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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界业界应有基于相互需要的知识融合

2020-11-25 14:47:44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11月上   作者:曹林 毛清亮

摘要:——访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韩立新

  新闻业界与新闻学界是怎样的关系?如何共建知识融合平台,联合打造科研共同体和职业共同体?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中国青年报社编委曹林和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毛清亮对话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韩立新,就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问:作为新闻学界中人,您平常跟新闻业界有交往和交集吗(或者您所在的院系跟业界有什么交往,您的朋友圈里记者多吗)?在您眼中,新闻业界是怎样一个形象(或者说,业界是一个“界”吗)?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新闻业界中人,觉得您的研究受到过其实践的影响?新闻学研究面临诸多困惑,您在日常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产生过对新闻业界的专业需要,比如某些研究困惑和专业问题特别想向业界交流和了解?

  答:作为一位在教育领域耕耘多年的新闻学人,在全国学术会议上,我经常有机会见到传统媒体记者和新媒体从业者,我自己也有一段主流媒体的工作经历,交流时似心有灵犀。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记者还是比较多的,也经常向他们学习。我也参加过中国新闻奖等各类奖项的评审等多项工作。在这样的交往中,形成了一些印象,感觉新闻业界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主流媒体做新闻时的规范和守旧,既坚持专业规范,又很少见到报道形态方面的创新;二是新媒体领域的工作者,对新技术的使用和在产品形态上大胆突破。两相比较,颇引人深思。

  有两位记者对我影响颇大:一位是范敬宜,一位是艾丰。范敬宜先生是政治家办报,他常能洞悉社会变化的新动向,在报道中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把社会变化的信号反映到媒体上,这常常促使我反思新闻业务的教学和研究,常思常新。艾丰先生是专家办报,有本专著名为《艾丰评传》,我放在案头,常常从中吸取培养高水平新闻传播人才的灵气。艾丰对新闻报道对象的分析和研究非常深入,不是停留在新闻事实的表层,常常能深入报道对象所属领域的知识层面进行探索,并转化为新闻报道的内容。他探索的深度,常常达到专家的水平,这一点对当前推进卓越新闻人才2.0培养方案有启思。范敬宜和艾丰都是智慧型记者,是新闻人才培养应该追求的目标,对新闻学知识体系有很强的研究意义。现在学界提出的智慧新闻学、建构传播等概念,描述的就是新闻报道和传播过程的知识属性。我在新闻教学中,一直在努力追求这样的目标,就是要从表层的新闻事实的传递,深入深层的专业知识层面去探索,从而赋予新闻报道以智慧,我自己称这种探索为“新闻+知识”。

  对于研究困惑,我有一个比方,就像孙悟空给唐僧画的那个圈一样,其实就是个魔咒,固步自封、自缚,自己困惑了自己。这个圈就是为了学科边界,人为地把新闻学的研究与相关学科领域割裂开来。我曾和我的研究生庞晨一起,做了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评论的研究,发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评论新闻现象的时候,总是使用多个领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帮助他们很好地阐释、解释,洞察了评论对象或者报道对象的规律性,赋予作品以启迪人、指引人的智慧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实践对于我们走出今天新闻学研究面临的诸多困惑有指引性。

