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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常的人生需要新闻给予的快乐

2021-02-07 09:42:08

来源:青年记者2021年2月上   作者:刘万永

摘要:人生总会有顺流、逆流,是什么支撑着她20多年初心不改?新闻是青春的职业,她如何让自己的“花期”持续了20多年?

  王和岩,财新传媒主笔,业界人称“三姐”,部分原因是岁月让她到了“大姐”的年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同行对她的业务、人品的认可和尊敬。在“调查记者”日渐稀缺以至可以成为招牌的今天,她始终保持着一贯的低调,从未以此自矜,但她的新闻作品,如商务部腐败案系列报道、谷俊山系列报道、武长顺系列报道、新疆伊犁周远冤案系列报道、内蒙古司法鉴定窝案报道,每一篇都体现着记者的价值,也为后来人树起一个个业务标杆。

  人生总会有顺流、逆流,是什么支撑着她20多年初心不改?新闻是青春的职业,她如何让自己的“花期”持续了20多年?每一篇独家报道的背后,又有怎样的坚持和付出?剖析自己的作品,她自认有哪些优点和不足?本期“茶座”,前媒体人刘万永对话王和岩,探寻这位调查记者的热爱、困惑和希望。

  做调查记者契合我对这个职业的热爱

  刘万永:你在甘肃当了10年公务员,后来怎么当了记者?

  王和岩: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甘肃陇南地委党校。那个年代,党校大多位置偏僻。我报到的第一天,教务处用的布沙发,硬得像铁一样,据说还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硬件条件差是其次,关键在于无所事事。我刚参加工作,对未来还是满怀信心的,迎头撞击的却是无比郁闷的生活。

  1999年5月,我停薪留职到了深圳,在《人在旅途》杂志当记者。历经辗转,2001年5月到《中国商报》,2005年10月到《财经》杂志。2009年,参与创办财新。

  刘万永:为什么要选择记者,而不是创业?

  王和岩:的确,那时很多人去深圳是淘金。但我对淘金没概念,我最爱干的工作就是做记者。

  我对“记者”最早的认知是在高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来到大西北。我所在的中学,有很多来自大城市的教师。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时,学校要表彰这些老教师,要求给每个先进教师写篇小传,我写作文还可以,就被挑上写其中两位老师。

  写小传就要了解人家,要采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像作文要绞尽脑汁去编,而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据。采访的过程让我感觉很快乐,写起来也很顺利。后来跟语文老师汇报,我还得意洋洋地说,我把问题都提前写在本上,再去问他们。老师说,你这样不对。但我这个人比较胆怯,也不好意思问为什么不对。

  后来看电影《十字街头》,赵丹扮演在报馆工作的老赵,他去采访,想不起问题来回翻采访本,很笨拙的样子。那时,可能老师觉得我像那个人一样笨吧。

  刘万永:你觉得你真正的记者生涯是从什么开始的?

  王和岩:《中国商报》吧。虽然在杂志时也采访过,但那时候主要是做编辑,写的稿子基本是随笔。到《中国商报》以后,才有了比较合格的新闻作品。

  有一年,内蒙古金川酒业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说他们的金川啤酒延年益寿,还能治病。我把材料拿回来研究,觉得很多说法没法自圆其说。比如,他们说喝了啤酒的那一组小白鼠,寿命比其他没喝的长。可我觉得从小白鼠到人,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后来我又采访了一些医学专家,他们都很怀疑。有医生说,酒精对人体有害无益,这是公认的结论;还有专家说,如果是在灵长类动物身上试验,取得这样的成果,推到人身上还可信一点,从小白鼠一下类比到人,缺乏足够的科学验证。材料里附有一份实验报告,是上海的一家研究所出具的。我打电话找到那家研究所,对方说报告只是对样本进行了分析,样本来源他们不管。

  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结论。我就写了一篇报道,表示质疑。后来对方找到我,承认报道没问题,但希望不要再报道了。

  刘万永:你去当记者,特别是最初的那些年,会不会有各种不适应,有没有后悔过?

