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窦锋昌

　　不同的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之间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勾连。新闻传播学科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因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媒介环境剧烈变化的今天，新闻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媒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期“茶座”，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南风窗》杂志社原社长窦锋昌与我们一同谈谈这个话题。

　　人员互动存在变化，学界用人思路调整

　　《青年记者》：窦老师，您好，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教育发展，陆定一、王中等学者都有着丰富的业界实践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界与业界遥相呼应，艾丰、范以锦等报业掌门人，将业界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梳理，著书立作、在高校开课，沟通学界和业界。您在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前，也曾是我国知名政经新闻杂志《南风窗》的社长，想必对这一现象深有体会。我国的新闻理论和实践曾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就您的观察和感受来看，学界和业界人员的密切互动对中国新闻业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窦锋昌：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密切交流和共进，在我国的确是有历史传统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传统媒体比较强势的时候，来自媒体的高管，或者是有丰富经验的媒体人到了高校之后，可以给教学科研带来比较丰富的实践材料、经验材料。这些材料一方面有利于教学的开展，因为媒体人有丰富的案例，有实战经验，课堂上能够讲给学生听，学生也比较爱听；另一方面，这些案例也可以给新闻学院的老师研究提供一些比较好的素材。

　　但是媒体的强势地位是这一切的前提，对于高校新闻传播学院来讲，这些媒体人来自强势媒体，他们所带来的这些经验、材料，当时是高校新闻传播学院比较认可的。

　　《青年记者》：现在这种人员的互动是不是减少了？

　　窦锋昌：现在这个窗口虽然没有完全关闭，但是这种人才交流已经少了很多。最近这些年，很多新闻学院在选用院长时改变了用人思路，个别的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还是来自人民日报，但不少学校开始从学界寻找掌门人。我觉得这与一部分传统媒体失去了原来的强势地位有直接关系。

　　另外，现在高校新闻学院对来自科技媒体的、平台型媒体的人才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从实践教学的角度或者从讲座的邀请人员来看，这部分人才比前些年增加了很多。他们来自互联网媒体，因为互联网媒体在舆论场中的作用更大了，教学科研工作肯定是要跟着实践走的。所以，新闻学院并不是不重视媒体了，也不是一概不重视传统媒体了，比如人民日报、财新、澎湃等等，这些媒体融合发展比较好的传统媒体的实践，新闻学院依旧是很重视的。

　　研究问题多元化，学界对业界仍有密切关注

　　《青年记者》：2020年第7期《新闻大学》的卷首语刊登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朱春阳老师的《研究的“画术”》一文，他在文章中提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学术期刊大多是讨论当时新闻业发展中遇到的核心问题。如潘忠党教授在1997年发表的文章《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抓住了理论与实践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且得出了很多业界知道但说不出来的发现，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在今天，这种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的讨论似乎减少了。对于这一现象，您怎么看？

　　窦锋昌：这与学者研究的问题导向有关。就现在的新闻传播学界而言，我认为朱老师说的问题是存在的。我到了高校之后，也发现有一些学者探讨的问题比较“天马行空”，甚至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这些学者关注的问题是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与现实的关联度不强，这可能是与高校职称评定、职业晋升的评判标准有关。

　　这就带来了一个示范效应。一部分人这样做成功了，其他的一些人就会模仿，特别是一直在学校里的学者，他们对业界的变化没有那么敏感，一般从理论里面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这种现象的出现跟高校的评价体系是有关系的，特别是高校老师要在C刊发文章，就要写作一些高水平的论文，如果没有理论问题、没有概念、没有新的模型，文章的发表是比较困难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从硕士、博士开始就受这种训练的年轻老师，也擅长做这类研究。

　　所以说，这也是跟高校的评价体系、老师的成长经历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些老师在紧密地盯着现实问题做研究，这样的文章也不少。从绝对数量上看，与业界联系的文章并没有比当年少，但是在整个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这些文章占的比例可能没有当年那么大了。

　　《青年记者》：我们也看到不少新闻传播院校在学生的培养计划中加入了业界导师，同时一些学者也针对媒体转型中的问题调研，走进业界开展针对性的研讨。学界和业界之间的交流一直存在，但早在2015年，知名媒体人石扉客就提出，学界对业界的声援越来越少了。结合现在的局面看，您认为理论研究与媒体实践渐行渐远了吗？

