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主持人：钮迎莹　　嘉　宾：朱冬松 北京青年报社编委、都市新闻版组主编　　　　　　付锐涵 科技日报社总编室编辑　　主持人的话：压

　　主持人：钮迎莹

　　嘉　宾：朱冬松  北京青年报社编委、都市新闻版组主编

　　　　　　付锐涵  科技日报社总编室编辑

　　主持人的话：压力和焦虑是当代人工作生活中无法避开的议题，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尤为显著。受工作属性和报道内容的影响，新闻工作者相对于大多数人更容易接触到负面或者创伤性事件；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度发展，新闻工作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在个人的工作能力和专业提升等方面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增加了心理压力和工作负担。如何正确地看待和应对工作中的压力及其带来的焦虑感，塑造健康的心态和良好的工作状态，已成为当代新闻工作者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期“茶座”，我们邀请了“媒体老兵”和“媒体新兵”共同探讨如何对待压力。

　　新闻采编工作的压力像“多棱镜”

　　《青年记者》：两位老师好，欢迎来到本期“茶座”。工作压力是当前年轻人时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在融媒体时代，新闻工作者既有24小时开机待命的时效压力，又有作品阅读量、点击量的流量压力，等等。付老师，作为“媒体新兵”，您是不是也常常感觉“压力山大”？

　　付锐涵：压力确实是逃不开的一个话题，我感受到的工作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新”。一是分析处理新信息颇具挑战性。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前沿成果不断涌现。作为科技领域的新闻工作者，尤其是作为“媒体新兵”，既想把科学规律理解清晰、准确，又想把“高冷”的科学知识和科研成果讲出思想和温度，难免感觉“压力山大”。二是在同类新闻中写出新意的压力。比如围绕航天领域的“嫦娥”“北斗”“天眼”等国之重器，不同媒体在不同时期均有报道，如何找到人无我有的独家内容，写出新意，不仅是对采写速度的考验，而且对报道立意、角度和写法提出了更高要求。三是新的媒介环境带来的压力。新媒体环境中，公众更愿意接触清晰易懂、新奇有趣、契合碎片化阅读和快节奏生活的信息，与此同时又在选题价值、内容深度上对主流媒体有所期待。如何平衡专业性与通俗化的关系，是摆在媒体人面前的问题。

　　《青年记者》：您觉得这些压力产生的原因何在？

　　付锐涵：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新闻工作者总会面对新情况、处理新信息。科技类媒体是公众获得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是连通公众和专业论文、科研成果的桥梁。写好报道的前提是记者自己能够把握好其中的科学内涵，做好功课。科学探索永无止境，学习自然需要持之以恒。与此同时，传播格局的变化带来了更加激烈的竞争。阅读量、点击量等更加多维的衡量方法让新闻作品的影响力和受众反馈更加直观可感。随着量化指标的普及，媒体人对新闻作品的传播效果也有了更高的期待，由此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当然，任务指标是阅读量焦虑的诱因，本质上是坚守还是转型、引导还是服务等新闻理念的碰撞和变革，我想这是压力背后更关键的问题。

　　除此之外，担心自身技能素养与工作需要存在落差也是一种普遍心理。采写新闻作品考验着记者的功力。个人的日常积累是否充分、文字功底是否过硬，决定了关键时刻能否写得出、写得好，作品表达是否规范准确，内容是否精彩到位。进一步讲，在实际工作中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利用所学发挥价值，用笔和镜头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这使得我常常担心自己肚子里“墨水”不够，难免焦虑起来。

　　《青年记者》：从付老师的分享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媒体新兵”担心自身技能素养与工作需要存在落差等方面带来的压力。不同的工作阶段一定有不同的压力，很多新闻工作者普遍感觉现在的压力比过去大。朱老师，您作为“媒体老兵”，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不同阶段感受到的不同压力吗？

　　朱冬松：新闻采编工作的压力像“多棱镜”，不同岗位有不同的压力，即使同一个岗位，也有不同阶段的压力。我所面对的压力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

　　做记者的时候，压力主要来自“找人”。就是要根据编辑部的策划意图，迅速“找对人”，要找的人或是局中人佐证线索、或是当事者还原现场、或是矛盾方“爆料”情节、或是专门家条分缕析。无论是跑业内新闻还是深度调查，“人脉”若是把不准，“压力”就会变成山把自己压得气喘吁吁；“人脉”把得准，压力又可以把你托上“九重天”，揽尽成功的喜悦。压力就像孙悟空手中的如意金箍棒，可以重似千钧，也可以细如绣花针，就看怎么用它！

　　作为地域新闻报道的负责人时，主要压力来自“思路”的确立。例如，当下即将迎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周年，用什么样的思路能把这十年的历程“串”起来？又如数字标杆城市的建设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大棋局里有哪些微观的呈现角度？这些主题报道，会随时随地要求你拿出报道方案付诸实施，而绝不能够停留在纸上谈兵、发言表态的层面。凡此种种，这些非常具体的思考压力就是我日常要面对的。

