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福利院负责人着急了，替我联系练溪托养中心负责人，并且像送瘟神一样开车把我送了过去。练溪托养中心在当地医院有专属病房的信息，也是在他嘴里听到的。

　　在获取雷文锋的病情记录和死亡证明后，我察觉到医院和政府出具的两份死亡证明不一致，背后可能隐藏着秘密。通过突破主治医生，我了解到雷文锋的死因是传染病伤寒。我找到练溪托养中心在新丰县人民医院隐秘的、条件极度恶劣的专属病房，了解到练溪托养中心每年都会死亡多人。

　　当然，能采访到关键信息主要还是因为运气好，如果他们什么都不说，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涉及最关键的敏感信息，例如准确的死亡人数等，他们是绝不肯说的。多亏了我的同事刘子珩突破能力强，从殡仪馆、“深喉”手中拿到了这些最关键的情报，让人十分佩服。

　　在编辑的统筹下，我们的报道持续跟进，从《一个自闭症少年的死亡之路》到《练溪托养中心调查》，再到《练溪托养中心的传染病人》。我们把视线从东莞移开，开始考虑广东省其它地方救助站的情况。

　　我给广州、深圳等地救助站打电话，均无收获，但在惠州民政局和救助站有了意外发现。他们居然主动告知，他们曾送多名传染病人去练溪托养中心，包括乙肝、梅毒、肺结核患者等，并告诉我接回来的病人所在医院，还提到了一些有类似做法的“兄弟站”的名字。

　　正好刘子珩也从东莞那里获知，送到练溪托养中心的病人是健康的，回来时却有传染病了，这下两相印证了。

　　编辑当即安排记者曹晓波去惠州的医院探访，拿到了关于传染病的第一手资料，他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和病人近距离接触，这种精神让人感动。

　　这一系列报道刊发后的第二天，广东省市联合调查组进驻新丰，之后一批涉事官员被调查、免职。刊发后第三天，民政部急电各地民政部门，对全国范围内的救助站外托养机构进行整改，对承接资质、设施条件、服务质量、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检查，同时要求将每位受助人员的信息上网。过后有数十位受助人员因此而找到亲属。

　　能够在整治工作中起到一点点的推动作用，我们记者觉得非常欣慰。这一系列报道也获得了新京报2017年年度报道金奖的荣誉。

　　一年前，我坐在长途车上从东莞去新丰县。当时我一直在想，当初雷文锋走的是同样的路，在这178公里两个多小时的车程里，他在想什么？恐惧？无助？迷茫？不得而知。

　　我还在想，假如雷文锋走失后死在了荒郊野岭，冻死了或饿死了，那悲剧意味或许还没有这么浓。可他分明遇到了社会多重“托底”安全网——医院、警察、救助站等等，可多重“托底”还是“脱底”了。只希望世上不会再有第二个雷文锋。

那次采访经历定义了新闻理想

刘雅菲

　　2015年12月，我们接到线索，章丘李福煤矿的60多名矿工，因为长期的井下作业，均被鉴定为不同程度的尘肺病，老李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对于他们这些四五十岁的家庭顶梁柱来说，就是致命的打击。

　　如果说在不幸当中还有一丝丝幸运的话，就是老李他们都曾缴纳过工伤保险，因此他们可以同时获得企业和社保金支付的两部分补偿。但是企业要求他们必须放弃企业赔偿，才给他们办手续领取社保补偿。这分明是一个不合规定的无理要求。为此，老李他们找了多个部门反映，却没有任何结果。

　　无助的矿工们选择求助报社，而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我还能记得那天早上，我到达章丘，在经十路旁，几十名矿工都在严寒中等着我。他们拿出了企业要求签订的协议，上面不平等的文字也向我诉说着他们的弱势。一位大姐告诉我，查出尘肺病的那天，他们家那口子在外面转了半宿，家里上高中的大儿子也抹着泪对她说：“妈，俺爸以后也不能干重活了，要不我不上学了吧。”

　　大姐的话让我更加清楚了尘肺病对于这些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让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我告诉自己，一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而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仅仅发出一篇稿子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推动问题的解决，让他们拿到应有的补偿。

　　这是一篇典型的监督报道，每到做这类稿件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刚参加工作时一位前辈告诉我：记者，对自己写出的每一个字都要负责任。做监督报道更是如此，要争取把事件相关的各方都采访到，把每一个可能性都考虑到，尽可能留下采访的痕迹。

　　因此，我先仔细研究了这些尘肺病矿工应该获得的补偿，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做到心中有数。做好准备工作后，我来到章丘负责发放补贴的服务窗口，了解矿工补贴的发放情况。随后又去了煤矿采访，结果吃了闭门羹。我伪装成矿工家属，这才采访到了煤矿负责人。最终，经过充分的调查了解，我字斟句酌地写下了一篇《求求你，赔偿我》。

　　稿件见报的当天，济南市章丘区主要领导就表示一定要给矿工们一个说法，章丘市人社局也承诺马上给他们发社保补偿。几天之后，每个矿工都领到了十几万元的赔偿。这些赔偿对于他们受到的伤害而言，真的不算多，但至少能让他们先治治病。这件事办完之后，我甚至有点小骄傲，因为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通过我的工作，还能帮助这么多人。

　　拿到钱的矿工们高兴地带着锦旗、带着小米绿豆来表达对我的感谢。老李也给我打过几次电话，简单的几句问候，都能让人心里暖暖的。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工作才刚满四年。和大多数走上记者这个岗位的人一样，刚刚工作的时候，我的理想是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弘扬社会正义，真正写出几篇影响全国的报道。我原本是音乐专业的学生，转行踏入新闻行业，成为一名记者，对我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也是一件让我十分兴奋的事情，因为我长期以来的那个理想，看起来就要实现了。

　　我曾经认为记者一定是个轰轰烈烈的职业，但真正工作之后发现，轰轰烈烈只是工作中偶尔的点缀。而我，只是在写着一些最普通的稿件。我有时甚至有点后悔，后悔四年前找工作的时候，放弃了那些稳定、高薪的职业，却来做了这样一个平淡的工作。

　　幸运的是，那时候我遇到了老李和他的工友们。这次采写经历，让我重新定义了自己的新闻理想。理想一定在远方吗？其实它就在我的身边。我不一定非得写出惊天动地的大稿子，写好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也能写出动人的故事，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成就了我自己。

　　这几年我写的所有稿件全都是济南的事，我出差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也只是不出一百公里的商河县。我知道，虽然我走得不远，但我可以走得更深。作为一名新闻人，我永远在路上，这一路，我的理想会永远在我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