  基于此,我提出了一个概念:知识融合。新闻实践中存在的简单地记录事实,而对它所包含的多个领域学科的知识没有做很好的融合和整合的现象,现在到给予足够重视的时候了。我认为,今天的媒体融合在本质上就是知识融合。如果知识融合做不好,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困惑可能就会长期存在。有时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社会分工领域,既疏离学术研究,又几十年没有产品形态创新开发,你说是哪一个?研究和产品开发应该成为传媒业发展的知识建设机制,然而,在传统媒体经济衰退如斯的今天,嘲笑学术研究无用的观点竟然在业界仍有市场,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问:很多人觉得,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面向实践、服务实践的学科,所以研究应该尽可能贴近实践,了解实务界最新动向和困惑,从而为现实服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新闻学应该“脱离”实践,摆脱“为实务界服务”“理论联系实际”的功利目的,有自己独立的关注视野,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人类命题中寻求新闻学的意义,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答: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有技术这一中间环节,权且称之为“技术驿站”吧,技术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从事基础研究的学术机构是技术开发的知识源泉,技术开发和服务完成理论与实践的连接。现在,我们的学界和业界缺少这一中间桥梁,有的新闻媒体单位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本可以担负起这一重任,然而,要么没有受到重视,要么没有明确职责和使命,不少这样的重要机构成了退休或将要退休的老记者停留之地,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闻传播学界近些年有很多理论研究成果,如果肯拿出些工夫看一看,对业界的实践创新是大有指引的。传统媒体真正建设技术和产品开发机构既是媒体融合的要求,也是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要求。那些市场化的新媒体公司已经这样做了。要睁大眼睛关注传媒业的新动向,万不可把自己的行规当成科学。

  问:经常有人批评新闻无学,学新闻是浪费,甚至一些媒体招聘记者时公开提出“不要新闻科班生,要其他学科的学生”,作为研究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今通过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资源审视新闻学的问题,研究的领域与深度已经大大拓展了,是否不能再称“新闻无学”了?

  答:2011年前后,我也关注到了这样一些问题和现象,很多媒体招聘记者,不要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而倾向于其他专业的学生。这其中反映着新闻学改革的重要动向。我当时提出了专业细分的应对策略,还撰写了论文《建设与“新闻报道领域”相一致的新闻学课程体系》的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著的论文集《新闻教学与学术研究》收录。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本科教育开始遭受质疑, 媒体对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需求正被其他专业稀释, “外部被其他专业稀释”是“内部课程结构”的问题,呼吁建设“与新闻报道领域”相一致的新闻学课程体系。

  在网络和新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重新理解新闻的含义,可以观察到新闻正在被新媒体重新定义。在新媒体平台上,不同的传受主体所言说的新闻,多与其自身当下的实践相一致。行动与新闻通过新媒体这种介质,也在出现融合,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资源,为网站、社交媒体和各种信息分析公司所开发利用。这种情况,进一步模糊了新闻学科的边界,助长了“新闻无学”的认识。

  我认为,不要纠结于“新闻无学”的表面之争,而是要在科学研究和新闻资源开发,如新闻数据的开发和利用等方面着力,从实践前沿出发去探索,科学的知识体系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反映着科学的严谨性和严肃性。

  问:您所在学院应该邀请过媒体人做过讲座,您怎么评价业界人士在大学做讲座?跟学院派有什么区别?媒体有时也会邀请学者去单位给员工做培训,但据我所知,常有媒体人反映学者的讲授过于学理化,对工作帮助不大,不如优秀同行的讲授能提供更多的帮助。您怎么看待这种双向评价的差异?

  答: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有“连线新闻界”这一沟通学界与业界的平台,每个学期都会邀请记者来校讲座,还有更多的学术讲座。在学习的过程中,师生自然会比较。我了解到的反映主要是这么两点:一是来自业界的讲座更善于业务操作规范,社会现象的新闻转化,师生们受益匪浅,弥补了业务教学的短板。同时,也存在经验的生动性与感性认识的零碎性的情况。二是来自学界的报告,因为表现出更强的知识性,会受到师生更高的关注。知识和经验都是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都有自己不同的作用,知识提供的解释力、分析力与经验支持的操作能力可以更好地结合。

  问: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新闻学界业界的割裂能从“开会”上看出来,各开各的会,互相不搭界,很少有跨界。学者开会是一个圈子,记者开会是一个圈子,“老死不相往来”,讨论话题、关注点、兴趣点基本少有交叉点。您觉得这种区隔正常吗?是哪些原因形成的?

