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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喜欢有个性有趣味的灵魂

2021-07-30 20:53:50

来源:青年记者2021年7月上   作者:曹林 盖姣伊

摘要:——访微信公号“牛弹琴”创始人刘洪

  刘洪,著名公号“牛弹琴”创始人,以专业、灵动、幽默的文风和不断创新的形态,打造出众多10万+爆款。他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拥有多年驻外经历,曾穿行在炮火硝烟中。在媒体转型实践中,他曾负责的新华社微信公号创造了“刚刚体”,他现在牵头的新华网微博、微信也有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作为有着传统媒体基因的新媒体人,刘洪对当下传统媒体如何转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生产和看待爆款的独到见解,或许能为焦虑转型中的媒体人提供一些破局思路。

  10万+是一个坎,但光有10万+是肤浅的

  问:您既负责单位的公号,也做个人的公号,都是顶流大号,10万+对您是轻而易举的事。这种情况下,您还有流量焦虑吗?您刚开始做公号的时候,会被流量困扰吗?怎么看待当下传统媒体人在转型中普遍的流量焦虑?

  刘洪:绝对不敢说自己是“顶流”,一定要有自知之明,总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

  10万+,是新媒体人的一个硬杠杠。但看一篇文章如果总纠结于10万+,就太缺乏长远眼光。评判一个传播度广的微信文章,至少有三个维度。一是阅读量,即10万+,这是一个坎;二是文章后面的点赞量、在看量,这是读者的认可度;三是朋友圈里的点赞量,这是身边的美誉度。还有很多其他标准,我不一一说了。光有10万+,显然是肤浅的,我有时更看重后两个。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新媒体有让人感慨甚至无奈的一面,那就是言论越过激,粗话丑话越多,有时点击量越高。但这好吗?所以,一篇新媒体文章,真的是得失寸心知。有时,我也很清楚,写出来的文章可能没多大点击量,因为不是最热的话题,但自己关注,自己在意,就写出来了,一些朋友有共鸣,这就行了。坦率地说,刚开始做的时候确实有流量焦虑。一个也算资深(主要是年纪不小了)的媒体人,写出来的文章如果就几百几千的阅读量,难免会有疑惑:我适应新媒体吗?我是否被读者抛弃了?

  但现在,应该没有这种焦虑了,哪有什么传统媒体人和新媒体人的区分,我们都是新媒体人。以前的媒体时代,你还回得去吗?

  如果认真思考,焦虑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所谓的焦虑,往往不是正从事新媒体的媒体人的焦虑,更多的是还在岸上看的传统媒体人的焦虑。其实,媒体人有媒体人的优势,只要沉下心去做,10万+不是难事。自己老不去做,老是观望,老以为这个不行那个不当,就真会产生焦虑。

  问:您的工作状态让人觉得很“虐”,每天更新公号,有职务工作,还有自选动作,一些文章常在高铁上、飞机上、待机间隙完成。这种情况下,您是怎么保持毅力,在碎片时间中保持思维和写作完整的?

  刘洪:很多朋友问我,每天有本职工作一堆,还要早上写自己的文章,苦不苦?说实话,码字确实有点苦,但这不是我最苦的时候。最苦最累的时候,是我驻外的时候,尤其是在驻耶路撒冷和华盛顿的时候。每天有各种各样忙不完的工作。我在耶路撒冷工作的时候,正是巴以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三天两头地爆炸,有时候在屋里听到“哐当”一声,知道肯定又发生自杀式爆炸了,走出去就会看到血肉模糊的场景。刚开始还有恶心、不适应的感觉,后来有点麻木了,有一次正在理发,理到一半,听到外面爆炸了,赶紧飞奔出去采访报道……2006年到了美国后以为会好一点,哪知道2008年出现国际金融危机,三天两头发生各种崩盘,美国推出各种紧急救市措施,做报道忙得不可开交。而且,驻外记者要写中英文报道,中文报道要写快讯、简讯、详讯、综述、新闻分析、评论、特写,英文报道还有更多的滚动新闻,往往写到你看着电脑就像看着前世的冤家。

