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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职业激情在“常规框架”中找寻新闻点

2021-09-16 09:34:53

来源:青年记者2021年9月上   作者:曹林

摘要:——访“春运母亲”拍摄者、新华社记者周科

  周科,新华社记者,深圳支社副社长,2010年拍摄的“春运母亲”感动中国,成为春运史上最动人的瞬间之一,后获得中国新闻奖。周科一直关心这位母亲的命运,遗憾当年没有留下她的联系方式。在众多网民和关注者不断发来的相关信息里,周科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年春运时终于找到了这位母亲。随后,他推出的特稿“那位感动中国的‘春运母亲’,11年后找到了!”(以下简称“‘春运母亲’找到了”)再成刷屏之作,“泪洒”社交媒体,成为记录11年间中国变化和普通人命运变迁的新闻代表作。


1月21日,新华社记者周科(左)和巴木玉布木的合影。李思佳摄

  这个本科毕业就进入新华社、很快闯出影响力的记者,是怎样在常规春运报道中发掘到“春运母亲”的?11年寻访中有哪些挫折?对“春运母亲”的采访报道经历了哪些心路历程?他如何看待当下的媒体转型?

  职业激情和创新欲望对记者非常重要

  曹林:“春运母亲”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你的代表作。再次报道“春运母亲”的新闻刷屏传播,让你自己也成为新闻人物。你是怎么区分自己作为“报道的记者”和“被报道的记者”角色的?

  周科:记得今年2月2日凌晨“‘春运母亲’找到了”的报道推出后,我接到无数个电话和微信加好友请求。从事记者工作14年来,这不是我第一次被采访报道。2011年,“春运母亲”照片获中国新闻奖时,央视新闻频道给了我3分钟的出镜画面和同期声采访。在过去11年的寻找中,又有多家中央、地方和自媒体支持、帮助我寻找“春运母亲”,对我进行了多次采访报道。总之,我被采访报道的几次经历,都是源自“春运母亲”。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有幸被同行作为报道对象,当然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我认为记者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具有“双重角色”,一种是媒体平台赋予的记者角色,一种是生命给予的自然人角色。报道他人时,我是一名记者;被记者报道时,我又是一名自然人,与千千万万公民一样,不过是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一些成绩。在寻找“春运母亲”的11年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承担更多的是一名自然人角色,是我的永不言弃感动了大家。

  曹林:我也参与过春运报道,对一些跑了多年的春运记者来说,常常会陷入一种没有激情、没有创新欲望的常规套路。你是怎么在“常规框架”中抓到新闻点的?是不是跟你那时入行不久、对一切充满热情和好奇心有关?

  周科:我当时能抓拍到“春运母亲”典型瞬间,离不开两点:一是她突然出现的偶然性,二是我对突发状况早已有所准备的必然性。首先,抓拍成功确实跟我当时的新闻热情和好奇心有关。2010年1月30日一大早,我背着相机来到南昌火车站采访。这是我第二年报道春运,也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三年。当时,我在摸索什么是好的新闻照片,对相机的运用也在探索。很多场景和事物在我眼中都是新鲜的、有趣的,不管能不能发稿,我都会思考通过什么角度和景别能把它们更好地拍摄下来。那个时候除了吃饭和睡觉,相机基本上是不离手的。其次,跟我的“不满足”有关。从完成任务角度讲,在现场“扫”几张照片就可以离开了,但那天我在车站“恋战”了3个小时,因为我始终心有不甘。当时我就在想,春运第一天全国每个火车站都是千篇一律的庆祝活动和人潮涌动,镜头画面大同小异,每年重复记录这种画面,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我换上70-200MM长焦镜头,打算抓拍旅客返家的各类表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步履匆匆的中国式春运,寻找数亿人大迁徙中的典型瞬间。