　　此外，还有当前的融媒体建设带来的压力。中央的顶层设计是“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没有深入的思考就不可能策划出生动的融媒脚本。当前形势下，从对“大命题”的深入思考到结出“小而美”的融媒果实这一过程，是我当前工作中最大的压力所在。

　　职业压力推动职业环境的变化

　　《青年记者》：俗话说，有压力就有动力。朱老师，您如何看待工作中的压力？上述压力在实际工作中是否起到了一定的正向作用？

　　朱冬松：在新闻一线奋战了二十多年，感受最深的当数“压力”二字。我常想压力是什么，到底有没有一种“无压力”的理想状态。英语中有一个短语“footloose and fancy-free”（自由自在），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短语的时候，我的脑洞就为之一亮：英语中很少见到如此“象形”的词！直译过来就是：脚步都是松弛的、想象力和爱恋更是无边际的。仅从字面看就生动地传递了一种“无压力”的自由状态。然而现实中真有这么一种状态吗？即使是“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的古代大隐，难道就不想想明日灶里还有什么可吃的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人无压力轻飘飘”，信哉斯言。“压力就是动力”的观点我是同意的。新闻工作中的“压力”尤其是“动力”：两会、党代会这些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服贸会、中关村论坛这些标志性的平台活动；疏整促、接诉即办这些市委、市政府的核心工作……于我而言，都像轰鸣的列车，每年按时按点迎头开来，作为“班长”，带领小伙伴们搭上头部车厢，做出一些“出圈”的精彩展演，正是我供职的报社对我的岗位要求；亦是与我共事的记者对我职业水平的期待，他们正在等着一份最佳的策划案以便付诸采访；应该说这也是我内心深处一种自我的职业理想追求。基于此想，策、写、编、采的压力就来了：不安的走动、反复的勾画、所有的资料都在“凌空”乱撞……直到自己在乱石嶙峋的思路上寻出了一个坦途，思得了一个“对策”，方得慢慢平静下来。所以大凡我的办公室屋门紧闭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都“不敢”轻易打扰：他们知道朱老师又在“孕育”一个重大报道的方案，就像临盆的产妇，其时其地，压力甚大、痛苦甚深，但是思路一旦形成，一开屋门，呼朋引伴，我怀中仿佛已经抱得了一个刚出生的小宝贝，此前的压力有多大，彼时的欢喜就有多深。这所谓的“压力”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呢？反正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和默契的小伙伴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状态。

　　《青年记者》：使新闻工作者产生职业压力的因素既有外界环境和事件，又有其对外界的刺激所产生的反应，即个体与职业环境之间相互影响。朱老师，您觉得新闻工作者在应对压力的过程中给职业环境带来了哪些影响？

　　朱冬松：“职业压力”这个词用得很准。每个职业都有压力，但我以为当下新闻人的职业压力尤其严重。这种压力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时代的发展给新闻人带来的历史阵痛——那就是新闻生产方式与传播方式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与责任。就新闻传播领域而言，一百年前，《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们的责任就是尽心尽力办好一本杂志，就能取得很好的传播效果；而今天我们的时代责任则在于“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学会在融媒舞台上立体传播（全息传播）。一段深度报道怎么提炼精华诉诸视频？一段现场描写如何剪辑成“秒拍”迅速传播？一段政策解读用哪种视觉形式才能戳中读者的关切……这些“转换”的压力无时无刻不像石头一样盘亘在我的心底。

　　不光是我，我相信每位同业者都会作如是观。于是也就有了同题转换的激烈竞争，这就使职业压力更增添了一层砝码。此外，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压力给报社内部环境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融媒时代对记者编辑“绩效”的评判。在融媒产品的“成本倍增”与报社绩效的“天花板”之间，如何取得平衡？这恐怕是很多新闻单位的中层干部面临的更为现实的“压力之源”。这就越发要求我们落实中央顶层安排，切实做好“新闻+产品+服务”的产品链、服务链、智库链的强链、补链工作。

　　客观认知压力，合理释放压力

　　《青年记者》：有研究发现，受工作属性和报道内容的影响，新闻工作者相对于大多数人更容易接触到负面或者创伤性事件，难免在心理和精神上产生影响。新闻人每天被动吸收大量繁杂的信息，大脑来不及分解消化，可能造成一系列强迫和紧张的感觉。两位老师在实际工作中是否也有相似的感受，是如何进行自我调节的？

　　付锐涵：处理繁杂信息可能是新闻工作者很难避免的。面对这种状况，我自己的经验是抓大放小，减少焦虑。比如在把握好整体工作节奏的前提下，不给自己设定过高、过难的任务目标，保持循序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状态。接触到负面信息时，不对无法改变的事实耿耿于怀，也不为没有发生的结果忧心。此外，要及时察觉自我紧张，给自己留些放松的时间。对我来说，运动是改善情绪和缓解压力的有效方式。我每周都会和朋友打打球，锻炼身体的同时，与朋友聊聊天。当然，从根源上说，要解决压力问题，还是要在进行新闻搜索和信息筛选时，注意总结经验，多和同行交流，提高自己收集、过滤信息的能力，减少负面信息对自己的影响。

