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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媒体的“Z世代”

2022-10-17 16:30:59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10月上   作者:

摘要:  主持人:钮迎莹  嘉 宾:张兆友 大众日报理论评论部评论员      杨 悦 南方日报评论员  主持人的话:Z世代被称为数字原

  主持人:钮迎莹

   宾:张兆友  大众日报理论评论部评论员

      杨  悦  南方日报评论员

 

    张兆友          杨  悦

  主持人的话:“Z世代”被称为“数字原生代”,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进入媒体工作的“Z世代”,恰逢媒体加快深度融合、全媒体建设如火如荼的好时光。他们网络敏感度强、对新传播技术的接受力强、熟谙年轻受众的信息接受心理等先天优势,与媒体融合转型的全媒体时代背景相契合,被寄予了很大的期望。“Z世代”们在工作中有哪些成长的快乐和烦恼?本期“茶座”,我们邀请两位95后的年轻同行,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

  “Z世代”记者的“标签”

  《青年记者》:两位好,欢迎做客本期“茶座”。作为95后的“Z世代”,社会给我们贴了很多标签,比如特立独行、敢为人先、宅、社恐等等。那么作为一名“Z世代”新闻工作者,与其他年代的媒体人相比,你们觉得有着哪些优势和劣势?在实际工作中是否有直接的体会?

  杨悦:我是南方日报评论员,1998年出生,大学读的是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生活、学习、工作,都跟互联网密不可分。在我看来,“Z世代”记者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渠道多,从海量信息中发现选题的敏感度更高。二是对新事物的接受度高、包容性强。当然,劣势也比较明显,例如原子化的个人容易沉溺在自己的小天地,忽视不掌握网络话语权或者说“失声”的群体。我觉得,与其他年代记者相比,“Z世代”记者需要走出互联网,多走进真实世界中的人和事,换位思考、深入体察。

  张兆友:我目前在大众日报理论评论部工作。报社招聘的时候,设置的岗位名称叫作“全媒体记者”,“全媒体”三个字不仅反映了传统媒体转型的方向,也包含了对新记者的要求。“Z世代”记者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加入行业大军,最大的优势就是敢于挑战、可塑性强。我身边的95后记者,普遍朝气蓬勃、富有想象力,不仅有文字功底,而且能拍会剪可出镜,学习新技能的欲望更强烈。比如,报社新成立的数据新闻工作室,95后揭榜成为主力,从数据到文案再到美编,可以一手包揽。工作一年,在学习撰写报纸评论之余,我个人也做了许多尝试,在大众日报客户端的“望岳谈”“党报主播说”“山东深观察”等众多栏目和平台上,都留下了自己的作品。

  当然,新闻工作的要求远不只“新”这一点。尤其对党报工作者来说,要把讲政治摆在第一位,还要把写作内容的深度提上去。年轻记者的劣势如缺乏工作经验、对省情不够了解导致的看问题太窄、视野很难打开等在工作中清晰地暴露出来。这些,在我身上就有很明显的体现,好在,年轻本身就是一种优势,相信经过时间的打磨,我们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成为“融合转轴”的突击队,带动正能量收获大流量。

  面对压力,需要足够的心理建设、认真的学习态度、乐观的未来期待

  《青年记者》:两位当前都是从事评论员工作,不同于消息、通讯,评论更加综合体现评论员的知识积累程度和语言表达能力,被称为“媒体的旗帜和灵魂”,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很多评论员都是由从事多年新闻工作的记者转型而来,刚步入新闻行业就从事评论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压力吧?

  张兆友:“理论评论”乍一听确实会让很多年轻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是在半年轮岗期结束后,定岗报社理论评论部。在我的认知里,评论工作更富于创造性,它需要对现有的内容进行阐发,这就要求评论员拥有一套自己的知识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如果要让我用一个字来概括对这份工作的感受,我的第一反应是:难。

  评论工作的难度大,首先表现为见报评论的精准度上,每一句话都要力求准确,每一个词都要有讲究,如果能在准确的基础上,树立自己的行文风格,那就是更高级的“玩法”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用一周的时间才能写出一篇500字的短评,而且最后还要被伤筋动骨地改。这种困难还表现在找选题上,什么样的选题有价值、可以写?如何快速动笔、不错过热点?这些我仍在摸索。报社的老师说,“培养一个成熟的评论员,至少需要五年”,按照这个标准,我应该成熟了10%才对,可实际上,我的差距还很大。我很清楚,成长的过程一定不会一帆风顺。对此,我有足够的心理建设,同时也对未来充满期待。