  或许是天道酬勤,当我在拍摄了一上午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春运母亲”出现在远方,并朝进站口方向走来。她肩扛着超大行囊,左手拎着一个破旧的双肩包,右手抱着襁褓中的孩子,特别显眼,感觉怀中孩子一不小心就要掉下来。我被这一形象深深震撼,仿佛看到自己的母亲当年背负行李送我上学的情景。我丝毫没有犹豫便拿起相机,蹲下身来,在她距离我十几米远的时候把镜头推了上去。巧合的是,这位母亲原本一直低着头走路,在我按下快门的瞬间,她突然抬起头望向前方,眼神刚毅坚定,我迅速按下了快门。就在这时,不少摄影记者也追了过来,但他们来不及换镜头,而此时这位母亲开始紧张不安,画面也很杂乱。所以说,职业激情和创新欲望对一名记者来说非常重要。

  寻找“春运母亲”的曲折经历与报道选择

  曹林:新闻就是“一个七日接着另一个七日”,一个热点接着另一个热点。一般的记者,完成一个新闻任务、一次热点参与后,很快会进入下一个任务。“春运母亲”是你的代表作,但在你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她是无数个镜头中的一个小人物。为什么想到去寻找她,甚至用了11年的时间?是关心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敏锐地觉得背后有新闻,还是作为一个记者与作品背后的人物有情感联系,有那种好奇心?

  周科:进入新华社工作14年来,我发表了上万张新闻照片。这些年来我经常思考,我镜头前的这些人物现在怎么样了,不光是这位“春运母亲”。作为记者,我们不仅是见证者,也是记录者,是有跨度的记录者。我会经常翻开一些老照片,像穿越“虫洞”一样穿越历史,通过照片去看祖国的变化。当然,“春运母亲”是我最挂念的人,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她和孩子究竟过得怎么样。最初几年我努力寻找她,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去感谢这位擦肩而过却给我带来重大殊荣的“陌生人”。这张照片经新华社播发通稿后,时任新华社江西分社社长在编前会上高度评价说:“周科将凭借这张照片奠定在新华社江西分社的地位!”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令我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尤其是鼓舞了我的信心。紧接着,该照片获得中国新闻摄影年赛金奖和中国新闻奖,每年的春运和母亲节等重要时间节点,“春运母亲”这张照片总会被人们津津乐道。这一次次荣誉“加码”让我更加后悔当年没有留下这位母亲的联系方式。

  面对众多关注者的询问和反馈,我开始了漫长的寻找。2017年,精准脱贫成为时代大主题,也是各路媒体报道的重点。我仔细端详这张照片想,从她的行装来看家里条件肯定不好,但从她和孩子整洁的外表能看出她是一位勤劳的母亲,如果能找到她,用她的故事来展现精准脱贫大主题,或许是一篇精彩的报道。随后每到基层采访,我就拿出手机给对方看照片,希望寻找到蛛丝马迹。在江西工作7年时间,我跑遍了赣鄱大地的全部100个县市区。随后我调到山东和广东工作,但依然没有放弃寻找,我委托过贵州、广西、四川等地的朋友和同事帮忙打听,还在网上发布信息,包括媒体的页面、寻人网站的页面等,看网友能否提供有效信息。这些年,一直有信息传递过来,有的说“春运母亲”是浙江的,有的说她是安徽的,后来才锁定凉山州越西县,恰好也是广东佛山对口扶贫所在地。2020年底,根据网民和关注者提供的信息,在佛山扶贫工作组的帮助下,我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瓦岩乡桃园村找到了这位现年32岁的母亲巴木玉布木。如果今天没有找到她,我仍然会继续寻找。

  曹林:找到“春运母亲”后,有些信息很符合我们的期待,比如她通过奋斗脱贫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她的命运不合这种预期,比如还是身处贫穷中,命运没有改变,人生遇到很多挫折,你还会报道她吗?