  有点扯远了,我想说的是,所有记者中,新华社记者的辛苦极有“新华特色”。我们特别羡慕报纸记者,报纸有版面限制,写太多也没那么多版面,过了截稿时间就不用那么忙了。哪像新华社,没有版面的限制,没有发稿时间的限制,记者就像一个发稿“机器”。这意味着什么?记者经历了最严格的传统媒体的淬炼,从事着最接地气的一线工作。所以,新华社是最有新媒体基因的,独家的东西是最多的。我相信,新华社会办好新媒体,是不用有任何怀疑的。

  问:“牛弹琴”的专业口碑是一步步积累出来的。您觉得在积累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选题嗅觉,独到的观点角度,还是对舆论“水温”的把握?您肯定也经历了一个试错、试探、试水然后慢慢找到方法的过程。

  刘洪:谈不上专业口碑,只是一个普通媒体人的“苦命”吧。坦率地说,刚开始还是有很大落差的。以前给单位写稿子,往往写出来后很多媒体会转载引用,心里多少有一点成就感。但写“牛弹琴”,一开始读者不知道你是哪根葱,我也从来不亮明自己的单位身份,点击量是相当有限的。

  但越是这样,越不服气。难道传统媒体的一个老编辑出来做新媒体,做出10万+这么难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不断摸索。比如研究标题的变化,什么样的标题更好?怎样写才能更灵动?怎样更有深度和内涵?怎样写别人才会转?这些看似很简单,但都是学问,然后慢慢就有了变化。比如,文风有所变化,至少更灵动、轻松、活泼一些,当然,能幽默就更好了。生活已经够沉重了,谁不希望看点轻松愉快的。其实,大千世界,还是很精彩的。换一个角度看,我们生活在最幸福的时代,有什么理由不以更开放、更轻松、更自信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世界?

  同时,新媒体本身是一种“轻”传播,幽默的表达更适合这个气场。拿“刚刚,沙特王储被废了”作例子,如果我们一本正经地回复,而不是很轻松、很接地气地和读者打成一片,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传播。所以,心态要转变。别以为你多了不起,最了不起的是受众。如果我们高高在上,表达不接地气,就肯定得不到受众的认同。归根到底,人们还是喜欢有个性有见地的作品、有趣味有品位的灵魂。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一种很好的人设,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肯定也就有了。

  当然,这是一个摸索的过程,突然有一天,一篇文章就10万+了。然后,不断总结规律,现在10万+很多,表面上看确实有点容易,但实际上也是甘苦自知。

  现在,我用两种方式发稿,如果写专栏,写报道,还是用比较正规严谨的文字,讲究起承转合和逻辑性;发微信,则天马行空一点,我自嘲是口水文章、意识流。有人说我现在是左右互搏,我认为自己没这个本事,就跟以前的人写文言文和白话文一样,不过是采用了两种写法而已。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为什么很多传统媒体机构的新媒体做得不行,把报刊上的文章直接搬到微信上,不做一些调整,怎么能行?但这样的情况,在微信上还比比皆是。

  反对“标题党”,但也要对创新给予宽容

  问:“牛弹琴”,还有您掌舵过的新华社公号、新华网公号,也会有“标题党”现象,比如“刚刚体”“一字题”,赢得读者喜欢的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叠字题”被称为“结巴体”,您怎么看待那些批评?

  刘洪:我也很讨厌“标题党”,坚决不能做“标题党”,但不能无限上纲上线,把“刚刚体”“一字题”以及“叠字题”等都泛化成“标题党”。这是以“老古董编辑思维”(不是老编辑,真正的老编辑不会这样想)去批评新媒体了。

  比如“刚刚,沙特王储被废了”这一现象级的微信传播案例,被很多朋友称为“刚刚体”,是我和几个小伙伴做的。“刚刚体”看似偶然,实则也是必然。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用“刚刚”,其实,用“快讯”替代“刚刚”,不行吗?肯定可以的,但新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口语化的传播,“刚刚”更自然、直接,也有某种贴近感,更有助于新媒体的传播。

  我们还加强了互动。社交媒体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社交性。可以自豪地说,迄今还没有一家媒体的互动有意思接地气能达到“刚刚体”的程度。这也让很多人看到了不一样的新华社。

