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访“春运母亲”拍摄者、新华社记者周科

　　周科，新华社记者，深圳支社副社长，2010年拍摄的“春运母亲”感动中国，成为春运史上最动人的瞬间之一，后获得中国新闻奖。周科一直关心这位母亲的命运，遗憾当年没有留下她的联系方式。在众多网民和关注者不断发来的相关信息里，周科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年春运时终于找到了这位母亲。随后，他推出的特稿“那位感动中国的‘春运母亲’，11年后找到了！”（以下简称“‘春运母亲’找到了”）再成刷屏之作，“泪洒”社交媒体，成为记录11年间中国变化和普通人命运变迁的新闻代表作。

1月21日，新华社记者周科（左）和巴木玉布木的合影。李思佳摄

　　这个本科毕业就进入新华社、很快闯出影响力的记者，是怎样在常规春运报道中发掘到“春运母亲”的？11年寻访中有哪些挫折？对“春运母亲”的采访报道经历了哪些心路历程？他如何看待当下的媒体转型？

　　职业激情和创新欲望对记者非常重要

　　曹林：“春运母亲”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你的代表作。再次报道“春运母亲”的新闻刷屏传播，让你自己也成为新闻人物。你是怎么区分自己作为“报道的记者”和“被报道的记者”角色的？

　　周科：记得今年2月2日凌晨“‘春运母亲’找到了”的报道推出后，我接到无数个电话和微信加好友请求。从事记者工作14年来，这不是我第一次被采访报道。2011年，“春运母亲”照片获中国新闻奖时，央视新闻频道给了我3分钟的出镜画面和同期声采访。在过去11年的寻找中，又有多家中央、地方和自媒体支持、帮助我寻找“春运母亲”，对我进行了多次采访报道。总之，我被采访报道的几次经历，都是源自“春运母亲”。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有幸被同行作为报道对象，当然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我认为记者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具有“双重角色”，一种是媒体平台赋予的记者角色，一种是生命给予的自然人角色。报道他人时，我是一名记者；被记者报道时，我又是一名自然人，与千千万万公民一样，不过是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一些成绩。在寻找“春运母亲”的11年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承担更多的是一名自然人角色，是我的永不言弃感动了大家。

　　曹林：我也参与过春运报道，对一些跑了多年的春运记者来说，常常会陷入一种没有激情、没有创新欲望的常规套路。你是怎么在“常规框架”中抓到新闻点的？是不是跟你那时入行不久、对一切充满热情和好奇心有关？

　　周科：我当时能抓拍到“春运母亲”典型瞬间，离不开两点：一是她突然出现的偶然性，二是我对突发状况早已有所准备的必然性。首先，抓拍成功确实跟我当时的新闻热情和好奇心有关。2010年1月30日一大早，我背着相机来到南昌火车站采访。这是我第二年报道春运，也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三年。当时，我在摸索什么是好的新闻照片，对相机的运用也在探索。很多场景和事物在我眼中都是新鲜的、有趣的，不管能不能发稿，我都会思考通过什么角度和景别能把它们更好地拍摄下来。那个时候除了吃饭和睡觉，相机基本上是不离手的。其次，跟我的“不满足”有关。从完成任务角度讲，在现场“扫”几张照片就可以离开了，但那天我在车站“恋战”了3个小时，因为我始终心有不甘。当时我就在想，春运第一天全国每个火车站都是千篇一律的庆祝活动和人潮涌动，镜头画面大同小异，每年重复记录这种画面，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我换上70-200MM长焦镜头，打算抓拍旅客返家的各类表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步履匆匆的中国式春运，寻找数亿人大迁徙中的典型瞬间。