  周科:去她家之前,我是带着两种心情去的。一是看看她一家人,了却11年的心愿;二是希望她的现状能契合我的稿件策划主题。当见到她第一眼时,我发现她很年轻,还以为找错了人。我拿出照片让她回忆11年前的场景,她一边回忆一边拿出当年披在身上的那套黄色小毛毯,才让我彻底相信“春运母亲”就是她。我事先有心理准备,如果她还身处贫困,命运没有改变,我就拍一张11年前后的对比照片,把主题变成母爱,发一组图片故事,回应读者的期待,同样在春运期间推出。毕竟大家一直在关注,而且贫困和挫折阻挡不了“女不柔弱、为母则刚”的人间温情。此外,我还幻想过,当某天这位母亲垂老之时,再拍一张孩子背着她的画面,用数十年的时间跨度和岁月变化来诠释“你抱我小、我背你老”的人间孝道。

  曹林:当年在母亲怀里的那个孩子后来夭折了,让人很难过。在脑海中想象了11年的孩子,竟然在过去十年是一个空白,这对你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你有没有想过“忽略”这个让人悲伤的、可能会让人觉得命运不完美的细节?

  周科:当我确认这位母亲后,就迫不及待想了解两个情况:一是当年怀抱中的孩子,二是家里的生活条件。然而,当得知孩子早已病逝时,我顿时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不是因为能不能发稿,而是我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情感迸发。我不曾想过,11年来在我脑海中日夜思念的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竟然是一片空白,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心情急转直下。在随后的交流中,我放弃了先前的采访报道计划,只想跟这位母亲多相处了解一下。在与她交流的过程中,她细数着这些年的悲欢离合和家庭变化,有失去两个孩子的痛苦,也有挣钱让孩子过上好生活的喜悦,而我更多地发现她满脸笑容,对未来充满希望。当年的贫穷和磨难已然不见,家里日子一年年变好,这得益于国家脱贫攻坚的好政策,也是她和丈夫从苦难中坚持奋斗的结果。三天的交流,我的情绪从高昂到低落,又再次变得高昂起来。我想,当年那个孩子的离世是人生不幸,孩子的离世正是因为贫穷,这更加凸显了脱贫攻坚的重要性。通过复盘,我又重新回到了最初设想的报道主题。我梳理了以下几个问题:(1)怀抱中的孩子已经夭折,基调如何把握?读者会不会从道德层面抨击我?(2)这位母亲16岁出嫁,目前共生育6个孩子(其中2个夭折),婚育年龄和超生问题如何自圆其说?(3)11年前她的家乡依然穷苦,教育、医疗、交通等状况都非常落后,报道今天的成就会不会引起人们的不适?(4)新媒体时代,除了文字,视频画面和结构怎样表现主题?

  我曾想过忽略孩子离世、早嫁、超生等细节,但是再一细想,报道出来后,肯定会有地方媒体跟进深挖,同样会把这些情况“曝光”,到时我还落得一个失实的“罪名”。经过深入思考,并与新华社总社编辑部门深入沟通,我们达成一致:用朴实的语言原原本本记录这位母亲的真实情况,不掺杂个人感情。最后发出的稿件感动了亿万国人。

  回顾这篇稿件和网民的评论,我发现文章结构和细节处理非常重要。导语部分,通过我与这位母亲跨越11年的见面背景介绍引人入胜;第一部分,为了不让大家对这位母亲带襁褓中的婴儿外出打工产生反感,我特意把她家11年前的吃穿住行等生活穷困娓娓道来,埋下不打工不行的伏笔,给读者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第二部分,我特意把孩子去世、超生等内容隐藏在这部分,一个月打工收入不过五六百元,但是可以让孩子们过得好一些,这样读者就不会因为孩子去世带来心理上的不适;第三部分,从家人生活之变升华脱贫攻坚大主题,也表现一个母亲由于坚强乐观,迎来欣欣向荣的美好生活。在文中结尾处,本来还有一个小细节,但是我舍弃了没加上。就是我采访结束后,这位母亲意外地换上了彝族服装,跳起了民族舞蹈,她开心的样子刻画了人物形象。不过我担心会引起网民反感,因为孩子去世的消息,网民才刚刚获悉,这时跳舞不太符合大众接受心理,而且网民可能认为是记者特意让她换上民族服装。尽管11年过去,巴木玉布木已经对这件事情释怀了,读者不一定能那么快接受。

  曹林:你说要跟拍“春运母亲”一辈子,今年春运报道后有没有跟她联系过?她愿意这么置于媒体的关注之下成为公众人物吗?