  杨悦:压力确实很大,上学的时候我总是梦到交不了卷,现在经常梦到交不了稿。生活中处处都是评论,机构媒体出品的评论要形成自己的优势,必须说点“不一样的东西”。如何写出格局、写出高度、写出启发性,同时又能做到通俗易懂,很考验功力。另外,评论员既要通观全局,为整个认知打底,又要在某一领域或某几个领域深入钻研,做到一专多强、一深多宽,这不仅对阅读量和思维训练有要求,对阅历也有很高的要求。很多事情要真实经历,才能明白其中的弯弯绕绕,看到不会显现在明面上的各种门道儿,进而形成“懂行”的观点。这是我要终身学习的地方。从另一个角度看,压力也是督促我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动力。我很怕的一件事就是,离开学校会放松对自己的学习要求。工作后的确可能面临各种情况,比如没时间、太累了、不去学习也不会有罪恶感。但压力感会推着人往前走,要做点什么才能减轻由此产生的焦虑,这是压力好的方面。

  “社恐”,本质上是能力的欠缺

  《青年记者》:互联网伴随成长的“Z世代”,习惯于活跃在各类网络社交平台,很多95后表示,在人多的时候或者面对面交流时,会感到紧张害怕,常常给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但新闻是与人沟通交流的工作,两位老师是否也“社恐”?遇到过与同事、采访对象交流存在障碍的问题吗?

  杨悦:我身边的95后、00后,存在交流障碍的一般有两种情况:话不投机,最典型的是交流双方不对等、缺乏边界感;还有一种是排斥无效社交,非常注重交际的功能性,避免消耗社交精力。但如果有人只在个别场合表现出“社恐”,在另一些场合马上变成“社牛”,也许问题不在于社交能力,而出在社交意愿上。

  我觉得,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追求有效社交,不算真正的“社恐”,反而是关注自我、重视自我感受的表现。边界感的形成和个人原子化有关,我所看到的“Z世代”会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个人化特征。互联网时代,可供选择的圈子多了,人际交往范围无限扩大,没必要忍受一些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关系。聊不来就不聊,硬着头皮尬聊、强行融入没必要。

  张兆友:“线上狂欢,线下沉默”,好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两副面孔,我也不例外。工作之初,我的确非常害怕与陌生人打交道。“吾日三省吾身”:问采访对象这个问题会不会有点傻?向同事请教这件事情会不会有点烦?我稿子写成这样是不是有点烂?还记得打第一个工作电话之前,我一人“彩排”了好几遍,甚至把自己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写在了采访本上。去年,大众日报客户端视频工作室“跟踪”我近半年,制作了一条成长类短片——《年轻的样子》,其中记录了我前几次外出采访问不出话、接不上茬的“尴尬场面”。有意思的是,几位同事还夸赞我镜头下的局促不安表演得很到位,殊不知,那并不是我的演技多高超,而是现场表现太真实。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假性社恐”,而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交恐惧。这种“社恐”,与线上或线下的交流方式无关,而在于是否懂某个话题,就此打开话匣子。许多自诩“社恐”的人在聊偶像、谈游戏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时,马上侃侃而谈,我觉得这种选择性“社恐”可能更接近自我逃避。我们给自己冠以“社恐”的人设,不仅是一种自嘲,多少也想为工作寻求某种庇护。但对记者来说,“社恐”本质上是工作能力的欠缺。我看到身边很多优秀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社牛”,但他们的专业能力会让整个人散发自信的气质。所以说,“社恐”是可以自愈的。

  《青年记者》:是的,对记者来说,沟通交流是一项最基本的工作能力,从事新闻工作也会“倒逼”记者,突破自我,主动交流。两位对此是否有明显的体会?

  杨悦:入职以来,我的人际沟通能力确实有提升。我一直觉得“对话”和“交流”是两个东西,前者侧重你来我往问答的过程,后者一定要有一点真实、深入的东西。交流,是很费心力的,它需要合适的对象,需要双方有共通的意义空间,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解之上。我做的是评论工作。有句话说,未知全貌、不予置评,评价一件事时,最核心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探究和理解。每一次的写作与学习,都是一次训练,让我快速成长,尽量去探究不同现象背后的行为逻辑、制度背景,等等。时间长了,以前觉得听不下去、枯燥无味的话感觉也没那么无聊了,对别人的理解也多了几分。我在与人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开始尝试以对方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进行交流。当然,进步空间还很大。

  张兆友:我工作一年多了,不敢说与人沟通方面有多大提升,或者说掌握了什么所谓的谈话技巧,但脸皮的确是更厚了。我记得很清楚,入职培训时有前辈跟我们讲过,要学会与陌生人沟通,有时这也是发现选题的机会。定岗后,我的采访机会虽然少了,但与人交流的意识更强了。比如在出租车上,我会向司机师傅请教为何新能源出租车价格会高出许多,不同网约车平台的抽成、奖励和提现规则;在小吃店,我会跟老板了解疫情对餐饮行业的影响……归结起来,这种突破主要源于两点:一是在经历了一些采访之后,我发现多数采访对象都是友好的,他们热情而专业的解答,会缓解我的紧张感;二是新闻工作使我对社会民生有了更多关注和思考,对问题的敏感度上来了,求知欲也随之变强。

  “内卷”?追求意义、工作竞争总是难以避免的

  《青年记者》:新闻行业是一个节奏快、要求高的行业,工作中也绕不开各种竞争。两位在实际工作中是习惯性地“卷”起来,拔得头筹,还是觉得能完成基本工作就好?

