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矛盾冲突中，在强烈反差中，往往最能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科技常常蒙着神秘的面纱，科技人物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所以，要想写好科技人物通讯，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远离俗套

　　科技人物通讯是人物通讯的一种。一方面，人物通讯的所有采写要求对它来说都是适用的。作为一种最常见的通讯形式，人物通讯以人物的新近行动为新闻，重在表现人物的品质、性格和精神面貌，达到揭示时代特征、感染并启迪读者的目的。具体说来，比如人物通讯要有动听的故事、精彩的细节以及鲜活的语言等，而所有这些都是科技人物通讯必备的元素。

　　另一方面，在人物通讯这个大家族中，科技人物通讯又是一个极其富有个性的成员，其个性主要体现于“科技”二字。很多人物通讯都着力于反映人物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等优秀品格，而这些品格普遍存在于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的身上。如果采写公交车司机，这样的报道也许可以交差；但若采写科技工作者，如此选择角度和素材，作品就很难得高分，无论你的写作技巧多么高超，语言文字多么流畅。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篇没有科技特色的科技人物通讯，没有反映出科技人物的灵魂和本质。光这一点，就站不住脚。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走进被采访者独特的精神世界，熟悉他的专业领域、科研内容、攻关方向以及进展或成果等，进而写出完全不可以“张冠李戴”的人物报道。这意味着记者平时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采访之前还要做大量的功课。而这恰恰是科技人物通讯的难点。不做充分准备便贸然采访，写作时必然会把那些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生厌的东西强加给科学家，从而让科技人物通讯落入“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或“为了工作从来不知爱惜身体”等俗套。

　　所以，我们采写科技人物通讯，既要重视人物通讯的共性，又要关注科技人物通讯的个性。

　　我猜，对大多数科学家来说，接受媒体采访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难在他不知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工作对外行讲清楚。要是你事先没做好“家庭作业”，则会让这件事难上加难。于是，科学家很多时候只好说些大家都能听懂的“大路货”，应付差事。这样一来，便注定了采访失败的结局。

　　2013年4月10日，清华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薛其坤院士领衔的中国团队首次在实验中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杨振宁教授称这是诺贝尔物理奖级别的成果。此后，多家中央媒体的记者单独或联合采访了薛其坤。而在陆续发表的报道中，大多数记者都不厌其烦地描述薛其坤每天过着“7—11”的生活，即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持续地工作，其中不少甚至连“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什么都没交待。虽然没有观摩薛院士如何接受采访，但我断定，“7—11”一定是薛院士以最“节能环保”的方式找到的与这些记者们的“最大公约数”。

　　事实上，长年累月加班加点工作的人除了科学家薛其坤，还可能有养猪能手张其坤、环卫标兵王其坤、拥军模范李其坤……多着呢。只要把姓名换了，这样一篇报道改巴改巴基本上说谁都行，你爱看吗？既然你不爱看，就不要写给读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咱不能这么写科技人物通讯！

　　弘扬科学精神

　　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太大了。从那以后，陈景润的形象作为科学家的“标准照”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定格。于是，大量新闻作品中的科技人物都被模式化地描述成冷淡家人、不修边幅、不会做饭的“怪物”。其实，陈景润只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物。即使今天仍有一些科技工作者不善于生活，这些也不构成其个性中的主要方面，我们没必要用太多的笔墨去渲染这些细节。

　　准确把握科技人物的个性，并通过生动传神的情节和细节将其反映到作品中，对于形成作品的特色至关重要。毫无疑问，科技人物的主体个性寓于他们在科研攻关过程中的差异化表现。发掘这些个性不是随心所欲或不加选择的。而选择的标准就是有利于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技知识。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它能够约束科学家的行为，是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内取得成功的保证。有人把科学精神归纳为“六要素”，即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

　　科学精神绝非只有科学家才需要。任何一个先进、文明社会的公众意识都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滋养。由于我们总是说“科技”，所以很容易忘记，科学属于上层建筑。在这一点上，科学不同于技术。科学的发展往往能颠覆人类的意识形态，让世界观发生根本性改变。呼唤科学与民主的“五四运动”过去快一百年了。在今天的中国，虽然科学成果不断涌现，但科学精神依然匮乏，因为这两者并不总是伴生的。我们的很多社会问题难道不正是由于科学精神缺失造成的吗？现实的情况是，很少有人总结科学精神，也很少有人宣传科学精神。从这个意义讲，写科技人物通讯应该见人又见“神”（科学精神），中国新闻工作者特别是科技新闻工作者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使然。

　　科学思想是在各种特殊、具体的科研活动中提炼出来的合理观念和推断法则，用以发现和解释其它同类或更多事物的运动规律，有助于知识的扩展和方法的推广。比如，数学中的极限思想、生命科学中的进化思想、思维科学中的系统思想等，这些都是典型的科学思想。而科学方法是指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遵循或运用的、符合科学一般原则的各种途径和手段。简单地说，科学方法就是人类在各种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所运用的全部正确方法。

　　可以说，弘扬科学精神以及传播在科学精神统领下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在此过程中为大众普及相关科学知识，这是采写科技人物通讯的最重要目的。