  周科:今年春运报道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后续拍了一部10分钟的纪录片。她和丈夫还来到深圳,我们一起爬山吃饭。不过短时间内我不想再报道她,也不希望她一直置于媒体的关注之下,我希望她和丈夫继续通过自己的双手奋斗,让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我所说的要拍一辈子,是想在她人生的几个重要节点关注一下,比如她第一个孩子考上大学,没读过一天书的她送孩子上学的场景;再譬如,她的几个孩子走出大山,到大城市工作等,从她们身上折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从而构成每一个时代的缩影。

  大流量时代更需要正能量

  曹林:新媒体冲击下,媒体人似乎特别迷恋那种快餐式的10万+,你的“‘春运母亲’找到了”报道,不知道创造了多少个10万+、百万+、千万+,但你用了11年的坚守才有了这样的精品,你觉得这样的专业坚守对当下的媒体转型有哪些启示?

  周科:这篇报道拿了8个10万+,新华社客户端浏览量千万+,仅新浪一条微博点赞量就超3亿,新华社党组通令嘉奖,并获得2021年中央新闻单位青年记者践行“四力”交流活动一等奖作品……一系列数据和殊荣让我倍感欣慰和自豪,也让我更加坚信好的新闻报道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市场的,要一辈子走好新闻这条路,新闻业不是许多人口中常悲叹的“夕阳行业”。

  记得我在念大学时,常有人讲“新闻无学”,我当时很不理解。其实,新闻不是无学,而是我们学得太窄了,我们没有重视传统文化、历史知识和文字功底的学习,所以我在掌握新闻和传播理论知识的同时,扎实学习其他专业知识,拓展新闻学外延。如今“人人皆可为记者”,但记录真正的时代需要的是勤学勤思考的脑袋。做记者,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如果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编材料,这样的工作状态走不远,也保持不了多久的激情。媒体转型,转的是技术和方式,但深入生活,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四力”永远不变,这样我们写的新闻稿才能有深度、有温度、有力量。大流量时代依然需要正能量。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报道激发自己的热情,尤其是获得业界和社会大众的认可。

  曹林:你是文字和图片记者,我看你的作品主要集中在这方面。现在都谈转型,你有没有我们这个行业很多记者常有的转型焦虑?

  周科:我干了7年的摄影记者、2年的视频记者、5年的文字记者,但是无论哪个门类,其实我一直是兼顾三种形式的报道,而且干哪一个工种我在分社都拿过考核第一。我认为,记者应该掌握“十八般武艺”,新闻报道适合哪种形式就采用哪种形式,尤其是媒体转型时代,更需要我们做一个本领高强的记者,毕竟技多不压身。目前我还没考虑过转型,我对新闻职业还是抱着那一股热情,我愿意把它作为毕生追求的理想。当然,我也有过焦虑期,就是发现媒体行业变化很快,尤其是从“发行量”转向“流量”,有时感到本领恐慌,担心自己跟不上节奏,这也是激发我一直深入研究传播规律的动力所在。

  曹林:你觉得你还有哪些作品的意义可能不弱于“春运母亲”,可能被低估了?

  周科:11年前,这张照片获得大奖时,不少人就跟我说:“你还要再拿大奖,不然别人就会觉得你是碰运气。”这句话一直在敲打我、激励我不断前进。10余年来,我一直保持下基层采写稿子,“春运母亲”报道是我作品中最出名的,它把握了时度效。但我还有不少新闻作品产生过重大影响,比如《江西抚州市发生爆炸》《中部某贫困县修建豪华办公场所引发群众不满》《就这么多的驴皮,哪来5000吨的产量?——阿胶原料面对“假冒”之问》《山东平邑一农民被烧死事件调查》等,我认为自己用手中的笔和镜头揭开了那些党中央明令禁止、老百姓深恶痛绝的现象。

  本科生在新闻单位也可以做得很好

  曹林:“新华社记者”这个身份很特别,有人说,新华社记者有“采访特权”,报道也有“影响特权”。你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特权”?

