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主持人：钮迎莹　　嘉　宾：张兆友 大众日报理论评论部评论员　　　　　　杨 悦 南方日报评论员　　主持人的话：Z世代被称为数字原

　　主持人：钮迎莹

　　嘉　宾：张兆友  大众日报理论评论部评论员

　　　　　　杨  悦  南方日报评论员

 

　　　　张兆友　　　　　　　　　　杨  悦

　　主持人的话：“Z世代”被称为“数字原生代”，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进入媒体工作的“Z世代”，恰逢媒体加快深度融合、全媒体建设如火如荼的好时光。他们网络敏感度强、对新传播技术的接受力强、熟谙年轻受众的信息接受心理等先天优势，与媒体融合转型的全媒体时代背景相契合，被寄予了很大的期望。“Z世代”们在工作中有哪些成长的快乐和烦恼？本期“茶座”，我们邀请两位95后的年轻同行，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

　　“Z世代”记者的“标签”

　　《青年记者》：两位好，欢迎做客本期“茶座”。作为95后的“Z世代”，社会给我们贴了很多标签，比如特立独行、敢为人先、宅、社恐等等。那么作为一名“Z世代”新闻工作者，与其他年代的媒体人相比，你们觉得有着哪些优势和劣势？在实际工作中是否有直接的体会？

　　杨悦：我是南方日报评论员，1998年出生，大学读的是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生活、学习、工作，都跟互联网密不可分。在我看来，“Z世代”记者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渠道多，从海量信息中发现选题的敏感度更高。二是对新事物的接受度高、包容性强。当然，劣势也比较明显，例如原子化的个人容易沉溺在自己的小天地，忽视不掌握网络话语权或者说“失声”的群体。我觉得，与其他年代记者相比，“Z世代”记者需要走出互联网，多走进真实世界中的人和事，换位思考、深入体察。

　　张兆友：我目前在大众日报理论评论部工作。报社招聘的时候，设置的岗位名称叫作“全媒体记者”，“全媒体”三个字不仅反映了传统媒体转型的方向，也包含了对新记者的要求。“Z世代”记者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加入行业大军，最大的优势就是敢于挑战、可塑性强。我身边的95后记者，普遍朝气蓬勃、富有想象力，不仅有文字功底，而且能拍会剪可出镜，学习新技能的欲望更强烈。比如，报社新成立的数据新闻工作室，95后揭榜成为主力，从数据到文案再到美编，可以一手包揽。工作一年，在学习撰写报纸评论之余，我个人也做了许多尝试，在大众日报客户端的“望岳谈”“党报主播说”“山东深观察”等众多栏目和平台上，都留下了自己的作品。

　　当然，新闻工作的要求远不只“新”这一点。尤其对党报工作者来说，要把讲政治摆在第一位，还要把写作内容的深度提上去。年轻记者的劣势如缺乏工作经验、对省情不够了解导致的看问题太窄、视野很难打开等在工作中清晰地暴露出来。这些，在我身上就有很明显的体现，好在，年轻本身就是一种优势，相信经过时间的打磨，我们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成为“融合转轴”的突击队，带动正能量收获大流量。

　　面对压力，需要足够的心理建设、认真的学习态度、乐观的未来期待

　　《青年记者》：两位当前都是从事评论员工作，不同于消息、通讯，评论更加综合体现评论员的知识积累程度和语言表达能力，被称为“媒体的旗帜和灵魂”，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很多评论员都是由从事多年新闻工作的记者转型而来，刚步入新闻行业就从事评论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压力吧？

　　张兆友：“理论评论”乍一听确实会让很多年轻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是在半年轮岗期结束后，定岗报社理论评论部。在我的认知里，评论工作更富于创造性，它需要对现有的内容进行阐发，这就要求评论员拥有一套自己的知识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如果要让我用一个字来概括对这份工作的感受，我的第一反应是：难。

　　评论工作的难度大，首先表现为见报评论的精准度上，每一句话都要力求准确，每一个词都要有讲究，如果能在准确的基础上，树立自己的行文风格，那就是更高级的“玩法”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用一周的时间才能写出一篇500字的短评，而且最后还要被伤筋动骨地改。这种困难还表现在找选题上，什么样的选题有价值、可以写？如何快速动笔、不错过热点？这些我仍在摸索。报社的老师说，“培养一个成熟的评论员，至少需要五年”，按照这个标准，我应该成熟了10%才对，可实际上，我的差距还很大。我很清楚，成长的过程一定不会一帆风顺。对此，我有足够的心理建设，同时也对未来充满期待。