　　或许是天道酬勤，当我在拍摄了一上午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春运母亲”出现在远方，并朝进站口方向走来。她肩扛着超大行囊，左手拎着一个破旧的双肩包，右手抱着襁褓中的孩子，特别显眼，感觉怀中孩子一不小心就要掉下来。我被这一形象深深震撼，仿佛看到自己的母亲当年背负行李送我上学的情景。我丝毫没有犹豫便拿起相机，蹲下身来，在她距离我十几米远的时候把镜头推了上去。巧合的是，这位母亲原本一直低着头走路，在我按下快门的瞬间，她突然抬起头望向前方，眼神刚毅坚定，我迅速按下了快门。就在这时，不少摄影记者也追了过来，但他们来不及换镜头，而此时这位母亲开始紧张不安，画面也很杂乱。所以说，职业激情和创新欲望对一名记者来说非常重要。

　　寻找“春运母亲”的曲折经历与报道选择

　　曹林：新闻就是“一个七日接着另一个七日”，一个热点接着另一个热点。一般的记者，完成一个新闻任务、一次热点参与后，很快会进入下一个任务。“春运母亲”是你的代表作，但在你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她是无数个镜头中的一个小人物。为什么想到去寻找她，甚至用了11年的时间？是关心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敏锐地觉得背后有新闻，还是作为一个记者与作品背后的人物有情感联系，有那种好奇心？

　　周科：进入新华社工作14年来，我发表了上万张新闻照片。这些年来我经常思考，我镜头前的这些人物现在怎么样了，不光是这位“春运母亲”。作为记者，我们不仅是见证者，也是记录者，是有跨度的记录者。我会经常翻开一些老照片，像穿越“虫洞”一样穿越历史，通过照片去看祖国的变化。当然，“春运母亲”是我最挂念的人，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她和孩子究竟过得怎么样。最初几年我努力寻找她，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去感谢这位擦肩而过却给我带来重大殊荣的“陌生人”。这张照片经新华社播发通稿后，时任新华社江西分社社长在编前会上高度评价说：“周科将凭借这张照片奠定在新华社江西分社的地位！”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令我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尤其是鼓舞了我的信心。紧接着，该照片获得中国新闻摄影年赛金奖和中国新闻奖，每年的春运和母亲节等重要时间节点，“春运母亲”这张照片总会被人们津津乐道。这一次次荣誉“加码”让我更加后悔当年没有留下这位母亲的联系方式。

　　面对众多关注者的询问和反馈，我开始了漫长的寻找。2017年，精准脱贫成为时代大主题，也是各路媒体报道的重点。我仔细端详这张照片想，从她的行装来看家里条件肯定不好，但从她和孩子整洁的外表能看出她是一位勤劳的母亲，如果能找到她，用她的故事来展现精准脱贫大主题，或许是一篇精彩的报道。随后每到基层采访，我就拿出手机给对方看照片，希望寻找到蛛丝马迹。在江西工作7年时间，我跑遍了赣鄱大地的全部100个县市区。随后我调到山东和广东工作，但依然没有放弃寻找，我委托过贵州、广西、四川等地的朋友和同事帮忙打听，还在网上发布信息，包括媒体的页面、寻人网站的页面等，看网友能否提供有效信息。这些年，一直有信息传递过来，有的说“春运母亲”是浙江的，有的说她是安徽的，后来才锁定凉山州越西县，恰好也是广东佛山对口扶贫所在地。2020年底，根据网民和关注者提供的信息，在佛山扶贫工作组的帮助下，我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瓦岩乡桃园村找到了这位现年32岁的母亲巴木玉布木。如果今天没有找到她，我仍然会继续寻找。

　　曹林：找到“春运母亲”后，有些信息很符合我们的期待，比如她通过奋斗脱贫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她的命运不合这种预期，比如还是身处贫穷中，命运没有改变，人生遇到很多挫折，你还会报道她吗？

　　周科：去她家之前，我是带着两种心情去的。一是看看她一家人，了却11年的心愿；二是希望她的现状能契合我的稿件策划主题。当见到她第一眼时，我发现她很年轻，还以为找错了人。我拿出照片让她回忆11年前的场景，她一边回忆一边拿出当年披在身上的那套黄色小毛毯，才让我彻底相信“春运母亲”就是她。我事先有心理准备，如果她还身处贫困，命运没有改变，我就拍一张11年前后的对比照片，把主题变成母爱，发一组图片故事，回应读者的期待，同样在春运期间推出。毕竟大家一直在关注，而且贫困和挫折阻挡不了“女不柔弱、为母则刚”的人间温情。此外，我还幻想过，当某天这位母亲垂老之时，再拍一张孩子背着她的画面，用数十年的时间跨度和岁月变化来诠释“你抱我小、我背你老”的人间孝道。