  答:2019年11月,我受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委托,赴美参加美国传播学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我注意到记者也很少。记者和学者的会议,两者研究的问题有很大不同,学术界研究的是理论问题,而记者们研究的是实践问题,理论和实际虽然有联系,但确有明显区别。

  学术界进行知识生产,业界进行内容生产。业界及业界内容生产的对象是学界研究的对象。业界在现实中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是不断地变化的,而知识一旦确立其科学性是不会变化的,新知识并不替代和否定旧知识。从这个意义上看,学界的知识建设,是业界发展和改变的理论来源。业界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推动着知识创新,检验着知识的真伪。学术研究与行业发展的统一,应该向自然科学学习。20世纪,世界工业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的历史故事,证明这种统一是多么有力量。

  业界应该有所反思,不应把行规和工作经验作为科学知识来看待,并以此出发轻视知识。学界要重视实践提出的问题,不能解释和解决实践问题的知识,怎么会受到尊重呢?

  问:前调查记者石扉客曾在一次新闻学界业界交流的会议上批评学界“没有在媒体和记者们受到权力的压力的关键时刻给予声援,而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媒体报道操作层面的挑剔”,批评学界“乐于规训媒体,怯于批判公权”,您认同这种批评吗?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答:关于调查记者遭遇不公的种种报道让人动容、感慨,解决这一问题更多需要政策和法律的力量。学术界主要进行知识研究,对于违背知识规律的现象和行为有批判之责,是知识批判机构,而不是社会批评机构。至于新闻学界对媒体报道操作层面一些问题的知识批评,如有利于业务发展,也应该认真接受。

  知识就是力量,新闻学界、业界应该从知识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充分发挥知识和事实的力量,致力于对一些不良现象的批判,为创造美好生活努力。马克思在这方面给予我们很多启发和思考,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有解决问题的立场,又有解决问题的智慧。

  问:基于新闻专业精神和媒体操作层面,学界和业界有诸多理解上的争议,比如对于信息源的透明,学界觉得应该充分地透明,而业界操作时常常会使用匿名源,或为保护信源,或为保护隐私。还有,学界觉得报道应该平衡,采访到多方,而现实中官方多会回避媒体采访,使报道面临“信源单一”的指责,您觉得形成学界业界思维差异的原因有哪些?

  答:第一,学界和业界有一些共识,比如“深喉”之说,如果公开提供信源的主体身份,其可能会受到某种威胁,学界也是主张予以匿名保护的。第二,信源的保护属于法律问题,国家有相应的法律条款和规定,依法行事,这既会保护自己,也会保护信源提供信任的主体。第三,大数据和诸多信息采集工具的出现,促进了信源的开发。新媒体公司对大数据的开发和利用,进一步暴露了新闻报道产品的短板。多信源所形成的解释力变得日益重要,主流媒体对信源的开发还远远不够,策略的单一性和认识的局限性都需要突破。

  我不认同官方回避媒体采访之说,主流媒体中来自官方的消息源占据了新闻内容的主要部分,怎么能说回避采访呢?善于对已有信息、公开的信息进行分析,是同样重要的能力,不能只依赖规则的力量,也要重视方法和知识的力量。

  问:当下新闻学界与业界形成密切联系的地方主要是新闻教育领域,案例、实习、讲座,等等。您觉得,除了新闻教育,学界业界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联系?

  答:人才培养是学界和业界的纽带,是双方本质的联系,现在这一联系并不紧密,这个纽带还没有把双方牵在一起。这其中有人事制度上的困扰,比如学界培养某一方面专业特长人才,但党报党台等是事业单位,要通过考试入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专业特长生考不过那些按考试要求学习的考生。这样的人才选拔办法,维护了公平原则,但效率低下。许多老师反映,本想指导学生成为专业性更强的某一方面的人才,但选拔办法要求的是全面性的人才,至少客观上是这种效果。这种情况,对专业特长人才培养很不利。

