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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单兵”能力,发挥团队力量

2022-09-07 16:00:26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9月上   作者:

摘要:——合作制下的新闻人

  主持人:钮迎莹

   宾:兰传斌  大众日报新媒体运营中心主任

      王志彦  解放日报互动频道总监

 
          兰传斌            王志彦

  主持人的话:为了加快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各媒体都积极创新,在原有组织模式基础上,采用项目制、工作室制、产品事业部等新型内容生产组织和运营方式。在全媒体背景下,新闻人尤其是原来的报纸记者,不仅要掌握播音、剪辑等“十八般武艺”,工作模式也逐渐从“单兵作战”转变为“团队合作”。本期“茶座”,我们邀请到大众日报和解放日报的两位老师,分享与探讨当前纸媒的合作制转型与合作制之下新闻人的工作。

  合作制转型是全媒体时代发展之需

  《青年记者》:两位老师好,欢迎做客本期“茶座”。当前,我国媒体融合已进入全面发力、构建体系的阶段。媒体尤其是纸媒,在内容、运营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闻报道逐渐变成了新闻产品,新闻人的日常工作也从个人的采写编逐渐转变成团队工作。兰老师,当前大众日报的内容生产是否也转变为合作制的工作组织形式?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兰传斌:近几年,随着媒体融合进入深水区,各媒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迎来流程再造、机制创新的高潮期,这一特点十分明显。大众日报扎实推进以新媒体为主轴的全媒生产传播机制建设,再造适应全媒体时代的流程体制机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实践就是项目制、工作室制。大众日报构建“1+4+10+N”的全媒组织架构,完善“编委会管总、指挥平台抓统、融媒平台主建、融媒板块主战”的全媒体生产传播体系,放大“纵向联动、横向协同、全媒一体”效能。我们先后成立了视频、数据新闻、党媒观察、融合创新等十多个融媒工作室,这些工作室成为融合生产的基本单元、创新主体、活力源泉,成为最跳动的音符、最活跃的细胞,也是引领带动编辑部整体融合转型的“尖刀班”“特战队”。比如,大众日报微信工作室成立以来,在时政报道、重大成就、民生热点等重要报道领域精耕细作,实现大众日报微信公众号用户爆发式增长,至今粉丝数已突破1000万。2022年新成立的数据新闻工作室,专注于数据的获取、分析、整理、发现,成为垂直细分领域里的一个新锐力量。

  《青年记者》:工作室制、项目制等已经成为当下媒体内容生产组织与运营的“标配”。王老师,您多年以来一直从事纸媒工作,今年加入“上海网络辟谣”工作室,负责开展本地辟谣工作,辟谣工作室有哪些新亮点?

  王志彦:上海网络辟谣平台成立于2016年,是致力于打击网络谣言,还原事实真相,普及科学知识,凝聚网络共识的专业类新媒体平台。今年6月16日,上海报业集团启动“融媒工作室赋能计划”,从集团各媒体入驻第三方平台的270多个账号中精选出解放日报“上海网络辟谣”、文汇报“文汇·文艺评论”、新民晚报“新民帮侬忙”等20个工作室,作为首批“种子选手”正式亮相。这是继年初推出“融媒轻骑兵”项目后,上海报业集团在深化内容供给侧改革,提升媒体内容生产力产品影响力方面的又一积极探索。“上海网络辟谣”融媒体工作室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在今年上海疫情期间,上海网络辟谣平台始终牢记强化责任和担当,积极主动发声,做好辟谣议题设置,强化释疑解惑效果,为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疫情以来,辟谣平台先后入驻了抖音、快手、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多个平台,做到了一次采集,多次分发。类似《外滩举行抗疫胜利庆功彩排?云南医疗队离沪前合影》等有图有真相的短视频报道,切中受众心理,辟谣效果提升显著。

  磨合探索中克服惯性,探索新路

  《青年记者》:不同的工作方式应该带来很多变化吧?比如工作流程、奖励分配方式等,这些变化打破了原来“单兵作战”的工作习惯。王老师,您能和我们具体分享一下合作制之下媒体人工作和心理上的“变化”吗?

  王志彦:融媒体工作室成立后,的确给传统的采编流程、工作方式带来很大的变化。传统媒体的条线记者,往往是一人负责一个条线或者多个条线,从选题到采写,也以独立完成为主。而融媒体工作室更像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媒体合伙人团队”,这个目标就是共同努力制作出更受到受众欢迎,尤其是网络受众欢迎的融媒体产品,从而扩大主流媒体在网络舆论场上的影响力,在垂直细分领域,凝聚和带动起一批核心读者,并与之产生可持续的良性互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融媒体工作室要像一个团队一样高效运作。我们团队每天都会开会商讨选题,研判线索,确定每日的重点推荐内容。同时,团队成员还有更细化的分工,同一个选题,谁负责文字撰写,谁负责短视频制作,谁负责微博等社交媒体运营,都会第一时间明确,然后分头进行,努力做到一次采集,多平台分发,将品牌影响力做到最大化。