  至于“一字题”,顾名思义,标题只有一个字。我们的文章,是从甲骨文、金文里的字形说起,一直说到唐诗宋词元曲里这个字的典故,最后谈这个字在当今的独特内涵,网民评价说这是新版“说文解字”。“一字题”系列稿件,我们先后大概做了150多篇。上级部门多次表扬这种创新,觉得很有内涵很有品位。一些企业也找过来合作,要求为他们量身定做,30万元一个字,现在还必须排队。当然,采编经营两分开,但一个创新产品,既有社会效益还有经济效益,在我们这里还是挺多的。

  别看一两个词语的选择,不同的氛围有微妙的不同,有时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为什么想到“一字题”?做过新媒体的朋友知道,微信标题最长可以有64个字,长标题一度盛行,一个字的极简标题,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美,让人眼前一亮。一个字看似简单却又不简单,我们通过形式、内容创新,在图文中讲清一个字的深刻内涵,有着一字道破天机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同时,我们还在评论区和网民热烈互动、玩悬念,让大家猜第二天标题会是哪个字,或让网民投票选出最喜爱的一个字,我们根据这一个字进行“一字题”文章的创作。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标题的创新,同样也带动了新媒体互动形态的创新,一举多得。

  这都是创新,当然,还有“叠字题”,我想重点说一下。

  一些朋友有不同看法,甚至有我尊敬的一些老编辑也商榷:一个标题里面,同样的字一连串,不是“结巴体”了吗?我想,他们是出于关心,同时,也是在观察新媒体的发展。我的看法是,先别一棍子打死,可以将这视作一种文体的创新。

  其实,叠字古已有之,李清照词中就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用字不拘一格,但又别有内涵。简单来说,“叠字题”是一种形象化、具象化手法在标题中的应用,这种风格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节奏感。标题中的叠字,用得好,就有灵动、活泼之感,让人回味无穷。就像去年我们做的“助农扶贫直通车”栏目,将最有效的信息放在标题中,一组叠字标题风格自成一脉,收获了众多网友点赞。在评论区,我们用同样的叠字方式与网民互动,也形成了一种带有黏性的独特话语体系,确实有效提高了扶贫稿件的打开率,也进一步带动了扶贫产品的曝光度。

  以《枇杷枇杷枇杷枇杷枇杷枇杷枇杷熟了!》为例,稿件发布后,当地枇杷销售额环比上涨了28%。一些基层政府部门通过多个渠道联系我们,非常希望能借助新华网平台宣传带动当地扶贫特色产业,让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如果这个标题就是《枇杷熟了》,有这样的效果吗?可见,标题创新做得好、有特色,对直播带货、新媒体扶贫是很有意义的。

  我做过一段时间的杂志编辑,杂志封面的标题都是极简的,极简有极简的美,但新媒体毕竟不是杂志,你用杂志的风格去要求新媒体,或者你用文言文的思路要求白话文,我觉得肯定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当然,任何一种文体,都要常做常新,不然就会产生审美疲劳。但对于创新,尤其是年轻人的创新,还是要多给予一些宽容。

  问:“标题党”特别是悬念“标题党”,那种刻意的悬念已经成为公共信息传播的公害。新闻媒体报道的目的是让公众知情,而不是给媒体带来流量,特别是涉及公共信息的传播。既然短平快的标题能让读者明白基本事实,为什么要让读者再点开看长文?现在很多人有一种误解,觉得媒体的功能是传播信息,“标题党”悬念效果带来的巨大流量有助于信息传播。错!在信息过载、有效信息被垃圾信息和无效信息淹没的语境下,媒体的首要功能是替用户节约时间、筛选信息,以高效的方式让关键有用的信息抵达需要的人那里。有效的标题传播是,普通人看标题就掌握了关键信息,无须再点开,留着时间做更重要的事;想了解更多信息的会点开细看;专业的人再通过超链接去了解更深入的信息。媒体的核心资产不是“一篇文章的流量”,而是公信力。悬念“标题党”也许能拉动一两篇文章的流量,却消费读者眼球、浪费读者时间,在制造抵达障碍中透支了自身公信力,“标题党”就是“狼来了”式反噬自身公信力。您是否反对这个观点?