　　杨悦：压力确实很大，上学的时候我总是梦到交不了卷，现在经常梦到交不了稿。生活中处处都是评论，机构媒体出品的评论要形成自己的优势，必须说点“不一样的东西”。如何写出格局、写出高度、写出启发性，同时又能做到通俗易懂，很考验功力。另外，评论员既要通观全局，为整个认知打底，又要在某一领域或某几个领域深入钻研，做到一专多强、一深多宽，这不仅对阅读量和思维训练有要求，对阅历也有很高的要求。很多事情要真实经历，才能明白其中的弯弯绕绕，看到不会显现在明面上的各种门道儿，进而形成“懂行”的观点。这是我要终身学习的地方。从另一个角度看，压力也是督促我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动力。我很怕的一件事就是，离开学校会放松对自己的学习要求。工作后的确可能面临各种情况，比如没时间、太累了、不去学习也不会有罪恶感。但压力感会推着人往前走，要做点什么才能减轻由此产生的焦虑，这是压力好的方面。

　　“社恐”，本质上是能力的欠缺

　　《青年记者》：互联网伴随成长的“Z世代”，习惯于活跃在各类网络社交平台，很多95后表示，在人多的时候或者面对面交流时，会感到紧张害怕，常常给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但新闻是与人沟通交流的工作，两位老师是否也“社恐”？遇到过与同事、采访对象交流存在障碍的问题吗？

　　杨悦：我身边的95后、00后，存在交流障碍的一般有两种情况：话不投机，最典型的是交流双方不对等、缺乏边界感；还有一种是排斥无效社交，非常注重交际的功能性，避免消耗社交精力。但如果有人只在个别场合表现出“社恐”，在另一些场合马上变成“社牛”，也许问题不在于社交能力，而出在社交意愿上。

　　我觉得，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追求有效社交，不算真正的“社恐”，反而是关注自我、重视自我感受的表现。边界感的形成和个人原子化有关，我所看到的“Z世代”会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个人化特征。互联网时代，可供选择的圈子多了，人际交往范围无限扩大，没必要忍受一些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关系。聊不来就不聊，硬着头皮尬聊、强行融入没必要。

　　张兆友：“线上狂欢，线下沉默”，好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两副面孔，我也不例外。工作之初，我的确非常害怕与陌生人打交道。“吾日三省吾身”：问采访对象这个问题会不会有点傻？向同事请教这件事情会不会有点烦？我稿子写成这样是不是有点烂？还记得打第一个工作电话之前，我一人“彩排”了好几遍，甚至把自己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写在了采访本上。去年，大众日报客户端视频工作室“跟踪”我近半年，制作了一条成长类短片——《年轻的样子》，其中记录了我前几次外出采访问不出话、接不上茬的“尴尬场面”。有意思的是，几位同事还夸赞我镜头下的局促不安表演得很到位，殊不知，那并不是我的演技多高超，而是现场表现太真实。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假性社恐”，而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交恐惧。这种“社恐”，与线上或线下的交流方式无关，而在于是否懂某个话题，就此打开话匣子。许多自诩“社恐”的人在聊偶像、谈游戏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时，马上侃侃而谈，我觉得这种选择性“社恐”可能更接近自我逃避。我们给自己冠以“社恐”的人设，不仅是一种自嘲，多少也想为工作寻求某种庇护。但对记者来说，“社恐”本质上是工作能力的欠缺。我看到身边很多优秀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社牛”，但他们的专业能力会让整个人散发自信的气质。所以说，“社恐”是可以自愈的。

　　《青年记者》：是的，对记者来说，沟通交流是一项最基本的工作能力，从事新闻工作也会“倒逼”记者，突破自我，主动交流。两位对此是否有明显的体会？

　　杨悦：入职以来，我的人际沟通能力确实有提升。我一直觉得“对话”和“交流”是两个东西，前者侧重你来我往问答的过程，后者一定要有一点真实、深入的东西。交流，是很费心力的，它需要合适的对象，需要双方有共通的意义空间，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解之上。我做的是评论工作。有句话说，未知全貌、不予置评，评价一件事时，最核心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探究和理解。每一次的写作与学习，都是一次训练，让我快速成长，尽量去探究不同现象背后的行为逻辑、制度背景，等等。时间长了，以前觉得听不下去、枯燥无味的话感觉也没那么无聊了，对别人的理解也多了几分。我在与人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开始尝试以对方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进行交流。当然，进步空间还很大。

　　张兆友：我工作一年多了，不敢说与人沟通方面有多大提升，或者说掌握了什么所谓的谈话技巧，但脸皮的确是更厚了。我记得很清楚，入职培训时有前辈跟我们讲过，要学会与陌生人沟通，有时这也是发现选题的机会。定岗后，我的采访机会虽然少了，但与人交流的意识更强了。比如在出租车上，我会向司机师傅请教为何新能源出租车价格会高出许多，不同网约车平台的抽成、奖励和提现规则；在小吃店，我会跟老板了解疫情对餐饮行业的影响……归结起来，这种突破主要源于两点：一是在经历了一些采访之后，我发现多数采访对象都是友好的，他们热情而专业的解答，会缓解我的紧张感；二是新闻工作使我对社会民生有了更多关注和思考，对问题的敏感度上来了，求知欲也随之变强。