　　曹林：当年在母亲怀里的那个孩子后来夭折了，让人很难过。在脑海中想象了11年的孩子，竟然在过去十年是一个空白，这对你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你有没有想过“忽略”这个让人悲伤的、可能会让人觉得命运不完美的细节？

　　周科：当我确认这位母亲后，就迫不及待想了解两个情况：一是当年怀抱中的孩子，二是家里的生活条件。然而，当得知孩子早已病逝时，我顿时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不是因为能不能发稿，而是我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情感迸发。我不曾想过，11年来在我脑海中日夜思念的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竟然是一片空白，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心情急转直下。在随后的交流中，我放弃了先前的采访报道计划，只想跟这位母亲多相处了解一下。在与她交流的过程中，她细数着这些年的悲欢离合和家庭变化，有失去两个孩子的痛苦，也有挣钱让孩子过上好生活的喜悦，而我更多地发现她满脸笑容，对未来充满希望。当年的贫穷和磨难已然不见，家里日子一年年变好，这得益于国家脱贫攻坚的好政策，也是她和丈夫从苦难中坚持奋斗的结果。三天的交流，我的情绪从高昂到低落，又再次变得高昂起来。我想，当年那个孩子的离世是人生不幸，孩子的离世正是因为贫穷，这更加凸显了脱贫攻坚的重要性。通过复盘，我又重新回到了最初设想的报道主题。我梳理了以下几个问题：（1）怀抱中的孩子已经夭折，基调如何把握？读者会不会从道德层面抨击我？（2）这位母亲16岁出嫁，目前共生育6个孩子（其中2个夭折），婚育年龄和超生问题如何自圆其说？（3）11年前她的家乡依然穷苦，教育、医疗、交通等状况都非常落后，报道今天的成就会不会引起人们的不适？（4）新媒体时代，除了文字，视频画面和结构怎样表现主题？

　　我曾想过忽略孩子离世、早嫁、超生等细节，但是再一细想，报道出来后，肯定会有地方媒体跟进深挖，同样会把这些情况“曝光”，到时我还落得一个失实的“罪名”。经过深入思考，并与新华社总社编辑部门深入沟通，我们达成一致：用朴实的语言原原本本记录这位母亲的真实情况，不掺杂个人感情。最后发出的稿件感动了亿万国人。

　　回顾这篇稿件和网民的评论，我发现文章结构和细节处理非常重要。导语部分，通过我与这位母亲跨越11年的见面背景介绍引人入胜；第一部分，为了不让大家对这位母亲带襁褓中的婴儿外出打工产生反感，我特意把她家11年前的吃穿住行等生活穷困娓娓道来，埋下不打工不行的伏笔，给读者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第二部分，我特意把孩子去世、超生等内容隐藏在这部分，一个月打工收入不过五六百元，但是可以让孩子们过得好一些，这样读者就不会因为孩子去世带来心理上的不适；第三部分，从家人生活之变升华脱贫攻坚大主题，也表现一个母亲由于坚强乐观，迎来欣欣向荣的美好生活。在文中结尾处，本来还有一个小细节，但是我舍弃了没加上。就是我采访结束后，这位母亲意外地换上了彝族服装，跳起了民族舞蹈，她开心的样子刻画了人物形象。不过我担心会引起网民反感，因为孩子去世的消息，网民才刚刚获悉，这时跳舞不太符合大众接受心理，而且网民可能认为是记者特意让她换上民族服装。尽管11年过去，巴木玉布木已经对这件事情释怀了，读者不一定能那么快接受。