  刘洪: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未必完全正确。对这个问题,我列个1234吧。

  1.“标题党”肯定不行,我也不喜欢“标题党”。

  2.把报刊搬到新媒体上,不加以适当的改造,很出色的文章也未必有好的阅读量。报刊标题能包打天下吗?

  3.说一些标题制造了公共信息传播障碍,这其中也存在矛盾,有些标题,让更多人点开看(我指的不是“标题党”),就比如我上面提到的“刚刚体”“叠字题”,有时产生了更大的传播效果,这是障碍吗?

  4.很多杂志的标题,往往是疑问式标题,这是否也是错?

  5.至于悬念,可以针对实际情况,适当使用,但不能滥,烂大街的东西,谁都不会喜欢。

  6.我喜欢的标题,还是要灵动,要留有余地,有时还要有趣味、品位,这是王道。

  问:我理解您作为一个传统媒体出身的、有专业责任感的新媒体人的创新努力。标题制作很多时候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无论如何,无论平台新旧,不能失去透明性的传媒追求。“标题党”制造的故弄玄虚和流量劫持,会让人们对真正重要的信息失去敏感。不管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标题还是应该遵循这两个原则:透明和诚实。标题可以花,可以骚,可以娇艳,但不能失去透明和诚实的新闻传播本分。标题不要超过内容实力,不要超过内容本身的限度,毕竟,标题最原始的功能,就是通过把关人对信息的提炼,为读者有效掌握信息节约时间。把关人不能成为信息透明的劫持人,不能为透明交流和透明传播在标题上设置障碍,不能成为信息传播的公害。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公号尤其应该保持专业操守,不被流量价值观倒灌。

  刘洪:我赞成,不能“标题党”,但一定要制作好标题,毕竟,有时一篇好文章成功的一半,就在于标题。

  新闻业在变,新华社已不是原来的新华社

  问:再问一个新闻系学生很关心的话题,现在新闻学院的孩子就业比较难,传统媒体在萎缩,而新媒体、泛媒体岗位对人才的需求量很大。关于就业,您对新闻专业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刘洪:记者的门槛很低,但做好很难,不管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新媒体。做新媒体的,可以去传统媒体锻炼下,学一点扎实的基本功,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做传统媒体的话,可以多做做新媒体,认识到究竟什么样的文章才更有传播力,而不是闭门造车。

  做新媒体的,往往意味着手机就是冤家,永远没有上班和下班的区别。而且,虽然领导们都很鼓励我做“牛弹琴”,我也注意避嫌,不耽误本职工作。早上5点起来,两个钟头写完“牛弹琴”,然后上班。因为时间卡得很紧,所以有时想长篇大论,却必须长话短说,原来想讲十个方面的,最多就讲三个方面了。由此,就有很惭愧的地方。因为写得快,别字、错句就多,有时候很难为情,写出这种口水文章来,基本功不行啊。

  从这个角度看,做新媒体的人要有应变的能力;最重要的,新闻专业的学生别为工作发愁,没有编辑把关,文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编辑的工作还是不可或缺的!更何况,现在看似传统媒体少了,但新媒体职位多了几倍几十倍,不仅有自己做的成功的自媒体,还有很多企业、政府部门等设置了新媒体部门,这意味着大量的就业机会。新闻业正迎来全新的变局。新闻专业的学生拥有比以往更广阔的作为空间。

  问:作为新华人,您觉得这些年新华人继承了哪些优秀的专业品质?

  刘洪:很多人一提起新华社,马上想到的就是电讯稿,新华社某地某月某日电,想到的是宏大叙事,等等。但新华社不止于此。新华社有100多个海外分社,有大批的海外同事,我就在喀布尔、耶路撒冷、华盛顿等分社工作过,写过消息稿、分析稿、特稿、外文稿。这样的全球布局、这样多在一线从事采访的记者,在中国媒体中是无可替代的。

  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新华社鼓励创新的氛围。坦率地说,比起其他央媒,新华社新媒体早期发展要晚一些,但近几年奋起直追,而且有很独特的地方。我们的“刚刚体”,“红色气质”视频,新华网的“大学来了”系列、“新编辑部故事”,都很有特色,都产生了现象级的传播。

  那么多的人才,只要机制对头,没有什么突破不了的。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

  问:常有主流媒体或大V公号翻车,踩到公众情绪的“雷”。不过基本没看到过您翻车,作为一个媒体“老司机”,能否分享一下怎么把握“时度效”,如何有前瞻性地“排雷”?最近一些传统媒体人、中年人、企业高管受到年轻人的批评,被认为“不懂年轻人”,您好像这几种身份兼而有之,您的读者很多是年轻人,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会情绪?

