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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杂文到时评:评论30年的变与不变

2020-12-08 17:00:13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12月上   作者:曹林

摘要:——访著名评论家、北京青年报评论部主任潘洪其

  新媒体传播格局冲击和辗轧着传统文体,从杂文到时评,老报人面对新传播,是怎么因应变化的?本期“茶座”,中国青年报编委、高级编辑曹林走访了有着近30年评论从业经验的北京青年报评论部主任、高级编辑潘洪其,聊聊这30年评论的变与不变。

  曹林: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好像已经灭绝了,从杂文家和杂文版的消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作为较早一批成名的杂文家,您怎么看待杂文的衰落?您有没有经历过一个从杂文家到时评家的写作心理转换过程?跟您同时写作的,还有多少在坚持?

  潘洪其:杂文作为一种文体现在还继续存在,并未灭绝。鲁迅文学奖评奖,有时杂文家还能获奖。有的报刊仍然还有杂文版或栏目(如《北京日报》的《北京杂文》专版一直在正常出版),各地杂文学会和全国杂文组织联谊会也还在定期搞年会、研讨会、笔会等活动。当然,专业杂文报刊、报刊杂文版或栏目大幅缩减,杂文作者、研究者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也是客观的事实。

  所以,我不同意“杂文衰落”的说法,如果有人一定要这样说,也无所谓。十几年前人们讨论杂文和时评两种文体的区别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杂文是文学,是精英文体,本质在于批判;时评是新闻,是大众文体,本质在于建设。从这个角度看,大约在2003年前后,时评文体开始繁盛,杂文文体开始“衰落”,也就不难理解了。而最近几年,一些报刊的时评版、时评栏目也逐渐缩减或消失,这是不是也可称为“时评衰落”呢?是不是和当年的“杂文衰落”有很多相似之处呢?

  我自己的确经历了一个从杂文写作向时评写作转换的过程。有时就同一个题目,可以先写一篇杂文,再写一篇时评,有时甚至把同一篇文章,按杂文和时评的不同要求做少许调整,分别投给报刊按杂文和时评发表。

  当年和我一同写杂文的,现在还在坚持的不多了,全国数得过来的估计不超过30人了。

  曹林:您能否介绍一下当年跟明星大战的那些历史,今天为什么没有当年的那种“狠劲”了,感觉评论“怂”了很多。是年纪大了变平和了,还是其他原因?

  潘洪其:好汉不提当年勇吧。当年和我“大战”或被我“大战”过的明星,很多已经淡出江湖,有的甚至已不在人世,所以详情或简史都不必再提起啦。若有读者对此感兴趣,可以看看2004年台海出版社出版的拙著《指名道姓——潘多拉酷评公众人物》。

  那时年轻气盛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确是快意恩仇酣畅淋漓。随着年纪变大,心态自然要平和很多,加之杂文已“衰落”甚至时评也开始“衰落”,当年那样的“酷评”文字就更难得了。

  曹林:洪其兄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怎么看待李雪琴的“丧”?有网友觉得她丢你们北大的人,您认同吗?北大的身份对您的评论写作有多大影响?

  潘洪其:对李雪琴没有特别关注,只看过她的少数几个脱口秀节目。她的个性和风格很鲜明,受到不少人的追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亚文化现象,值得关注、尊重和研究。

  我当年的大学同学,现在主要在教育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企业和媒体等几个领域工作。北大历史系学习的经历,对我的评论写作最大的影响是:让我懂得并坚持用事实说话,掌握三分事实才说一分话;用考证功夫把事实搞清楚,对事实不清楚的新闻宁愿不评;对事实要有态度,要有是非判断,尊重事实、尊重历史不意味着不表态、和稀泥。

  曹林:您应该也关注过咪蒙等新媒体的评论,在流量上甩传统媒体评论员几条街,您羡慕那种流量吗?您觉得那种自媒体式写作风格有没有影响到您?有一句话是“当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跑遍世界”,传统评论在新媒体冲击下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当传统评论员还在编辑部里讨论理性、平衡、客观、真相时,新媒体上各种立场鲜明的观点早已爆炸了,各种大号、大V、大嘴、大炮、营销号早就抢好了站位,收割了一波流量,这种情况下传统评论的存在价值是什么?理性、中立和客观的意义是什么?

