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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的成就感:缺失与获得

2019-12-31 16:44:02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1月上   作者:胡雅杰 蒋肖斌 王昱

摘要:  纸媒时代,很多记者编辑的成就感来自精细打磨过的一篇篇稿件,来自热心读者的来电或者来信。进入新媒体时代后,记者编辑的成就感来自哪里?

  主持人的话: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微博、微信、抖音、快手以及各种新闻App的出现,要求媒体人具备多种多样的技能。在追求新技能的过程中,媒体人获得成就感的那个瞬间多多少少发生了改变:有人说成就感少了,有人说成就感变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人应该如何进行心理上的调适?机构媒体又该做出哪些改变?请看本期茶座嘉宾的观点。

当前传媒业者最大的痛点是成就感的缺失

胡雅杰

  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崛起,各传统媒体也纷纷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推出颇具中国媒体特色的“公号矩阵”和频道众多、信息庞杂的App。大量传统媒体人或主动或被动转型为“新媒体人”。然而,这种转型并没有带来欢呼雀跃,反而与新媒体的新生代一起,开始感受失去媒体人成就感的痛点。

  2019年年初,深蓝财经记者联盟做了一个“2018年中国媒体人生存状态调查”。数据显示,72.46%的媒体人认为传统媒体边缘化使危机加重,58.45%的媒体人表示无法实现理想,57%的媒体人表示自己缺职业成就感。是什么原因让媒体人陷入了这种焦虑和迷失之中呢?笔者认为,新媒体模式下编辑、记者正成为“螺丝钉”的状态是这种成就感丢失的根本。

  贪大求全,企图信息全覆盖几乎是国内新闻App的共同追求。北京青年报的北京头条App一共25个频道;新京报App有19个主频道,各主频道还有数量不同的子频道,子频道多达147个;澎湃新闻共有17个主频道,其中5个主频道下有各自的子频道,子频道共计79个。反观国际主流媒体的App,新加坡联合早报App应该算是频道多的,共23个主频道。日本的朝日新闻App只有14个主频道,CNN的App有10个主频道,BBC的App只有6个主频道,主频道下几乎都没有子频道。

  由于新媒体的编辑、记者陷入了海量的信息之中,体现和发挥个人能力、思想的模式被严重冲击。在新媒体要求信息多而全的前提下,信息的快速更新使编辑记者疲于应付各类信息的采写和编辑,他们既不能对信息进行深耕和精心的编辑,也不能像传统媒体那样进行精细的版面组合和标题制作。一些记者表示,大量稿件的更迭要求和时效要求,使稿件几乎没有了推敲的时间,稿件质量自然下降了,也就没有对稿件的荣誉感了。记录社会、表达观点、剖析现实的职业特点,曾带给媒体人强烈的荣誉感和成就感。这种荣誉感和成就感的缺失又会直接导致责任感的丧失,这对媒体而言其实是更大的危机。

  此外,媒体人精神层面追求的欠缺,还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比如,一些媒体人会在金钱和物质方面斤斤计较,如此便把一份靠主观能动性追求的事业变成了得过且过的职业。

  如何让媒体人重新拥有荣誉感、成就感和责任感,进而重新调动媒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笔者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精简频道,放弃大而全的“新媒体思路”。媒体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属性,精简频道,以内容质量取胜,强化真正的原创稿件。如果不愿意放弃时效性,就设立一个滚动频道,直接引用各信息渠道新闻,而不必用“假原创”填充各频道,如此才能把人员和精力放到真原创上,让每一篇稿件都能经得起推敲,都有独家的观点和内容。这样,记者的每一篇稿件都会被认真对待,这也是对其工作的认可和尊重。

  第二,将评论与新闻相结合,鼓励短评。精简频道后,记者和编辑有了充分的时间,就有可能在新闻后面附上记者手记或编辑短评。这样有助于在新媒体时代强化媒体的立场和观点,也会让有见识、有才华、有能力的编辑记者涌现出来,得到读者的认可,并逐渐形成媒体的品牌栏目,使编辑记者重新获得荣誉感和成就感。

  第三,鼓励并积极为编辑记者开设个人频道创造条件。对已经形成个人品牌的优秀编辑记者,媒体可以设立个人频道,直接推介他们的代表作品,打造明星编辑记者,形成一定的粉丝效应和读者黏性。

  总之,传统媒体要以更精细的分析、更独立的特色、更合理的结构、更科学的管理、更人性化的考核、更有效的激励,通过组织再造和流程再造,打造能充分发挥编辑记者主观能动性、具有鲜明特色、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媒体。

  记者的成就感: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蒋肖斌

  入行7年,我经历了一家纸媒的全面改革。刚工作时,我的日常工作是线性的:找选题→采访→写稿→见报;现在,我的日常工作是一张密密麻麻的网,形式有文字、视频,发布渠道除了报纸,还有网站、客户端、微博、微信公众号,采写和发布并不是一次性的,往往会不断往复推进。