  杨悦:我非常理解“内卷”的无可奈何,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喜欢“内卷”。我觉得活着的意义,一为体验,二为快乐。人生要经历、理解更多东西才会变“厚”,要快乐就更纯粹。如果变成被抽打的陀螺,反而会让我怀疑工作的意义。我就是非常拧巴的、做什么事都要寻求意义的人,哪怕只有一点点。好的方面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就会乐此不疲做下去,有些事就是要撞了南墙再回头才不会有遗憾。不管是当初择业的时候,还是实际接触了这份工作后,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和朋友说过“很喜欢这份工作”。这种动机下,我希望自己有精力、有能力做更多事情,但这不是“内卷”。

  张兆友:我觉得很难去界定什么是“卷”。被看见的是“卷”,没被看见的就是“努力”吗?如果按照丛林法则,那么“卷”就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生存的本能。现实中,无论身处哪一条赛道,竞争都是不可避免的。非科班出身进入新闻行业,我的底子要比别人差许多,所以实际工作中我会适当自我加压,争取多学一点。但目前来看,我所做的努力,甚至还不足以支撑我完成基本工作。最后,抛开“内卷”不谈,“内耗”才是真的没有任何意义。

  《青年记者》:互联网上有人点评职场中“Z世代”与其他年代的人的最大不同是,“Z世代”往往会直接提出自己对工作的见解和看法,希望自己的观点可以得到采纳和运用。两位老师是否会直接分享和表达自己的观点?

  杨悦:每天选题会的时候,大家会交流一下各自的看法,观点难免产生碰撞。领导和同事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按你自己的想法写就行”。我会直接分享和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因为我知道自己处在一个包容的环境中,一个“抱持”的环境中。即使透露了自己的幼稚、无知,接收到的依然是点拨和启发,真的是很幸运。

  张兆友:评论工作是一项需要充分探讨思路与配合的工作,不适合一个人埋头苦干。通常来讲,我会提出自己对工作的见解和看法,但这种积极性取决于我对所谈论话题的了解程度。如果是自己熟悉的领域,我会表现得更自信一些。比如,在撰写“山东手造”系列评论的时候,我就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研究生期间的课题经历,和部门主任进行交流碰撞,直接提出自己对手造的见解和观点,最后,有很多建议被直接采纳了。不过,也有一些时候,是我“插不上话”的,比如在讨论重大会议的系列评论时,我不是不想发言,而是真的知之甚少。说真的,我很想尽快从一个倾听者成长为一名建设者,而不想一直保持懵懂掩饰下的谦逊。

  提高抗压上限,保持“有想法”“效率高”的工作状态

  《青年记者》:出差、加班、赶稿等是记者绕不开的话题,在“蜜罐里泡大”的“Z世代”常常被质疑缺乏吃苦耐劳精神,两位怎么看?是如何调整自我、排解工作压力、适应工作节奏的?

  杨悦:在一些重要会议或时间节点,加班的确比较多。但有什么事都是大家一起分担,互相都比较了解,不存在质疑谁缺乏吃苦耐劳精神的情况,同事们都非常给力。工作后,我养成了两种“恶习”,一个是报复性熬夜,总觉得要抢回自己可以掌控的时间;另一个是喜欢看轻松、欢快的内容,对冲严肃、紧张的状态。我想这是我的解压方式,其实也是一种心理代偿。其他排解工作压力的方式就是出去转转,看看外面的世界。

  张兆友:横向对比来看,我觉得自己算得上和吃苦耐劳搭边,也有意训练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轮岗期间,一次出差返回济南的路上,我主动申请,在高铁上完成了计划外的一篇稿子,就是想提高自己的抗压上限。从事新闻工作,一时的急活、重活是在所难免的,加班赶稿的情况谁也躲不过去。好在我们部门多数时候是集体作战,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会使我充满安全感,要做到关键时刻不掉链子,一个好的工作氛围很重要。不过,比起吃苦耐劳,我更喜欢让“有想法”“效率高”成为我的优点。

  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生活的全部。幸运的是,我有一群好朋友,他们就像我的欢乐喜剧人和生活合伙人,我们一起运动、K歌、约饭、玩桌游……很多不经彩排的小确幸让我无需刻意去维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是我排解压力的重要方式。当然,一个人追追剧、看看路演什么的,也是自我调整的不错选择。

  《青年记者》: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祝两位工作顺利,同时期待更多“Z世代”的同仁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带来更多佳作!○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10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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