  王和岩:我进入记者这个行业,是因为我很厌倦公务员的工作,我不喜欢那种生活方式:小心翼翼、察言观色;做的都是大量事务性的工作,没有创造性。

  而记者可以对社会发言,可以满足内心最朴素的正义感。记者这个职业捍卫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它有公共关怀,也有启蒙作用。每发表一篇稿子,无论干预现实还是记录历史,或者两者兼备,都让你感到它有价值和意义。这是公务员生活所无法企及的。

  起初我基本做编辑,不是做高强度的突发报道和调查报道,也就没有太多出稿的压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这个行业充满了热情和新鲜感,觉得采访特别让我快乐。在《中国贫困地区》杂志时,要去特别穷的农村采访,因为和自己的生活反差很大,会了解很多不知道的信息,觉得特别兴奋。

  后来,我在《中国商报》专门做调查报道,经常出差。一位副总编曾半开玩笑地说,来报社的人,只要是看着像上访户的,就是来找我的。因为其他同事好像不太愿意做那种成天跟苦主打交道的题,我倒是挺喜欢做。那个时候我频繁出差,乐此不疲。记得一个同事说,感觉你好像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里面了。其实我自己反而浑然不觉。

  刘万永:怎么就一步步走到调查记者了?

  王和岩:我明确知道“调查记者”这个词是2004年。当时我也面临着一些职业困惑,我入行很晚,我的同事都是很年轻的记者,和我同龄的很多都要做编辑了。

  那时候读了展江老师的书,了解到原来在西方国家调查记者是新闻职业里面最受尊敬的,而且不要求吃青春饭,西方很多调查记者白发苍苍依然还在一线做调查,很敬仰他们。我不是一个在写作上有天赋的人。做调查记者,要求一个记者很踏实、很执着、很专注,可能对写作要求不是那么高。我觉得这个比较契合我对职业的热爱,就想去做调查报道。

  要坦率地告诉采访对象:我需要你的帮助

  刘万永:很多记者会焦虑,没选题时焦虑选题,有选题时焦虑怎么做。你焦虑吗?

  王和岩:我不是一个想得特别远的记者,比如说拿到一个选题我不大会先想怎么做,做多久才能完成。我好像不太去想太远的事情,只想眼前怎么找人。

  面对一个选题,要是坐在家里想,可能永远都想不出来。还是要走出家门,到现场去;拿起电话,找知情人。比如我做的《程伟案中案》,就是一点一点跑出来的。

  2006年4月下旬,《财经》杂志刊发了《程伟案中案》,这是我入职《财经》后发的第一篇封面报道。

  天津海事法院做会计的程伟,涉嫌贪污、挪用6000万元公款和执行款。2005年夏天,程伟出逃,引出1949年以来中国司法领域涉案金额最大的腐败案,并连环牵出检察机关反贪官员受贿大案。这篇一万多字的调查报道,起源于一则特别模糊的传闻:《财经》的一名编辑听人说,“天津海事法院出大事了,他们那边有一个会计,把执行款挪用了6000万元,跑了。”这个选题最后派给了我。编辑安慰我说,我们在天津没有任何资源,你去了解一下,不要有太大压力。40多天里,我五下津门,就像拼图一样,一点一点搜集、确认信息,终于摸清了情况。

  最初,我通过朋友了解到确有其事,但有关部门明确说不能做。2006年2月22日,忐忑不安中,我第一次前往天津,辗转找到天津一名法院工作人员,对方一听我想了解海事法院的事,头摇得像拨浪鼓。几经寒暄,对方答应说几句话,好让我回单位交差。了解了大体案情后,寻找涉案者成了我努力的方向。经联系,天津海事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答应见我。说明来意后,他面露难色,一味东拉西扯,跟案情有关的话一句也不说。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仍一无所获,我只好起身告辞。这时,他小心翼翼递来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有两个人名:程伟、刘晓环。“这是涉案的会计和出纳,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个。”

  采访终于有了实质性突破。

  刘万永:记得你采访时伪装了一个身份,但被采访对象识破了。

  王和岩:是的。有一天,听采访对象说程伟好像在天津开发区某小区有栋别墅,被天津高院查封,我决定去那里碰碰运气。我装作买房人,在程伟的别墅前转时,一名男子来开房门,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是替老板来看房,他问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我看着米色的墙随口胡诌:“做涂料的。”这个人自称与程伟认识多年。聊天中,我获得了程伟出逃前后的一些情况。