　　窦锋昌：学界跟业界的沟通不能笼统地说是渐行渐远了，我觉得是学者群产生了分化，有一部分学者与媒体业界走得比较远，特别是做理论研究的，侧重于抽象理论研究的、新闻史研究的学者。因为研究对象的问题，他们与媒体的互动是比较少的。还有一些学者，做新闻业务、新闻实务、新闻理论、媒介经营管理等方面研究的，他们跟业界的互动是不会减少的。

　　我们一定要注意，现在媒体的范围扩大了，老师们做研究不一定只是紧盯着传统媒体，不一定只和传统媒体打交道，研究者也会研究政务自媒体、企业自媒体等其他类型的媒体。媒体的范围要重新界定，媒体不只有专业化的、结构化的、做严肃新闻的媒体，还应该包括很多其他类型的媒体。高校的硕士生、博士生、老师都会到这些媒体中去做调研，这也是一种接触和交流的方式。如果说以传统媒体为标准，那交流或许是少了。但如果扩大到各种类型的新媒体，我觉得交流未必是少了，很可能比原来还要多。

　　学界的支持一直存在，业界的转型问题要在实践中解决

　　《青年记者》：如您所说，现在媒体的范围发生了变化。由于一些互联网公司在技术方面走在前列，一些新的传播现象不断涌现，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高校针对这方面的研究和课题越来越多。而传统媒体由于融合转型发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研究方面得到的支持似乎也少了许多。对于学界的理论支持，身处转型中的传统媒体也是很期待的。

　　窦锋昌：还是有不少课题在研究传统媒体的转型，现在所讲的“媒体融合发展”指的就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学界的很多课题在关注媒体融合发展，实际上都是在关注传统媒体的转型发展。在庞大的舆论场中，传统媒体曾是唯一的类型，现在是众多媒体类型之一。有了更多的新型媒体，学者和政府部门关注的范围都要扩大，要跟上实践的发展，甚至要做一些超前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原来的传统媒体了。

　　2015年1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指出：“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所以，课题的分布、理论支持也应该跟着人走，而不是说还要回到之前的那个时代。

　　我觉得这也是学界与业界的一个不同点。教学科研是一定要跟上时代步伐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走在传统媒体的前边。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也是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青年记者》：据您了解，高校老师针对传统媒体的课题和调研，形成成果后，有没有对调研的媒体进行反馈？媒体有没有针对相关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调整？

　　窦锋昌：研究成果形成后，一般没有直接的反馈，或者说没有反哺实践。因为学者看问题的角度和媒体领导者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去媒体调研，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不是写实践性的调研报告，我们最终是要形成学术论文。形成学术论文的过程，是从点到面、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更多的是提炼一些理论性的、抽象性的内容。这些内容并不具有直接的实践价值，更多的是一些知识性的内容、具有普遍性的内容。

　　我们调研的时间很短暂，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难以全部掌握，但我们的长处是调研的媒体比较多，能从不同的媒体中概括出一些共性的问题，所以说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直接反哺实践。学术论文与具体的实践还是要拉开一定的距离，一般不要有过强的时效性。

　　现在很多传统媒体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理论层面的问题，更多的是实践层面的问题，是战术层面的问题，战术层面的问题和媒体的领导、组织架构、当地的媒体环境等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要靠一线的媒体从业人员去解决。

　　《青年记者》：如果业界要获取一定的学界的理论支持的话，应该主动地去学习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章，从中寻找一些发展思路。

　　窦锋昌：是的，业界的负责人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到适合的发展方向。但我认为，中国绝大部分的媒体负责人可能还没有养成看学界论文的习惯，当然，一些偏理论的论文看后，也未必能和业界的实践进行勾连。不过，也有一些论文比较容易跟业界的实践联系起来，业界如果想加强这方面的学习的话，可以看一些与业界联系紧密的专业期刊，或者一些公众号文章，学术性没有那么强，却是一种经验的总结，这些文章对于指导业界实践更具有针对性。

　　《青年记者》：在您看来，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是否可能如法学业界与学界一样互通有无，打造行业共同体？

　　窦锋昌：我所在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研究委员会就是一个类似的行业共同体，委员会与其他的研究会定位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每年开年会，都要评选应用新闻传播十大创新案例，已经连续评了三届了。每年评出十个创新型的媒体，邀请他们分享经验，然后请学者去参与讨论。我们从去年开始评年度十佳论文，这些论文大部分还是在关注现实问题，从现实问题中寻找理论问题，两者结合得比较好。

　　我们这种会议的组织形式，就是业界与学界共同研究、共同对话的形式。我们的委员会是非常看重与业界的联系的，也会一直这样走下去。

　　《青年记者》：感谢窦老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