  当然,这个过程需要不断磨合。作为长期从事条线采访的记者,磨合过程可能会有些“不适应”,但我相信这种适应期应该不会很长,因为同一个工作室的小伙伴都是志同道合的人,我们是因为共同的兴趣和理想才走到一起的,是想在融媒体发展的大背景下,在细分领域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尝试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报道方式,品尝其中的甘苦,也是一种乐趣。因为工作室成立时间尚短,还谈不上多少个人经历。总的来说,适应新的合作机制,在心理上和工作习惯上一定会作出一些调整的,尤其是新的考核机制、新的分配激励机制需要随着不同的内容生产方式而变化,这些我们还在研究探讨和摸索的过程中。

  《青年记者》:是的,合作制为媒体带来分工细化、效果提升等显性优势,但新的考核机制、激励机制等可能给传统纸媒新闻人带来一些“不适”,可以具体分析一下以合作制为核心的新型内容生产组织和运营方式,较之前有哪些优缺点吗?

  兰传斌:分析优点和缺点,我觉得应该从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融合生产力传播力角度来判断,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是否有利于资源要素按规律高效流动、合理配置。优点大致有三条:第一,以扁平化为目标,可以实现高效分工协作。融合生产越来越强调去层级、去门槛、去壁垒,降低各种成本,这是由生产传播规律所决定的,因此多数新闻单位都在追求扁平化。工作室这一方式可以绕过部门设置、条口分工等诸多既有障碍,较为便捷地实现人权、事权等的匹配,是一个现实选择。第二,以垂直细分为目标,可以实现精准生产、精准传播。全媒体时代的去中心化和垂直细分两股潮流大行其道,若干自媒体在无数的缝隙里游出了新天地,包打一切的大综合思维却越发感到无力,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必然要更加精准,打下一眼井以通向大海,这方面工作室是符合发展趋势的。第三,以灵活多变为目标,可以实现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融合本就变幻莫测,在实战中,小单元、多兵种、跨领域的生产组织方式远比大而全的笨重之身管用。

  缺点也有,比如工作室的组织形态、内涵外延等尚在探索阶段,缺少共识和普遍性规范,工作室发展参差不齐。此外,工作室的初创生长阶段缺少给力的支撑保障,在资金支持、考核政策、用人权限等方面受限因素不少。克服惯性,探索新路,尤其是让其真正实现配置资源的功能,还有很多路要走。

  《青年记者》:兰老师,作为媒体管理者,您在合作制转变过程中,在新闻产品输出和团队带领等方面遇到哪些新的问题与难点?

  兰传斌:主要是遇到两类问题,一是改造自己难,二是改造生产组织难。在融合发展过程中,编辑记者普遍感到转型进阶之多艰,甚至有一种可以称为“高手怪圈”的现象——越是在传统媒体时代形成了较高业务能力、稳定且有优势的技能体系、熟练且管用的思维方式的成熟记者编辑,越切身感受到融合转身之难,许多人甚至称其为“泥淖”。仅就融媒生产的若干新技术、新领域而言,一名资深记者和一名媒体新兵的差距不大,甚至是倒挂的。所以,本领恐慌、发展焦虑、融合困境、进阶难题在媒体人当中相当普遍。如何帮助大家摆脱无力感、克服恐惧感、实现价值感,需要动动脑筋。

  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让每一个个体和新链条适配,则是又一个难题。融合发展大浪滚滚,旧规范正在被颠覆,新模式尚未稳定固型,尤其是新的融合生产链条加入了若干新的模块、新的业态、新的工种、新的流程,这让个人和链条之间的冲突性、适配难度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这对管理而言,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一个新媒体产品的采制传播,可能需要文字、摄像、剪辑、设计、出镜、播音、技术、分发、考核等多个环节,这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协同性、一致性、完成性等各方面的要求都多得多。

  以个性激发创新,带动成员积极性

  《青年记者》:确实,新媒体产品的采制与传统大有不同,需要调动成员完成不同任务,各个环节也紧密相连。与新闻报道相比,辟谣应该更需要团队合作,包括日常谣言监测、核实等,这个过程中可能碰撞出许多“火花”。王老师,您能否结合具体工作和我们分享一下团队成员是如何配合合作的?