　　曹林：你说要跟拍“春运母亲”一辈子，今年春运报道后有没有跟她联系过？她愿意这么置于媒体的关注之下成为公众人物吗？

　　周科：今年春运报道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后续拍了一部10分钟的纪录片。她和丈夫还来到深圳，我们一起爬山吃饭。不过短时间内我不想再报道她，也不希望她一直置于媒体的关注之下，我希望她和丈夫继续通过自己的双手奋斗，让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我所说的要拍一辈子，是想在她人生的几个重要节点关注一下，比如她第一个孩子考上大学，没读过一天书的她送孩子上学的场景；再譬如，她的几个孩子走出大山，到大城市工作等，从她们身上折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从而构成每一个时代的缩影。

　　大流量时代更需要正能量

　　曹林：新媒体冲击下，媒体人似乎特别迷恋那种快餐式的10万+，你的“‘春运母亲’找到了”报道，不知道创造了多少个10万+、百万+、千万+，但你用了11年的坚守才有了这样的精品，你觉得这样的专业坚守对当下的媒体转型有哪些启示？

　　周科：这篇报道拿了8个10万+，新华社客户端浏览量千万+，仅新浪一条微博点赞量就超3亿，新华社党组通令嘉奖，并获得2021年中央新闻单位青年记者践行“四力”交流活动一等奖作品……一系列数据和殊荣让我倍感欣慰和自豪，也让我更加坚信好的新闻报道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市场的，要一辈子走好新闻这条路，新闻业不是许多人口中常悲叹的“夕阳行业”。

　　记得我在念大学时，常有人讲“新闻无学”，我当时很不理解。其实，新闻不是无学，而是我们学得太窄了，我们没有重视传统文化、历史知识和文字功底的学习，所以我在掌握新闻和传播理论知识的同时，扎实学习其他专业知识，拓展新闻学外延。如今“人人皆可为记者”，但记录真正的时代需要的是勤学勤思考的脑袋。做记者，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如果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编材料，这样的工作状态走不远，也保持不了多久的激情。媒体转型，转的是技术和方式，但深入生活，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四力”永远不变，这样我们写的新闻稿才能有深度、有温度、有力量。大流量时代依然需要正能量。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报道激发自己的热情，尤其是获得业界和社会大众的认可。

　　曹林：你是文字和图片记者，我看你的作品主要集中在这方面。现在都谈转型，你有没有我们这个行业很多记者常有的转型焦虑？

　　周科：我干了7年的摄影记者、2年的视频记者、5年的文字记者，但是无论哪个门类，其实我一直是兼顾三种形式的报道，而且干哪一个工种我在分社都拿过考核第一。我认为，记者应该掌握“十八般武艺”，新闻报道适合哪种形式就采用哪种形式，尤其是媒体转型时代，更需要我们做一个本领高强的记者，毕竟技多不压身。目前我还没考虑过转型，我对新闻职业还是抱着那一股热情，我愿意把它作为毕生追求的理想。当然，我也有过焦虑期，就是发现媒体行业变化很快，尤其是从“发行量”转向“流量”，有时感到本领恐慌，担心自己跟不上节奏，这也是激发我一直深入研究传播规律的动力所在。

　　曹林：你觉得你还有哪些作品的意义可能不弱于“春运母亲”，可能被低估了?

　　周科：11年前，这张照片获得大奖时，不少人就跟我说：“你还要再拿大奖，不然别人就会觉得你是碰运气。”这句话一直在敲打我、激励我不断前进。10余年来，我一直保持下基层采写稿子，“春运母亲”报道是我作品中最出名的，它把握了时度效。但我还有不少新闻作品产生过重大影响，比如《江西抚州市发生爆炸》《中部某贫困县修建豪华办公场所引发群众不满》《就这么多的驴皮，哪来5000吨的产量？——阿胶原料面对“假冒”之问》《山东平邑一农民被烧死事件调查》等，我认为自己用手中的笔和镜头揭开了那些党中央明令禁止、老百姓深恶痛绝的现象。

　　本科生在新闻单位也可以做得很好

　　曹林：“新华社记者”这个身份很特别，有人说，新华社记者有“采访特权”，报道也有“影响特权”。你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特权”？