  还有产品开发。双方可通过建立开发机构和开发平台,共同发展。翻看新闻业界的产品,无论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产品的形式形态几乎很多年改进、创新不多,这在其他生产领域是很难理解的。

  新闻传播学科是一个融合学科,新闻学界、业界可以共建知识融合平台。

  问:曾有新闻学者在一次会议上反思:“我们当代的新闻学界已经多年没有为业界创造出新的传播方式和新闻写作体裁,因此没有能够起到对新闻业的引领作用。”这段话引发过学界的讨论,有人觉得新闻学界的存在不是为业界提供什么传播方式和写作体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觉得学界应该为业界生产知识吗?学界在生产怎样一种知识?学界研究的意义何在?

  答:学界的研究追求的是科学性,也就是通过一定的研究方法得出对新闻传播现象规律性的认识。运用这些知识来开发新的传播方式、新的写作体裁、新的新闻载体等,应该是业界所为。新闻业界应该壮大自己的研发力量,设立研发机构才能有所作为,比如英国的《卫报》开发的数据新闻,而我们开发了什么呢?

  曾有一个信息技术公司的工程师向我要了几本传播学的著作,他们也在研究传播学的理论,用于产品开发和实际应用。在新闻传播理论的指引下,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系列新闻传播产品应用和研发,在如今的全媒体和智媒时代,这些做法和行为弥足珍贵。

  学界的理论研究,不仅服务于我们的主流媒体,也服务于所有关注传播问题的部门,包括政府的组织传播和公共传播,还有技术公司的产品开发等,这也是新闻学界研究的意义所在。

  问:传统媒体风光不再,不少传统业界精英选择离开媒体。有调查显示,多数跳槽的媒体人选择去了公司,或者做创业,转型去新闻学界的不多,您认为业界精英很少转型去学界的原因有哪些?

  答:跳槽有诸多原因,传统媒体应该反思,其创造的事业前景如何?

  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新的事业目标和较高的薪资待遇是传统媒体精英跳槽的重要原因。

  其实,学界有一些业界精英跳槽而来,学者们称之为“上岸”。大家为此忧虑,认为这是逃离衰退的现象。之所以大家有业界精英少去学界的判断,我认为有两种原因:一是学界对学历和职称要求很高,很多高校要求必须有博士学位,副高或正高职称;二是必须有科研成果,很多达不到这样的要求,这与新闻报道的实践能力实际上有本质区别,传媒精英不一定有良好的研究能力。

  问:实践与理论密不可分,新闻作为一种实务工作更是如此,一个成熟的专业需要学术的沉淀,需要理论资源的积累,您觉得新闻学界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可以在哪些方面对新闻工作做出贡献?

  答:新闻工作作为一种业态,随着社会和技术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我认为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可以做出一些贡献:

  一是提供知识。通过对社会发展变化、新闻媒体工作的洞察和研究,提供更适应时代要求、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知识。这些知识只有为记者所学习掌握,才能落实到新闻工作之中,并为新闻工作真正做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新闻业界和学界共同交流的学术平台。

  二是新闻学术研究重要成果的转化。每一次新技术的进步,都会引起新闻传播一系列重要变化,诸如新闻表现形态、传播方式、内容制作等,把技术创新变化与新闻的生产相结合进行深入研究和重要成果呈现,对我们正在从事的新闻工作应该能做出重要的贡献。

  三是承担并推进部分具体工作。适应需要,建设一个学界业界共同交流的平台,并非泛泛地讲一些知识和理论,而是设立一些具体议题,双方共同研究,比如在产品开发、媒体形态创新等方面都可以做一些非常具体的工作。

  考察中国主流媒体近些年来的建设情况,他们很少向学界提出研究课题,即便有,多数是一些老问题。提不出真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且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问:不少人认为新闻学界与业界存在诸多隔膜,缺少交流,缺乏关联,缺乏精神认同和专业共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新闻业界学界除了在专业上共享“新闻”这个符号外,有没有一些共同的追求?