  要回答记者成就感来源的问题,于我而言可能要追溯到更久远的时代。小时候的一个理想是当作家,看着屏幕上的字变成印在纸上的字,有莫大的成就感;小时候的另一个理想是周游世界,看看外面的人和事,使自己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上大学后,觉得将两者结合——学新闻、做记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记录人和事,还能发表在报纸上。

  所以,作为一个文化记者,其实最初的成就感来源很简单,字印在纸上,那些我触摸过的故事在这一刻“盖戳认证”,意味着一件作品的完成。成就感在看到报纸印出来摆在办公桌上时,也就到达了顶峰。比我更老一辈的记者,成就感还有一个来源——可能收到热心读者的来电或来信,只是这种场景在我工作时销声已久。

  进入新媒体时代,我的报道出现在各个渠道,报纸并不是唯一所在,甚至还没有出现在报纸上,已经第一时间在微博、微信发出,从最直观的感受来说,很难不在意点击量。

  以微博为例,依托报社官方微博的用户基数,报道只要在微博发出,点击量都是10万起步,而一些特定题材的报道(比如明星),几百万也并非难事。这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发微博后,会在半个小时内不断刷新,看着数字上涨,想着可能有一个欧洲小城市人口那么多的读者看过,成就感油然而生。

  数字是最直观的,也是最基础的。传播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从“枪弹论”到“有限效果论”,受众的主动性越来越被重视。所以,建立在足够数量受众反馈的基础上,我还关心有效内容。新媒体让作者和读者之间能建立起实时有效的沟通,记者很关心谁看了,看了之后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在这个层面,粉丝刷屏可能就有些乏力了,因为评论内容大部分都是同一维度的夸奖和感谢。这时候,记者更需要一些广泛身份读者的无差别交流。在一些文化观察类报道中,比如,《开机广告:谁来请走客厅文化的“钉子户”》下,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评论:“广告商出钱打广告,商家卖会员免广告。嗯?好像哪里不对?”“你搞个10秒广告可以接受,60秒广告就过分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记者不是在“自娱自乐”,你的报道引发了大众的共鸣。

  对记者来说,从读者的评论中,一方面是获得对报道的反馈,肯定或否定文中观点;另一方面,也可能获得完全意料之外的读者兴趣点,这在一些“冷门”选题中有明显体现。比如,《清华简:“打假”千年历史,解密先秦中国》,是一篇国学类稿件,在见报之前并无新媒体传播,见报后,我却意外地在朋友圈看到多位知名大学教授的转发。如果这算是得到学界的认可,那当我再点击他们转发的链接,发现来源是一个论坛的转载,原来很多普通人也很关心“我们从哪里来”的历史问题。

  这种成就感,就相当于在茫茫人海中得遇知音。新媒体时代,人们根据兴趣爱好抱团获取信息,垂直媒体获得极大发展;而对一家传统的报纸来说,尽管有所倾向,比如《中国青年报》面向青年,但依然不可能过于垂直。这时候,新媒体的分发功能(微信公众号矩阵),让报道得以精准投递到目标受众那里,实际上扮演了垂直媒体的角色。

  新媒体时代,高昂的物理成本让报纸更像是一种奢侈品,所以,最终落在纸上的报道,往往不是第一落点的简单消息,而是“集大成”的深度报道。我所在的采编部门,所有消息类稿件全部首发客户端等新媒体,报纸版面上只呈现独家深度稿件,每一篇都值得作为历史的底稿。

  做新闻是一门手艺活,还有人戏称写稿是一种“非遗”,新媒体让“非遗”有了直面受众的机会,也让“非遗”不得不做出改变。记者的成就感变成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面对四面八方涌来的“民意”,面对自己手艺活的不断提升,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在打造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媒体的过程中,我是旁观者、记录者,更是参与者。

追做“爆款”国际新闻之路上的喜与忧

王  昱

  2019年已经过去,回首这一年,是齐鲁报系向新媒体整体转型的一年,也是我个人响应这一号召积极对新媒体传播进行试水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以部门为依托,以《昱见》栏目为主阵地,以视频、音频、图文等多种形式,推出了多个面向新媒体的项目。这种试水当中,笔者获得了一个身为新媒体人的成就感,但也遭遇了一个传统媒体人在新媒体时代何去何从的迷茫与反思。

  在2019年年初,当决定全年主做新媒体产品时,笔者相信,国际新闻在新媒体时代是大有可为的。

  关心国家大事几乎是中国人的一项天赋,有资料称,美国有60%的民众无法指出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的正确位置,而相信中国无法指出美国在哪儿的成年人应该很少。大概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历程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出现,国际安全感缺失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意识。得益于义务教育中的近代史课程,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一样对“列强”“国耻”“国际局势”这样的词汇有天生的敏感。而如今的中国又走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当中,中国人急需找准自身的国际位置,因此需要不断阅读国际新闻完成自身的对标。