  刘洪:谈不上经验,还是要谦虚。受众在哪里,我们就要跟到哪里。同时,受众在思考什么,我们也要努力去思考什么。

  第一,要真诚,真诚地和大家交往,哪怕不了解,哪怕犯了错,也不要回避,回避不解决问题,主动承认,只要你是真诚的,受众是会理解的;第二,要多读书多学习,坦率地说,有些错误,还是自己知识储备不够,对现状了解不够,对舆情走向把握不够,一切如果都了然于胸,一些引起争议的做法就不至于出现了;第三,走到年轻人中去,网下有网下的做法,网上有网上的特点,如果我们都可以跟他们打成一片,积极和他们互动,认真听他们的建议,好的我们吸取,不当的我们引导,黏性自然增强了,鲜明的人设往往也就有了。

  还有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正确对待舆情。

  舆情肯定是复杂的,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一个有争议的焦点事件有一些不同看法,应该是正常的。网络有开放的特点,有几个网友比较偏激,我们要正确对待,既不能忽视,但也不必过度担忧。

  这个时候,领导就要有定力。要高度重视负面舆情,对低级红、高级黑坚决说不,因为这种低技术含量的做法,损害的是形象。但也要鉴别网络上的一些杂音,面对一两条不同意见,甚至是毫无道理的意见,没必要顾虑重重。

  我常常听到一些其他媒体的朋友感慨,刚开始还兴头挺足,到最后,往往是多做不如少做、甚至不做。不是说多做就会多犯错,犯错肯定都不应该,但有些只是说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被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那谁还做啊?

  更要看到,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现在的网络环境还是很不错的,而且网络是有自净能力的。一个人留言不当,有时不需要我们出面指出,其他网友就替我们答复澄清了。我们要相信大多数网友的智慧。

  让我欣慰的是,新华社总体的氛围是宽松的。当时“刚刚体”出来,说实话我也是悬着一颗心,因为毕竟里面有一个错别字,“废黜”写成了“废除”。按照当时的微信规则,还没法改错别字。这确实暴露出我们的疏忽,不用掩饰,必须严厉批评。但领导们严肃指出我们不足的同时,也肯定鼓励我们多互动。一个稿件有瑕疵,并不影响其成为现象级的稿件,确实给我们很多思考。

  该怼得怼,该讲故事一定要把故事讲好

  问:国际评论需要那种“在地”的知识和信息,如果缺乏生活和知识的背景信息,只能说一些正确的废话。比如“对话才有出路”“理性看待”“反对暴力”“加强沟通”之类。对国内事务的评论,凭常识和日常信息背景就可以有一个“点子”,因为你生活在这里,生活背景信息给了你判断的信息基础,但国际评论不能仅靠常识,需要有可形成判断和支撑判断的信息。您擅长国际评论,请分享一下建立自己的“国际评论信息背景”、获得别人得不到的一手资料、培养问题意识方面的经验。

  刘洪:不敢说经验,也就是多看一些材料,多思考一些问题,多学习一点知识。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确实让我们很自豪。但我在中东常驻过,了解到犹太人、巴比伦人、埃及人、亚述人、腓尼基人、波斯人等许多知名的、不知名的民族,也往往有几千年的文明,也有很多让人惊叹的文物保留下来。我们要为自己的文明传承自豪,也要看到其他文明的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当然,国际矛盾那么多,很多问题根深蒂固,是非曲直不容易判断。比如,站在以色列人的立场上,耶路撒冷自然是其首都;站在巴勒斯坦人的立场上,犹太人就是占领者。很多国际问题很复杂,一两句话解释不清。而且,有一种不好的现象,一些自媒体的国际报道不乏虚假的内容,5个W都有,看上去有鼻子有眼,但实际是编造的,引发了很不好的舆情。当然,这种问题,不只在中国的网络上有,海外社交媒体上也是一抓一大把。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复杂,我们还是要冷静辨析,尤其是需要站在是非曲直以及中国的立场上来辨析。有时也开阔了眼界,很有意思。

  问:您的国际评论在国内很有影响,在国外是怎样产生影响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传播中国声音的经验?