　　朱冬松：如上所述，“压力”与这个飞速变革的时代相向而行，与新闻这个“天翻地覆”般嬗变的行业相伴而生。既然是一种客观存在，就应该有一种客观的认知。首先，压力是治愈拖延症的妙招。就我的经历而言，很多重大报道是在“压力”之下一鼓作气完成的。其次，抗压力也是一种重要的能力，我认为应该作为选拔媒体领导人员的重要指标之一。再次，有如“负负得正”，不同的压力彼此碰撞后，可能带来意外的收获。比如我经常做一些重要时政文件的解读报道，针对每个文件的思考策划过程无疑是痛苦的，但当我横向对比思考成果的时候，又会发现很多相通之处，据此就会有一种“跳出选题看选题”的通达感，从而或许可以生成新的策划灵感。

　　至于如何自我调节，我也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常想起每年盛夏在非洲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万千动物为求生存而进行的悲壮的动物大迁徙，亦称“天河之渡”。而今新闻人的职业处境，不也是正处在“生死之虞”的困境中吗？凡有压力时，每每做此想，便觉得再难也比不过那干涸的马赛马拉大草原上生灵们进行的“生存还是毁灭”的抗争。克服这些压力，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毕竟，新闻行业目前面临着艰巨的转型发展任务。另外，如果非说自我调节，我的办法是强迫自己“想点别的”，比如我常移情于我所钟爱的程派京剧以及古诗词；或者与旧交知己小酌对聊一番，也算是一种发泄；还有更多时候，当业务压力转换为业务成果的时候，也不失为另一种幸福。

　　《青年记者》：刚刚朱老师提到生活中很难存在“无压力”的理想状态，两位老师觉得新闻工作者应该如何正确地认识上述提到的种种压力与焦虑？

　　朱冬松：当前新闻媒体从以前的单一供给变成了“新闻+产品+服务”，从而带来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根本变革。以我的感受而言，以前我常主持召开的叫“选题会”，是仅仅从报道角度研究一个选题的写法；现在我经常召集的会议叫“项目会”，是研究一个项目需要投入的媒体智力要素、传播效果以及各方效益。思维方式也强迫自己从单一的文字表达转向视频、图示、动漫等多种表达。这是思维方式的重要转换，比如我现在正在组织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之一刻钟便民服务圈”的议题，除了文字因素之外，更多考量的是镜头分解、演员串场等视觉要素，每次头脑风暴之后，我和同事们都有一种由内而外的“脱胎换骨”之感。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反正我们已经卷入了这场变革的大潮中，敢问谁主沉浮？在奋争中尽量多为团队争取些生存的主动权，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媒体老兵”当下最朴素的想法。

　　付锐涵：对于压力产生的原因，我觉得可以加以细分。比如来自外界环境的压力，客观地说在每个行业都存在，也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突发事件、绩效考核、时间限制……这些事情不可避免、无法逃避。面对这种压力，与其过度焦虑，不如积极应对，保持平常心接纳工作中的变化和考验。对于自身给予的压力和焦虑情绪，则要注意，既不能完全没有，忽视潜能，又不能在主观上过度放大困难，徒增烦恼。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自己进行把握和调节，及时给自己信心和力量。

　　《青年记者》：面对媒体融合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付老师，您觉得新闻工作者应如何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计划和发展方向，为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好准备？媒体单位可以为新闻工作者提供哪些缓解压力、焦虑的支持？

　　付锐涵：新闻工作者应对行业环境变化的计划和举措可能不尽相同，但我认为多少指向了与时代的同频共振。行业环境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新闻工作者可以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大背景中把握自己的角色。比如，随着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感不断增强，如何围绕中心工作凝心聚力？如何讲好科技故事，让科学精神、科学文化更加普及？相比过去相对稳定的传受关系和受众群体，如今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媒体的责任和使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立足优势，展现专业性。

　　从媒体发展的层面讲，“融”的思路贯穿于新闻生产的每个环节。策划、采访、表达、发布都考验着新闻工作者的全媒素养。可见的是，大家纷纷借力新兴技术，对报道形式和渠道进行创新。不可见的是，媒体融合背后的合作机制、不同报道形式的叙事思路均有改变。眼下，我们还需要在融合的意识和视野上久久为功。这或许是更具长远意义的影响。

　　每当我们谈到新闻工作的压力时，作品质量和角色定位绝对是绕不开的。面对当下的媒介环境，新闻单位可以考虑适当细化融媒作品的评价标准。比如新闻作品评价的诸多指标中，原创性、影响力该如何衡量？怎样从新闻业务、社会效益等角度科学评价作品的价值和含金量？新闻素材转化为不同平台作品的过程中，采编各环节对作品的贡献度如何确定？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评判标准也是新闻采编的行为参照。如果界定更加具体明确，也就更能让采编各方发挥优势，正向引导顺应融媒传播趋势的优质内容生产，进而助力媒体人在融合转型道路上的求索。

　　《青年记者》：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希望每个新闻工作者都能掌握应对压力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