  王志彦:新的合作机制带来新的内容生产方式,自然会有很多新的“火花”。成员之间需要明确分工,发挥各自特长,有的同事擅长对谣言进行监控和梳理;有的同事负责对接和采集来自权威部门、官方渠道的信息;还有的同事负责内容产出,将辟谣内容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传播。在今年上海疫情期间,我们发现很多谣言是因为科普不足而产生,这些谣言的“生命力”还非常顽强。比如自疫情发生以来,主题为“采样拭子有毒”的谣言至少出现了4次,而且越传越离谱:最初只是称其对人体不利;最新版本已经变成了顶端有荧光剂、放射性元素……团队通过梳理发现,此前的官方介绍以这类检测的必要性居多,但对于检测使用的采样拭子、提取液的构造、安全性以及检测方法等介绍较少,尤其是大部分受众对于专业性较强的术语和内容了解度不够,从而给造谣者和传谣者留下了空间。对此,平台在监控谣言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先后刊发了《故弄玄虚!采样棉签有毒,有荧光,有放射性元素都不可信》等一系列科普类辟谣稿件,集合了厂商、科研人员、权威专家等各方声音。为了达到有效的辟谣效果,动手能力较强的同事还自己做实验,以实验结果反驳不实传言,这种实验的环节往往是传统新闻采写不具备的。

  同时,团队还不断进行受众与传播效果监测工作,及时调整辟谣的内容和形式。在谣言监测中,我们发现中老年人容易被“伪科普”所迷惑,这一群体又对短视频等形式情有独钟。辟谣平台借助短视频平台,采制了一批科普短视频作品,让更多的中老年人看得到、看得懂,从而让谣言无处遁形。对我们而言,最开心的时刻就是读者留言说:“我刚在群里看到这条谣言,你们就辟谣了,速度杠杠的!”这是我们融媒体工作室的最大动力。

  《青年记者》:受众喜爱的、传播效果好的产品需要大家配合完成。不同于电视媒体,有的纸媒新闻人进入报社后就习惯了“单兵作战”,这可能打破他们原有的工作习惯,引起不适。兰老师,您是如何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与参与性的?

  兰传斌:我所能想到的办法,大概有两条。第一,尊重个性以兑现创新性。新闻本就是个性化很强的工作,哪怕是同样的事件都应该用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这是新闻的基础原理之一。因此,即便是所谓规范化管理,所指向的目标也并不是泯灭个性,而是确保秩序性、安全性。事实上,这一点在操作中很容易走偏,而一旦走偏对新闻实操而言是毁灭性的——没有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述的新闻,必定是死水一潭。所以,我非常倡导守护、保持个性,以个性来激发创新,尤其是用个性和创新性来让团队和个体保持对这份工作的热情。

  第二,帮助进阶以体验快乐。快乐是一件很复杂而又很简单的事情,待在舒适区是一种快乐,但在舒适区待久了却未必快乐;走出舒适区可能一时很不快乐,一旦突破反而会形成新的舒适区。所以,我经常鼓励同事们勇于冲出舒适区,去探索建立新的“快乐区”。抵达必定是一种快乐,而突破过程所获得的快乐则是更为宝贵和难以言说的。比如出镜播报,这对一个文字记者而言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痛苦区”,面对镜头来管理表情、组织语言、形成动作、实现交流,对绝大多数人来讲都会有很大的心理障碍。但是,一旦捅破窗户纸就会海阔天空了,如果又能通过作品得到了影响力传播力的反馈,就可以实现自身价值感的满足。这一点,跟跑马拉松得到内啡肽的快乐大抵同理。

  《青年记者》:团队成员除了正在转型的“传统纸媒新闻人”外,还包括了当下新闻的新生力量——95后的年轻人,他们个性较强,自我意识也相对较强,团队合作中可能产生矛盾,兰老师,您如何帮助团队新成员确定自己的位置,促进其更好地展示自我、发挥特长?

  兰传斌:对于年轻人,全社会都很关注,就像以往任何一代人曾经年轻的时候一样,大家对年轻人向来总是充满了矛盾:爱与责,羡慕与忧虑,亲近与排斥。但是“敬佩”这种情愫在95后身上的投射是与日俱增了,这一届年轻人之所以让人更有“敬佩”的想法,是因为他们会的太多了而你不会,他们顺手办到的你却难以企及。比如他们的网感、他们的语言等都是与时代相通的。以往的时代,年轻人总是先从情绪上超越,但技能上还是略逊一筹。所以,在我们的团队里是非常推崇年轻人的,他们的个性、自我意识等,与全媒体时代的去中心化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他们的技能、心理素质、原创精神都值得赞赏。这一点上,我们需要适应他们。大众日报“党报主播说”是由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编辑记者主创的,“GO!SHANDONG”双语栏目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操盘的,“小鬼”当家,干得挺好!

  与此同时,他们需要适应的则是时空维度里带着责任感的自我认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任何一代人都逃脱不了,这与个性无关,与自我无关,与自然规律有关,与文化属性有关。所以,帮助他们正确认知自我、规划自我、实现自我,甚至是逃脱本来的自我、塑造崭新的自我,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战“疫”之时,在家还是孩子的他们穿上白衣就成了战士。成长,是人摆脱不了的命运,那就相信他们、鼓励他们、成就他们。

  《青年记者》: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祝两位老师工作顺利、团队再创佳绩。○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9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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