  过了两天再联系,他推说自己很忙,感觉比较抵触。我试着坚持:“我还是想再和你见面讨论下买房的事。如果下午没时间,晚上也行。”起先,他说没时间,我都不抱希望了。谁知他又说,五点钟给你打电话吧。

  后来我们在酒店咖啡厅见面,寒暄后他突然说:“你是记者吧?”我一下子心虚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他盯着我说,“感觉你不像买房子的,更像是记者。”我决定豁出去了,说:“对不起,我是记者。我为此前所说的假话向你道歉。”

  我解释,约他见面第一是为了工作,第二自己没有做坏事,第三不会伤害他。之所以没有说出真实身份,是怕他有顾虑不肯说。一番说服后,我心一横,说:“我非常希望得到你的帮助,但也尊重你的决定。”那时,真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

  他笑了:“其实,你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我心中就有底了。我知道出这么大的事,不是程伟一个人的问题。”他又介绍了一些程伟涉案的情况,并称共有11人涉案。

  后来,经过不断的找人、采访,终于落实了11名涉案者个人信息及所涉全部案情、事由。

  刘万永:我们常说记者怎么去突破,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有幸运因素的。

  王和岩:对,是有幸运因素。但还是应该尽可能真诚对待别人,比如他问我是不是记者,我告诉他我是。如果你不告诉他是记者,对方会问,你不是记者问这个干嘛?实际上,你告诉对方真实身份以后,对方反而会对你放心。最坏的结局就是拒绝你。如果对方不愿意说,一方面要理解对方,另一方面还是要尽可能说服对方。

  刘万永:我的朋友石扉客说,采访靠的是陌生人的慈悲。也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是最难的,一个是把别人兜里的钱拿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让别人把不愿意说的话说出来。你是怎样让你的采访对象开口说的呢?

  王和岩:首先你要去现场,和采访对象见面,不要试图在电话里说服对方。我不是一个善于当面拒绝别人的人,推己及人,我觉得一个人去当面拒绝另外一个人,心理上多少有一些障碍,不像电话里说可以立马挂了。所以,第一个是我要找到你,第二个就是告诉你我的诚意。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像破案一样,距离案发现场最近,你就最有可能获得关键信息。另外,不要讳言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很多人明明需要帮助,但又不愿意讲。我会直截了当告诉采访对象,我在这边采访,很不顺利,因为我是第一次来,也不认识人,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像这种开诚布公的求助,我是没有心理负担的。有时,也需要让采访对象了解记者这个职业对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与价值,因为朴素的正义感,人皆有之。

  刘万永:做记者,除了你的这种突破,韧性、抗压性也很重要。财新关于谷俊山的报道,应该是你采访时间最长,定稿后等待时间最长的报道了吧?

  王和岩:一般来讲,调查开始并不知道这个事情里面水有多深,料有多丰富。只是凭直觉和简单的判断,选题重大。随着采访的深入,神经会越来越兴奋。材料掌握得越多,就越明白这个题能做出来多少。

  动身去濮阳的时候,我确实比较忐忑,我对部队系统很陌生,去的时候还是有畏难情绪的。编辑说,你先去他老家跑一趟。我当时焦虑到什么程度,刚到河南濮阳,打车去酒店的路上就问司机:你们这好像出过一个将军?他说是不是叫谷俊山。我说对,他有个弟弟叫谷三,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他说,东白仓村。

  我一下子就觉得不像一开始那么茫然了。随着不断了解,材料多了,信心就慢慢足一些。

  在东白仓村,我看见几个村民站着聊天,就过去问了,一听说我打听谷俊山的弟弟谷三,那几个人的神情一愣,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是北京来的记者,为什么强调是北京来的?我想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当地的,他们就有一种信任感。而且那么远跑来,可见对这个事情有多重视。

  他们说:“你有证件吗?”我拿出记者证给他们看。一个村民说:“你跟我来。”我就跟在他后面,在个小胡同里面拐了几个弯,然后拐到他家,另外两个农民后来也过来,给我讲了谷三的一些劣迹。

  刘万永:那个稿子最后刊发也是等了很长时间,中间有没有很焦灼的心态?