  潘洪其:我也关注过某些新媒体的评论,对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赚流量而无底线、无原则、无节操、无所不用其极不敢苟同,当然也就从未想过要效仿或赶超,所以也就不存在羡慕不羡慕的问题。作为一个坚持传统媒体评论写作,几乎没有涉足自媒体的写作者,我几乎没有受到自媒体写作的任何影响。

  当下自媒体写作浊流泛滥,流量成为“万恶之源”(有点儿像当年小崔所说的“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传统媒体评论存在的价值,就是坚守、坚守、再坚守——坚守传统媒体长期以来积累的专业性、权威性、公信力和理性尊严。

  曹林:确实如此。比如引起舆论讨论的中北大学学生作弊被抓后跳楼坠亡事件,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评论就呈现出鲜明的任性特征:同情抓作弊的老师,建议对相关老师进行心理疏导,指责学生心理太脆弱,支持学校坚持原则,认为家属没有任何理由向学校提什么诉求。这些“鲜明地站在一方”的声音会得到高赞,就像游客违规进入动物园被老虎咬死后在网上被骂“死得活该”。这些评论因其“片面、朴素的正义感”而有着极高的流量和点赞。

  而信奉理性、客观、冷静、全面、平衡、人道的传统评论是不敢、不能也不会这么写的。越是在这种流量冲击下,传统主流媒体越需要保持专业精神和价值定力,发掘主流媒体不可替代的优势,捍卫评论作为一种公共表达的公共性。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当下很少有传统媒体评论员像过去那样成为意见领袖,社交媒体大V逐渐取代过去媒体精英的意见领袖地位。主流媒体评论员成为意见领袖,是传统媒体时代评论作为媒体旗帜的一个自然结果,能数出一堆名字:经济日报成就了詹国枢,中国青年报成就了米博华、陈小川,人民日报成就了范敬宜、马立诚、卢新宁、杨健,经济观察报成就了许知远,南方周末成就了鄢烈山、郭光东,北京青年报成就了张天蔚、蔡方华和您,财经成就了胡舒立,环球时报成就了胡锡进,这些人都在传统平台通过评论而成为当时舆论场的风云人物和意见领袖,平台与评论员互相成就。

  而当下传统平台评论员的影响力似乎很少能出媒体圈,人们提起意见领袖,更多想起的都是一些社交媒体大V,在公共事件舆论场中活跃的,形成固定的受众群体,有一定的市场号召力和变现力的,也多是这些大V。就像传统媒体遇到了“与受众失去连接”这个内容转型困境一样,传统评论员也遇到了出圈困境。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潘洪其:这个现象的确很是引人注目,而且值得深入研究。我对此没有特别的思考,只能谈一点儿粗浅的感觉。以前主流媒体评论员成为意见领袖,主要是因为主流媒体在舆论场占据主导地位,而评论员在主流媒体中具有“发声”的优势。现在的变化是,传统主流媒体在舆论场的主导地位即便还没有被取代,但的确失去了以前的“一元中心”地位,同时评论员在传统主流媒体中的“发声”优势也有所弱化。所以总体来看,传统主流媒体评论员现在很难成为舆论领袖或意见领袖了。

  现在的意见领袖更多是一些社交媒体大V,在公共事件舆论场中十分活跃,有固定的受众、粉丝,包括“死忠粉”。而自媒体、社交媒体完全按市场逻辑操作运行,影响力、吸粉能力自然很容易转化为市场号召力、带货能力和变现力,于是这些社交媒体大V们轻松惬意日进斗金赚得盆满钵满。市场逻辑的本质就是“收割”,大V们把影响力、号召力变现为金山银山,主要就是“收割”受众、粉丝的打赏、购货,或者说得难听点,就是收受众、粉丝的“智商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仅从市场逻辑看,倒也合情合理。

  社交媒体大V取代传统媒体精英(评论员)成为意见领袖,有的社交媒体大V本身由传统媒体精英(评论员)转型而来,最典型的是连岳;有的正在由传统媒体精英(评论员)向社交媒体大V转型之中,或者说兼具传统媒体精英(评论员)和社交媒体大V两种身份,最典型的是胡锡进。这两位所代表的传统媒体精英(评论员)转型路径,颇值得关注和研究。

  曹林:我在评论圈还注意到另一个现象,就是传统评论精英的流失。传统媒体评论部向来是一家媒体的人才高地,最有思想水平的人写评论、流向评论部并进入领导层,向来是媒体的不成文传统。新闻学院的专业尖子生以成为调查记者和评论员为目标,也是学院的就业传统和成名想象。但当下似乎存在双重的流失,一方面是新鲜血液的匮乏,一方面是传统精英的流失,形成优秀评论员的断代,青黄不接。企业从传统媒体挖人才,主要从两个精英岗位挖,一是调查记者,二是评论员。调查记者和评论员去知名企业当公关,成为这几年引人注目的现象。

  不像新闻需要团队协作,评论往往是个人创作的产物,需要依赖媒体精英个人的思想和努力。记者越年轻越有闯劲,评论员越老越吃香,老评论员往往也是一家媒体观点的定海神针,但随着评论精英的流失,“老评论员”越来越少,传统媒体评论人才断代现象越来越严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潘洪其:传统媒体评论员新鲜血液匮乏,优秀评论员大量流失,说明这个岗位对优秀媒体人才的吸引力不够了,也说明这个岗位在传统媒体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怎么办?