　　“内卷”？追求意义、工作竞争总是难以避免的

　　《青年记者》：新闻行业是一个节奏快、要求高的行业，工作中也绕不开各种竞争。两位在实际工作中是习惯性地“卷”起来，拔得头筹，还是觉得能完成基本工作就好？

　　杨悦：我非常理解“内卷”的无可奈何，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喜欢“内卷”。我觉得活着的意义，一为体验，二为快乐。人生要经历、理解更多东西才会变“厚”，要快乐就更纯粹。如果变成被抽打的陀螺，反而会让我怀疑工作的意义。我就是非常拧巴的、做什么事都要寻求意义的人，哪怕只有一点点。好的方面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就会乐此不疲做下去，有些事就是要撞了南墙再回头才不会有遗憾。不管是当初择业的时候，还是实际接触了这份工作后，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和朋友说过“很喜欢这份工作”。这种动机下，我希望自己有精力、有能力做更多事情，但这不是“内卷”。

　　张兆友：我觉得很难去界定什么是“卷”。被看见的是“卷”，没被看见的就是“努力”吗？如果按照丛林法则，那么“卷”就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生存的本能。现实中，无论身处哪一条赛道，竞争都是不可避免的。非科班出身进入新闻行业，我的底子要比别人差许多，所以实际工作中我会适当自我加压，争取多学一点。但目前来看，我所做的努力，甚至还不足以支撑我完成基本工作。最后，抛开“内卷”不谈，“内耗”才是真的没有任何意义。

　　《青年记者》：互联网上有人点评职场中“Z世代”与其他年代的人的最大不同是，“Z世代”往往会直接提出自己对工作的见解和看法，希望自己的观点可以得到采纳和运用。两位老师是否会直接分享和表达自己的观点？

　　杨悦：每天选题会的时候，大家会交流一下各自的看法，观点难免产生碰撞。领导和同事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按你自己的想法写就行”。我会直接分享和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因为我知道自己处在一个包容的环境中，一个“抱持”的环境中。即使透露了自己的幼稚、无知，接收到的依然是点拨和启发，真的是很幸运。

　　张兆友：评论工作是一项需要充分探讨思路与配合的工作，不适合一个人埋头苦干。通常来讲，我会提出自己对工作的见解和看法，但这种积极性取决于我对所谈论话题的了解程度。如果是自己熟悉的领域，我会表现得更自信一些。比如，在撰写“山东手造”系列评论的时候，我就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研究生期间的课题经历，和部门主任进行交流碰撞，直接提出自己对手造的见解和观点，最后，有很多建议被直接采纳了。不过，也有一些时候，是我“插不上话”的，比如在讨论重大会议的系列评论时，我不是不想发言，而是真的知之甚少。说真的，我很想尽快从一个倾听者成长为一名建设者，而不想一直保持懵懂掩饰下的谦逊。

　　提高抗压上限，保持“有想法”“效率高”的工作状态

　　《青年记者》：出差、加班、赶稿等是记者绕不开的话题，在“蜜罐里泡大”的“Z世代”常常被质疑缺乏吃苦耐劳精神，两位怎么看？是如何调整自我、排解工作压力、适应工作节奏的？

　　杨悦：在一些重要会议或时间节点，加班的确比较多。但有什么事都是大家一起分担，互相都比较了解，不存在质疑谁缺乏吃苦耐劳精神的情况，同事们都非常给力。工作后，我养成了两种“恶习”，一个是报复性熬夜，总觉得要抢回自己可以掌控的时间；另一个是喜欢看轻松、欢快的内容，对冲严肃、紧张的状态。我想这是我的解压方式，其实也是一种心理代偿。其他排解工作压力的方式就是出去转转，看看外面的世界。

　　张兆友：横向对比来看，我觉得自己算得上和吃苦耐劳搭边，也有意训练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轮岗期间，一次出差返回济南的路上，我主动申请，在高铁上完成了计划外的一篇稿子，就是想提高自己的抗压上限。从事新闻工作，一时的急活、重活是在所难免的，加班赶稿的情况谁也躲不过去。好在我们部门多数时候是集体作战，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会使我充满安全感，要做到关键时刻不掉链子，一个好的工作氛围很重要。不过，比起吃苦耐劳，我更喜欢让“有想法”“效率高”成为我的优点。

　　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生活的全部。幸运的是，我有一群好朋友，他们就像我的欢乐喜剧人和生活合伙人，我们一起运动、K歌、约饭、玩桌游……很多不经彩排的小确幸让我无需刻意去维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是我排解压力的重要方式。当然，一个人追追剧、看看路演什么的，也是自我调整的不错选择。

　　《青年记者》：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祝两位工作顺利，同时期待更多“Z世代”的同仁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带来更多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