  刘洪:不敢说影响,只是有一点小小的反响吧。国内的不说了,国外据说常被引用。一次,有朋友转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里面就引用了“牛弹琴”里面的观点,但也特意标注了一下:这是一个中国××媒体的媒体人的说法,但不代表官方的观点。我觉得这样就很好,确实我是个人发声,讲述我自己的看法。

  当前的国际舆论形势其实挺糟糕的。西强我弱是客观现实,一些我们认为还比较专业的媒体,一旦碰到中国议题,往往都戴着有色眼镜,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夸赞中国”是西方媒体的禁区,“贬低中国”是西方媒体的爱好。

  尤其是还有很多“妖魔化”言论,现在至少有三种“妖魔化”吧,一是所谓新冠病毒来源于武汉实验室,二是所谓中国新疆存在种族灭绝,三是所谓华为5G会带来安全风险……没有任何证据,就无限上纲上线,这就是西方舆论的现实。

  我们需要怎么办?

  有一点必须明确,该怼确实得怼,就像外交部发言人一样,如果是污蔑,就坚决地怼回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以忍让求谣言平息,那么谣言永远不会平息。当然,不是为怼而怼,还要引导舆论,让人关注这个话题,但又不让别人抓住把柄发挥。

  归根到底,重要的一点,就是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辱骂恐吓决不是战斗。同样一句话,高高在上地说,盛气凌人地说,我们也会很生气;但假如换一个角度,打一个譬喻,从自己身边找例子,大家就容易接受。

  其实,中国有着大量的故事。比如,最近云南15只大象迁徙,我就在一篇《中国今年最出色宣传片》一文中说过,全世界都在追云南大象的剧,反正新华社的相关报道,很多海外媒体都纷纷转载。而且,人们从这15头大象看到了中国的大,看到了云南的美。因为从西双版纳到昆明,直线距离就是500公里。日本人感叹,这是从东京到大阪的距离。但在中国,大象还没有出云南省。让人觉得这是大象特意在为云南做广告。

  还有,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爱。比如,美国电视节目就介绍大象自由地从森林游荡到乡村,从乡村又逛到城市,沿路农民、市民、警察都一路避让,没有驱赶,还向象群投掷菠萝等食物……中国人这样善待动物,还怎么会有中国威胁论?据说,美国NBC主持人在报道大象的新闻时忍不住笑出了声。难得一条中国新闻让他这样轻松。

  这种变化,在当前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环境下,我觉得可能是1000篇檄文、1万次怒骂都达不到的效果。

  并不是檄文写得不好,也不是怒骂没有依据,只是外国人不信、不听,外国媒体不感兴趣、更不会报道。但15头中国大象,就以这种最温情的方式轻松打破了这层壁垒。毕竟,大象走这么远,一头也没受到伤害,还很安心地乖乖躺地睡觉,一位外国人感慨:“大象也知道中国是一个好国家。”

  还有脱贫攻坚的故事。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那么多人口彻底摆脱贫困,真是功德无量。说出去,全世界都很敬佩。我看到,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最近也表示,中国的扶贫故事很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还有,不管是李子柒的视频,最近蔡崇信的访谈,还是河南台一系列惊艳国风视频,确实都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些故事就再合适不过。中国那么大,文化那么丰富,积淀那么深厚,人民那么勤劳可爱,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好。

  这里面有一些技巧或规律。多讲一些故事,少讲一些道理;多来一点共情,少来一些宣讲;多出一些图片视频,少写一些八股文章……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肯定不是轻松的工作,但中国人最不怕的就是认真。只要认真,我们就没有什么做不到。这也是我们媒体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曹林为知名媒体人;盖姣伊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1年7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