  理论论证了发展的空间,接下来是实际操作,其实在《昱见》《外参》等栏目初步转型之前,有一条道路是可选的,那就是学习一些网红国际评论者,以炒作较为激进的民族主义为卖点,炮制《中国这一新技术,欧洲吓傻了》《外交部这一狠话,美日服软了》之类标题吸引眼球。

  但笔者在慎重考虑后放弃了这一思路,实话实说,原因不仅仅是对新闻操守的坚持,还是基于这一预判:作为一家机构媒体,我们这么写,写不过那些自媒体。因为喜欢看这类新闻的读者多是希望通过这类文字获得情绪的释放。这种诉求决定了他们不会追问新闻的真实性和评论的逻辑性,而这两个要素恰恰是机构媒体必须遵守的。所以情绪化、以民族主义为卖点的写作竞争,一定是一场“光脚的”与“穿鞋的”之间的争夺,机构媒体胜算渺茫。

  因此,地方机构媒体要做好国际新闻,只能在专业性上下功夫、或在报道角度上另辟蹊径,尝试在公共新闻的细微之处见人所未见。《外参》和《昱见》等栏目,正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在各个方向上分头突击的。

  目前看来,这种努力收获了不错的效果,《昱见》在壹点平台上几乎周周都有点击量过百万的文章。以具体文章而论,2019年上半年《外参》的《访问越南,明明有飞机,金正恩为何非要坐火车》是壹点平台首个点击量过亿的稿件,稿件抓住国际新闻热点及时出手,在公共新闻的基础上做出了的独创性和稀缺性。2019年下半年的爆款文章《日本13岁“未来天皇”亮相,身材矮小引国民担忧“受欺负”》,则是抓住了一种情绪上的稀缺性,从日本网站网民评论这个角度入手,让中国网民看到了日本网民对这一新闻的评论角度,从中折现日本网民的思维与忧虑。

  与此同时,《昱见》等栏目还积极向多媒体平台拓展。2019年9月,《昱见世界》成为星星视频首批次推出的视频直播栏目之一,10月中期,该栏目瞅准美国好莱坞大片《决战中途岛》上映的机会,制作了两期以中途岛为由头解析美国海军兴起和日本海军衰落原因的节目,累计点击量超过100万。《昱见》等栏目的视频试水获得了初步的成功。

  在取得的这些成绩面前,成就感油然而生。在传统媒体环境下,稿件的撰写其实是一种“盲战”:我写出的文字究竟是否能引起读者的共鸣?究竟哪一类文字读者更喜欢阅读?这些问题作者其实都是不明了的。而新媒体的特点之一是互动与反馈,看着每分钟都不断刷出新高的阅读量和评论,那种成就感是不言而喻的。

  新媒体还为受众参与产品制作提供了可能,比如在视频直播中,受众可以通过弹幕直接提问题,有时问题问到点子上,制作者稍加引申,又能开拓出一个新话题,进一步提高节目的质量。在这种良性互动中,制作者获得的不仅仅是成就感,还有创作思路的扩展和创作水平的提升。

  但是,转型的过程中,笔者也有一些忧虑。阅读那些爆款产品的评论,笔者发现,传统媒体时代的高端、优质用户尚未进入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在看似庞大的点击量背后,优质用户被替换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因噱头而来、未看一遍文章就走的浅层阅读者。而在新媒体目前还不成熟的“唯点击量论”的考核背景下,这种阅读在为新闻创作制造一种不良的导向,让人越发无法安心创作真正高质量的作品。我们的作品变快了,却变浅了,耐读的文章越来越少了。

  这种趋势让人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黄色新闻”浪潮,当时,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和印刷业的技术革命,美国新闻界出现了“用户下沉”的问题。为了抢夺受众,美国出现了以《纽约每日新闻》为代表的、以“暴力色情文字+大幅图片”的“黄色新闻”为特征的现代小型黄色报纸,美国新闻界几乎成了优质新闻的屠场和低俗新闻的乐园。然而,这种风潮来得快、去得也快,仅仅十余年后,随着新移民群体的分化和品位的提升,“黄色新闻”失去了受众根基,那些曾经以“黄色新闻”博取销量的报纸,因为品位低下而受到读者的唾弃,成为名副其实的负资产,纷纷倒闭了事。

  事实告诉人们,所谓的“用户下沉”也许只是技术革命和社会结构变化所产生的暂时的概念,新闻媒体最终还是要靠吸引“优质用户”来立足的。以此观之,无论对组织还是个人来说,过分地追求爆款,甚至“唯点击量论”,都是不可取的。

  回首过去一年,点击量的飙升、成为网红的喜悦,这些都是笔者转型成为新媒体人的成就感来源。但在这些新鲜的成就感背后,作者也深刻地意识到,用心雕琢自己的文字、获得真正有价值的优质用户的肯定,这才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根本的生存之道,也将是他们最大的成就感之源。○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1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