  周科: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的确发现“新华社记者”这个身份很特别,被人“高看一眼”,不仅能发公开稿,还可以发内参稿。但这种“特权”不是享有某种特别的待遇,更多的是一份特别的责任。别人“高看”,实际上是看你写稿和看问题能不能高人一筹,你的能力和水准能否达到国社的要求。我在入社教育中,接受更多的是采访技能和廉洁自律方面的严格要求,是坚守客观公正的立场,是比其他媒体更严格的自律。当内参报道被领导批示、推动事件解决后,我获得的是职业上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份职责,而不是炫耀的资本。

  曹林:你本科毕业就进了新华社,这一点很让现在的本科生佩服。如今新闻本科毕业生很少有人选择直接就业,多数把考研当成必选项,我还写过一篇评论说“好像本科毕业已经不配找工作了”。为什么本科毕业不去工作?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学历进不了好媒体大媒体,学历要求水涨船高,研究生毕业好像才是“起步价”。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周科:大学期间,我也想考研,而且大二就开始准备了,现在回想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在跟风,就是社会上有一种氛围在推动着我这么做,好像是一种潮流,不读研就找不到好工作。我出生在湖北黄冈的农村,对未来的职业没有方向感。大四那年,不少同学热衷于报考“南方系”报业,也有的找新闻之外的其他职业,我忙于最后的考研冲刺。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新华社应届生招考通知,那时对新华社非常敬仰,自己想都不敢想。我随手打开网页浏览了一下,看看需要的基本条件,结果显示只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等等,我看自己符合条件就尝试报考了,没抱什么希望。但没想到的是,我的笔试成绩分数很高,顺利进入了面试,此时我开始有些心动。参加面试那天,不少人同台竞技,而且研究生居多,仅与我报考一个分社的就有20多个研究生,我一下子觉得“压力山大”,唯恐没戏,回去后又投入紧张的考研中。没过几天,我却被新华社通知笔试和面试都过关了,要去实习一个月。在这个紧要关头,我想考研也是为了找工作,到那时还不一定有机会进新华社,所以干脆放弃了考研,一心一意去新华社实习。一个月后,我实习合格,分社对我很满意,随后我进入自己梦寐以求的新华社工作。

  时至今日,我发现新华社招考的条件依然是本科生以上即可,没有拔高起点,这让我很欣慰。不过,人们的思维定式是,同等条件下大家都很优秀时,招聘方更倾向于学历高的学生。我认为,新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本科生完全可以出来就业,要对自己有信心。从这些年我了解的同行工作情况来看,很多本科生比研究生思维更加灵活,而且不少本科生比研究生干得好,当然这还需要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学习和积累,这就要求本科生在校时把基本功打牢,力争在应聘实习期间抓住机会,展现个人的聪明才智和潜力。

  曹林:过去你也反驳过“新闻无学”,可一个专业不断受到“无学”的批评,且需要不断为之辩护,也挺悲哀的。核心知识是别的专业不可替代的知识,从实践视角来看,你觉得新闻学有哪些核心知识?

  周科:记得大学期间听得最多的是“新闻无学”,那时还真的以为自己选错了专业,一度心灰意冷。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新闻报道看似“无厘头”,其实它还真离不开最基本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这是在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入脑入心的,加上大量的新闻案例教学,就能知道新闻是什么,各类体裁怎么写。当然,能不能做好新闻报道要看真正的实践,这就需要新闻“悟性”,死搬硬套不行。通过这些年的新闻实践,我发现新闻不是“无学”,而是大学期间没有新闻实践的我们不知道学什么。工作以后,我发现新闻学要把古诗词、成语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以及哲学、历朝历代史籍等重视起来,要对中国历史有全面系统的掌握,增强文化自信,培养我们的思维习惯。剖析今天的案例不能就事论事,需要了解它的过去,寻找其背后的历史逻辑,有思想深度和观察事物的穿透力;要时刻了解最新的时事政治动态,从现象看出本质。当然,如果你想从事时政、经济或金融类报道,还需要选修法学、金融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在工作过程中都能学起来。

  (曹林为知名媒体人)

来源:青年记者2021年9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