　　《科技日报》2011年8月3日刊发了郭梅尼的通讯《三识何泽慧》。她这样描述了上世纪40年代钱三强和何泽慧夫妇的科学发现：

　　1946年12月初，他们公布了关于三分裂的研究成果。12月，又公布了第一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这是何泽慧1946年11月20日首先观测到的。

　　核裂变一般在300次裂变中，可能出现一次三分裂；在上万次裂变中，可能出现三例四分裂，这要怎样的慧眼才能观测到啊！何泽慧在追求科学的征程中，炼就了一双科学的慧眼。她就能从万次的裂变中，捕捉到这个科学的“新星”。

　　1988年，我采访《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时，谈起这项科研成果，钱先生对我说：“何泽慧曾经总结过两句话，她说，做科学工作要‘立足常规，着眼新奇’。做常规统计时，要看看有没有特殊现象；特殊现象的出现，常常导致新规律和新现象的出现。波尔的原子模型理论的出现，中子、裂变的发现，都是这样的过程。”钱三强准确地总结了这次科学发现的精髓。

　　虽然只有300多字，但与女科学家何泽慧相关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等都跃然纸上。

　　“把术语还给专家，把知识传给读者”

　　写人物通讯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中刻画，挖掘其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特征。在矛盾冲突中，在强烈反差中，往往最能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写科技人通讯也应当用好这个利器。科技人物同样生活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但最能反映科技人物本质特点的矛盾冲突在哪里？当然是在他们的科研活动中。我们尤其应当注意在科技人物的思维和思考中发现矛盾和冲突，那里往往绽放着人类智慧高原上最绚丽的奇葩。

　　较之描述那些可触可感的事实，采写这样的内容当然要难得多，但惟有如此才能写出真正的科技人物通讯。要想偷懒，开始就别接这活儿；而一旦接了，还就得这么做。事实上，只要尽心用力，大多数人都能做到。

　　《湖北日报》2015年5月22日2版发表通讯《裴端卿：用细胞重塑生命》，这样报道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裴端卿：

　　按照裴端卿团队的最初设想，人体的多能干细胞和相关细胞的结合，就能形成所需要的人体器官。

　　裴端卿团队列出了上百种可能的牙齿再造方案，从中，他们又筛选出了十种方向进行探索，每一个方向都进行了数百次尝试。而每一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经过数千次的实验，在不断的失败中，裴端卿团队开始按照新的思路，利用干细胞分化成的上皮细胞再次合成牙齿。三周过去了，成牙终于形成。它具有人的染色体基因、符合人类牙齿的正常结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一个在探索未知的峭壁悬崖上登攀、百折不挠且慧心巧思的当代科学家。

　　到科技人物的科研活动中寻找新闻素材，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把他们专业性很强的思考与实践用新闻语言表达出来？作为科技新闻的一种，科技人物通讯在写作方面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障碍就是通俗化。

　　各种媒体上很多涉及科技的报道都像天书一样难懂，因为里面有太多的术语。当一则科技新闻里大量充斥着艰涩的术语的时候，那通常不是因为我们的记者或编辑想炫耀自己的学问，而是由于他们在这些术语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所以只好采取一种偷懒的办法，直接把术语堆积上去。结果是得罪了广大读者，讨好了少数专家，很可能连少数专家都不领情。这是我们科技报道中存在的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十几年前就提出这样的口号：“把术语还给专家，把知识传给读者。”

　　话虽是这么说，但科技新闻中完全回避术语恐怕不现实。在科技新闻，特别是科技人物通讯的写作过程中，处理术语需要遵循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是：有利于新闻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要让读者理解你向他讲的这个故事的“新闻”在什么地方。根据这个原则，凡是不影响读者理解新闻要义的术语，应尽量在报道中回避；凡是对理解新闻要义关系重大的术语必须表述得浅显，或解释得明白。

　　要想写好科技人物通讯，必须处理好术语的问题。要处理好术语的问题又离不开两件事，一是解释，二是翻译。解释就是根据理解，用类比、详析、图表、背景介绍、相关链接等各种手段把一种专业表达阐释清楚，让读者明白。翻译是指把一种学术的说法用你自己的语言，也就是大多数人都能懂的语言讲出来，让读者理解。解释和翻译，这是科技新闻包括科技人物通讯写作的基本功。一则好的科技人物通讯，无论如何都离不开这两样法宝。

　　《解放日报》2015年6月7日一版刊发通讯《记上海光源束测系统负责人冷用斌》，开头是这样写的：

　　如果将我国迄今建造的最大科学工程上海光源，比作一台超级照相机，其“闪光灯”的亮度是普通照相机的亿倍；“快门时间”，也就是两个光脉冲的间隔，在2纳秒，相当于一眨眼功夫，就已经“咔嚓”几十万下……正是这一跑进世界第一梯队的技术参数，帮助我国科学家看清微观世界的纤毫变化，许多新发现由此开始。

　　把国家投资12亿元的这个大科技装置深入浅出地描述出来，是要动些脑筋的。本来是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天文数字和专业术语，经过这样的加工，三言五语便让人听懂了，也接受了。这就是解释和翻译的力量。

　　写好科技人物通讯不容易。特别是对于一个尚不熟悉采访对象研究领域的外行记者来说，从准备采访到完成写作，可是一个不小的工程。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心血和汗水，没什么捷径可走。这是难事，也是乐事。

　　（作者为科技日报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