　　周科：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的确发现“新华社记者”这个身份很特别，被人“高看一眼”，不仅能发公开稿，还可以发内参稿。但这种“特权”不是享有某种特别的待遇，更多的是一份特别的责任。别人“高看”，实际上是看你写稿和看问题能不能高人一筹，你的能力和水准能否达到国社的要求。我在入社教育中，接受更多的是采访技能和廉洁自律方面的严格要求，是坚守客观公正的立场，是比其他媒体更严格的自律。当内参报道被领导批示、推动事件解决后，我获得的是职业上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份职责，而不是炫耀的资本。

　　曹林：你本科毕业就进了新华社，这一点很让现在的本科生佩服。如今新闻本科毕业生很少有人选择直接就业，多数把考研当成必选项，我还写过一篇评论说“好像本科毕业已经不配找工作了”。为什么本科毕业不去工作？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学历进不了好媒体大媒体，学历要求水涨船高，研究生毕业好像才是“起步价”。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周科：大学期间，我也想考研，而且大二就开始准备了，现在回想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在跟风，就是社会上有一种氛围在推动着我这么做，好像是一种潮流，不读研就找不到好工作。我出生在湖北黄冈的农村，对未来的职业没有方向感。大四那年，不少同学热衷于报考“南方系”报业，也有的找新闻之外的其他职业，我忙于最后的考研冲刺。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新华社应届生招考通知，那时对新华社非常敬仰，自己想都不敢想。我随手打开网页浏览了一下，看看需要的基本条件，结果显示只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等等，我看自己符合条件就尝试报考了，没抱什么希望。但没想到的是，我的笔试成绩分数很高，顺利进入了面试，此时我开始有些心动。参加面试那天，不少人同台竞技，而且研究生居多，仅与我报考一个分社的就有20多个研究生，我一下子觉得“压力山大”，唯恐没戏，回去后又投入紧张的考研中。没过几天，我却被新华社通知笔试和面试都过关了，要去实习一个月。在这个紧要关头，我想考研也是为了找工作，到那时还不一定有机会进新华社，所以干脆放弃了考研，一心一意去新华社实习。一个月后，我实习合格，分社对我很满意，随后我进入自己梦寐以求的新华社工作。

　　时至今日，我发现新华社招考的条件依然是本科生以上即可，没有拔高起点，这让我很欣慰。不过，人们的思维定式是，同等条件下大家都很优秀时，招聘方更倾向于学历高的学生。我认为，新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本科生完全可以出来就业，要对自己有信心。从这些年我了解的同行工作情况来看，很多本科生比研究生思维更加灵活，而且不少本科生比研究生干得好，当然这还需要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学习和积累，这就要求本科生在校时把基本功打牢，力争在应聘实习期间抓住机会，展现个人的聪明才智和潜力。

　　曹林：过去你也反驳过“新闻无学”，可一个专业不断受到“无学”的批评，且需要不断为之辩护，也挺悲哀的。核心知识是别的专业不可替代的知识，从实践视角来看，你觉得新闻学有哪些核心知识？

　　周科：记得大学期间听得最多的是“新闻无学”，那时还真的以为自己选错了专业，一度心灰意冷。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新闻报道看似“无厘头”，其实它还真离不开最基本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这是在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入脑入心的，加上大量的新闻案例教学，就能知道新闻是什么，各类体裁怎么写。当然，能不能做好新闻报道要看真正的实践，这就需要新闻“悟性”，死搬硬套不行。通过这些年的新闻实践，我发现新闻不是“无学”，而是大学期间没有新闻实践的我们不知道学什么。工作以后，我发现新闻学要把古诗词、成语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以及哲学、历朝历代史籍等重视起来，要对中国历史有全面系统的掌握，增强文化自信，培养我们的思维习惯。剖析今天的案例不能就事论事，需要了解它的过去，寻找其背后的历史逻辑，有思想深度和观察事物的穿透力；要时刻了解最新的时事政治动态，从现象看出本质。当然，如果你想从事时政、经济或金融类报道，还需要选修法学、金融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在工作过程中都能学起来。

　　（曹林为知名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