  答:任何一个业态,任何一项工作,它的发展变化,都需要知识的支持和支撑。而当下的中国新闻业界在知识支撑这点上做得还远远不够,新闻学界业界亟待携手共同进行知识建设,做些真正有意义和了不起的事情。我国的新闻业界要有更好的发展,应该有更多懂新闻理论、知传播技术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引领业界更好地向前发展。

  当前,网络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5G、AI、AR、VR、MR及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传播技术正在新闻传播领域引领着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媒体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智能化发展特征凸显,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已勃然怒放,新传播技术知识正在成为这个领域的云霓。这方面的知识建设迫在眉睫,建设多学科融合平台,不仅是学界的事儿,也是业界需要跨越的台阶。

  如何在新传播技术引发这场革命性的变革中,发展新闻学的专业性和大众媒体的职业性,是双方面临的共同课题。

  问:法律界常把律师、检察官、法官、法学家看成一个职业共同体,医学界也把医生、护士和医学研究者看成一个职业共同体,您觉得新闻学界和业界是一个共同体吗?为什么?

  答:法学、医学理论与实际工作之间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其实际工作对理论知识的运用非常强,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必然要求。

  新闻传播领域的学界与业界则有不同的情况,当前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与新闻传播工作的匹配度不强,业界更倾向于采用社会经验知识和职业规范知识解决问题,职业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主导。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两张皮”现象总是出现,新闻学界有自己的规则、体系,有自身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研究议题和表述呈现方式等,而新闻业界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观念、行为规范、报道选题和关注的触点等,双方虽有交流,但内在的共同体意识和联系并不紧密,这既有学界学术研究方面的原因,也有业界偏重依赖经验运作工作的原因。

  从现在的情况看,新闻人才培养是新闻学界与业界的主要连接点,也许正是新闻人才培养这个“纽带”将新闻记者与新闻学者联系了起来,使学界业界之间有了专业共同体想象的空间。从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即使在人才培养方面,学界和业界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认知差异,业界认为“新闻传播理论严重脱离实践”“新闻实务教师缺乏实践经验”“新闻传播研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等等。学界则认为,“业界试图把大学变成职业培训机构”“大学教育需要面向未来”“人才培养需要宽口径”“大学是学生的教育阶段,不可能完全从社会运作层面培养人才,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大学教育是知识训练,不是社会习惯训练”等等。双方之间的这些分歧,反映出新闻学教育的特点,它既需要知识资源,也需要社会资源,也反映出这个领域知识的科学性建设的难题。这不像医学,患者有哪种病症,感染了什么病毒,用什么药可以医治,这是观察的。新闻工作有较多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多领域知识的应用,其间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是新闻学研究难以用现有的知识范式解决的。也许,这种分歧反映了新闻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要求。

  问:您理想中新闻学界与业界的关系是什么样子?能否表达一下自己作为一个新闻研究者对新闻学界业界的期待?

  答: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并不能简单地说来源于某一个具体单位的实践,它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实践要求。按此逻辑,从整体上而言,我认为新闻业界是新闻学界之根,根深才能叶茂,它们具有紧密的联系。两者之间应是知识探索与知识建设的关系,在知识建设上,双方的共建关系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学界和业界应该建立起知识建设和知识服务的关系。

  我渴望新闻业界能不断地向学术界提出一些要解决的问题,也希望学界能够对于业界提出的问题进行知识阐释和知识探索,为业界做好知识服务,推动我国新闻学的发展与创新。

  在知识发展的历史上,学界与业界共同来研发和开发产品与应用,是一个经典的做法,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理论能转化为业界的应用。从社会分工发展史来看,学界与业界的专业共同体建设,是相关分工领域向更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方式。从这一认识出发,我认为业界需要尊重学界的研究,多去看看那些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的成果,再下定论。那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有许多能够指引实践的知识和智慧。媒体融合的进程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曹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青年报社编委、高级编辑;毛清亮: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11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