  王和岩:也有,一开始舒立说这个稿子先放一下,我原来就想着是一两个月,没想到是一年。其间,我不断打听谷俊山案的调查情况。

  我一开始做调查的时候,这个案子前景并不明朗,虽然他的职务被免了,但人还可以自由活动,会客见人都没什么问题。在漫长等待的几个月里,对谷俊山的调查由最初的军队内部处理,逐渐变成有中央纪委参与,直至转向司法审理。我不断找人打听,有一点消息就赶快给编辑部发邮件,让财新编辑部知道刊发这篇报道的风险在不断降低。等的过程中也在完善内容。比如涉及钓鱼台5号院的部分内容,就是后来不断完善补充的。

  做新闻需要一种执念

  刘万永:做记者这么多年,你觉得你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王和岩:劣势是不善于随机应变。很多记者很机智,别人一质问,立马就能想出一套说辞,把对方糊弄过去。我基本上是实话实说,或者部分实话实说。

  优势可能是我对职业的执念。我特别爱看两种题材的视频,一种是考古发掘,我觉得像做调查,过程充满发现,充满奇迹,充满让你惊奇的东西;还有一个是警匪片,我觉得特别好玩,特别刺激。

  我是一个平庸的人,庸常的人生就是很郁闷,但做记者会带来很多生活的快乐。庸常的人生需要新闻给予的快乐。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我想调查监狱黑幕,还有就是走私、贩卖军火这种隐秘故事。故事越隐秘,阴谋越幽深,对我越有吸引力。

  刘万永:回想我自己的报道,平衡、克制方面可以说没啥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可读性差。你有没有反思,自己的报道在文本上有没有问题?

  王和岩:当然有了。我经常做一些法制报道,涉及大量的法律术语,写得比较硬。那种法言法语,我会尽可能通俗化、简洁化,变成自己的语言。

  但是我跟编辑还是有些不同意见,编辑认为我们做的报道都是高对抗性的,当你对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法律语言进行改写,力图用公众能听懂的语言阐述,可能会面临各种风险。编辑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我还是认为,原文照搬法律文件是比较偷懒的行为。我还是希望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之上,尽可能用简洁通晓的语言去表达。当然,准确是第一位的,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可读性要让位于真实性。

  还有一个问题是喧宾夺主。我们做的很多选题比较重大,细节过多会冲淡主题。在主干清晰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细节,增强可读性,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每家媒体都有自己的受众,你不可能吸引所有读者,只能吸引目标读者。作为一个记者,对文字的追求应该是无止境的,但还是要认清楚自己的局限所在。有时候你只能承认现实,就吸引这一部分读者。

  刘万永:你说的对抗性,一是采访本身,二是报道发表后可能有人找你公关,甚至引起诉讼。你这么多年有没有打过官司?

  王和岩:我也打过官司,在《中国商报》的时候就有过一次。我写的安徽交通厅厅长贪腐的案子,当时安徽交通系统抓了好多人,一个地级市的交通局局长协助调查了,但是我写被纪委给带走了。那个稿子大概是9000字,关于他的表述是11个字,因为这11个字,对方把我们告上法庭,我们败诉了。

  做报道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经验和吸取教训的过程。有的报道,对方确实来找过,但没有找出稿子的问题来,指不出硬伤。但是商报的事情,还是让我明白,稿子除了多方核实,最终呈现与采访之间,也要是一个不断缩小的过程。掌握八分的证据,最多说六分的话。表达除了严谨,也要克制。

  刘万永:我1998年入行,你比我入行晚一年,我辞职两年了,也就是说你到目前为止比我多做一年了,目测会继续超越我的记录。对还在做调查记者的同行,你有什么想说的?

  王和岩:前两天,有一个实习生结束实习后问我:“在这一行做了这么多年,对这个职业有没有过厌倦?是什么让你坚持到底?”我跟她说:“我也有过倦怠感,任何一个职业从事得久了,都会有倦怠感。但是跟其他的职业相比,我还是觉得做记者有意思。”

  她说:“我明白了,没有任何行业是理想乡。”

  是的,没有一个职业让你永远信心满满、激情澎湃。

  刘万永:有没有无力感?

  王和岩:这肯定是伴随着这个职业终身的。因为很多事情报道后,会发现于事无补,而且你说的好多话,都是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说过的话,比如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但你还是要坚持。

  刘万永: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王和岩:等我把房贷还完了,哈哈哈。

  (作者为前资深调查记者,十八大党代表,第十二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得者。代表作品:《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公安部处长洗冤录》等)

来源:青年记者2021年2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