  这有点儿像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如何提高教师待遇”的问题。如何提高教师的待遇,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简单,复杂的因素就不说了,说它简单,是因为教师天经地义就是国家公职人员,是公职人员就应该由国家财政加大投入,为教师提供不低于并应高于公务员的收入待遇保障。教师的收入待遇提高了,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才能提高,才能吸引优秀人才从教乐教,才能真正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在看待“传统评论精英的流失”问题上,也不妨像这样“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或许更能看清问题的关键所在。近年来,随着媒体融合改革全面深入推进,传统媒体格局经过优化整合,传统主流媒体作为党和国家的新闻舆论专业机构的定位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出来。这个定位决定了,传统主流媒体不能按市场逻辑和市场机制进行运营,而应当像公立中小学、高校和研究机构那样,按照行政事业单位或公共机构的属性,由国家和地方财政予以充分保障。解决了这个问题,传统主流媒体不用担心经营收入下降带来的生存问题,才有条件重新重视评论部建设和评论员培养,通过在媒体内部对评论部予以政策倾斜,让评论员享有得体的收入待遇和较大的职业上升空间,评论员才能像教师那样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才能在传统媒体中成为吸引优秀人才、成就评论精英的重要岗位。

  曹林:评论观点变现之下,据说一些自媒体大V甚至玩起了这样的操作,开多个号迎合不同群体的观点需求,用对立的观点“喂养”不同人群。比如同一件事,一个号发极端支持的观点,另一个号发极端反对的观点,收割两种流量。同一个人,一个号作横眉怒对的愤青状,一个号作热泪盈眶的爱国状,通吃两边打赏,您觉得这种行为有没有违反评论伦理?

  潘洪其:在自媒体写作浊流泛滥、流量成为“万恶之源”的当下,这种以收割流量、收“智商税”为唯一目的的操作,就是典型的无底线、无原则、无节操、无所不用其极的自媒体“四无模式”。在这些唯利是图的大V、大拿眼里,根本就没有“评论伦理”一说。

  说到这个问题,突然想起陈寅恪先生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纵览史承,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5页)陈寅恪先生的这段话,或许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现象。

  曹林:这几年国内外新闻学界对于建设性新闻谈得比较多,比如这方面的权威学者凯伦?麦金泰尔认为建设性新闻必须运用“积极心理学”策略,并将建设性新闻确定了四个分支:对策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新闻的良知》中有两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1.所有报纸都信奉烧掉一座大桥的新闻比建设一座大桥的新闻重要。2.在某次市政厅会议上,一个大声辱骂的人比一个安静提出重要问题的人更有机会上电视。对于新闻评论,也有人提出要做正能量的建设性评论,您觉得这种正能量、建设性会不会伤害评论作为投枪匕首的文体品质?

  潘洪其:《新闻的良知》中说的那两种现象,和“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差不多是一个意思,从新闻操作的角度看有一定道理,但从新闻评论的角度,我们似乎更应该关注和研究“建设一座大桥”面临的困难和约束,更应该倾听市政厅会议上有人安静地提出的问题。在当下众声喧哗纷繁嘈杂的舆论环境中,尤其要警惕那种“烧掉一座大桥”的忽悠蛊惑和大声辱骂别人的极端表达。

  我理解,投枪匕首是杂文的文体品质,摆事实、讲道理、专业分析、理性态度是评论的文体品质。所以,正能量、建设性不但不会伤害新闻评论的文体品质,而只会有利于彰显、强化新闻评论的文体品质。

  曹林:您觉得评论写作有理论吗?很多人认为新闻无学、评论无学,评论写作不是课堂教出来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潘洪其:新闻评论写作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十分深厚的理论基础。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一般都设有新闻评论专业课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马少华老师在此领域深耕二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新闻评论教学经验和成果,堪称“新闻评论写作教父”。

  曹林:是啊,少华明年就退休了,向少华致敬!少华在中国青年报,写了很多推动社会进步的评论,成就了一种冷静而专业的评论风格;在新闻评论教育界,树立了一个将业界经验用文史哲知识萃取为“评论学问”的范式,引领了评论教育,我也从少华的教学博客中汲取了很多知识营养,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前段时间记者节,有一篇挺火的文章,谈论中老年记者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下半场。作为一个资深评论员、中老年评论员,在传统媒体式微的形势下,您有没有想过规划和转型的问题?

  潘洪其: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五十而知天命”,不必想得太多,随缘吧。

  曹林:其实,在如今“转型”成为新闻界主流话语的语境下,一个媒体人不用想规划和转型的问题,可能是需要资本的。当你有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坚持写了30年,有了厚重的职业资本,可以继续凭这种写作赢得读者,就不需要焦虑,不需要去顺应那些所谓的“新技术”“新平台”“新表达”了。我写过一篇文章,谈新媒体要向传统转型,传统评论人,传统媒体人,有了内容资本,才会有这种自信。谢谢老潘!○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12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