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媒介融合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公共政策，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设计；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与确保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是辩证且统一的。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业界的渗透与应用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其中“机器新闻写作”尤为瞩目，亦成为学界研究热议的话题。

　　综观相关论文，基本围绕下述两个论题展开：

　　一是技术驱动创新，机器新闻写作势不可挡。学术界几乎一致地认为，机器人参与写作，带来了写作效率的提升、可以7×24小时地不间断工作、优化了对数据和资料的使用、实现了对受众精准且个性化的传播，而且从行业整体来看，会导致优胜劣汰，实现对新闻传媒业“落后产能”即墨守成规、因循守旧者的淘汰。其带来的根本变革是，新闻业的模式已从PGC（专家或媒体生产内容）到了UGC（用户生产内容），正在向AGC（算法生成内容）转变（喻国明，2015）。

　　二是人该怎么办，机器时代新闻生产中人的价值在哪里。当新闻从业者面临机器人的挑战时，学界给出的答案整体上趋向乐观——人不会被机器取代（彭兰，2016）。但学界也指出，新闻从业者需要居安思危，意识到机器时代或曰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人的“价值位移”（喻国明等，2017），必须思考人与机器要如何配合，才能在人机对话中实现功能互补与价值匹配，最终在不断提高新闻生产效率的前提下为消费者呈现出多元化的、受青睐的新闻作品。

　　通观学界热议和业界追捧，笔者认为，基本上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话题：新闻写作，不是谁来写的问题，而是为谁写的问题。无论机器人写作多么时髦、多么创新，其只要应用于我国的新闻采写实践，就必然要在我国的媒介体制和新闻实践下运作，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

　　第一，必须指出的是，机器新闻写作预设的前提是新闻客观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正是由于坚信新闻采写是专业技能，记者可以客观、中立、平衡、价值无涉、如旁观者一般予以采访和写作，才可能推导出由机器人通过人工智能学习辅助甚至代替记者的命题。数据采集、数据加工、自动写稿这几个环节，无一不折射出新闻客观主义的价值观，一切工序在办公室里、电脑上和数据库里完成，并不需要观察、思考、走访以及纳入任何主观的思想态度和立场倾向。而这一点，恰恰是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倡导的大相径庭，也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要求“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旨趣相异。

　　李彬教授在《再塑新闻魂——浅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科学与价值》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定义为“中国新闻业的灵魂”（李彬，2016）。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

　　首先说实事求是。从表面来看，机器人写作最“实事求是”了、比人都要“实事求是”，殊不知实事求是应该体现辩证唯物论而不是机械唯物论。换言之，并不是使用的数据是真实的，呈现出来的就是整体真实，需要新闻人从大局上辩证地予以把握和揭示。诚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转引自李彬，2016）

　　再谈群众路线。如果说实事求是还可以是某种程度上的人机结合的话，群众路线或曰“走转改”则恐怕是机器人无法企及的，也很难代替人的。当前新闻业的浮躁之风已然让人担忧，当有了机器人后，恐怕记者将更加懒惰，坐在电脑前人机对话一番，不出几分钟就是一篇稿件；文风也会进一步地八股化、程式化，写出来的文章可能会味同嚼蜡。进而言之，技术驱动创新的话语已经逐步从业界拓展到新闻教育领域，如今新闻学教育强调的都是新技术、新玩意、新技能，泥腿范儿的学子沦为边缘，或者根本无人愿意去做，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多媒体复合型人才成为追捧的对象。机器新闻写作毫无疑问是在这一趋势上再烧一把火。

　　再论独立自主。机器新闻写作起源于美国。无论是谷歌还是美联社，其斥资巨大推陈出新，目的何在？笔者认为，一是凸显其在传媒产业的领导地位，二是加速新闻产业的更新迭代、提高从业门槛。如《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作者席勒所言，“把尖端的通信设备以及辅助服务广泛用于教导和说服消费者是发达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Herbert Schiller，2013）那么，我们将机器人应用于我国传媒实践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用这一技术与美国或欧洲的不同和差异在哪里？机器人学习的新闻语料库是什么模式、什么标准、什么立场？当其通过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时，会不会写出的文章都是标题党、八股文或者“人咬狗”旨趣的猎奇新闻？

　　第二，需要警惕机器新闻写作折射出的市场逻辑和消费主义倾向

　　无论是学界分析还是业界实践，都或隐或显地反映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优胜劣汰，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无法人机对话、调适自己的新闻人将被淘汰，无法拥抱技术创新、拥抱人工智能的媒体将被淘汰。然而事实上，机器新闻写作的经费投入门槛很高，更不要说，为了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还要不断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中投入。这恐怕意味着，全国大多数媒体机构是无法采用机器人写作的，面对少数群体如妇女儿童、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的行业媒体、专业媒体更是负担不起的。那么，他们都将面临淘汰的命运吗？

　　在美国的媒介体制下，传媒首先是产业、基本诉求是经济利益，当然也兼具意识形态的功能；然而在我国的媒介体制下，传媒首先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至少也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换言之，根本问题不是机器能否取代人的问题，而是新闻为谁而写的问题，鉴于我国的媒体要发挥服务人民、意识形态、舆论引导等功能，就不是简单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淘汰的问题，那些深入基层、为偏远地区和特殊人群提供新闻产品的媒体，即便在技术上、实力上是薄弱的，却也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中流砥柱；那些心系着土地、扎根在基层、裤腿上沾着泥巴，用汗水和笔写下感人故事的记者，即便不会使用时髦的技术，也搞不懂人机对话，却也是我国新闻事业的脊梁。

　　在围绕机器新闻写作的学界和业界话语中，还传达出消费主义的潜意识。一般都认为，通过机器写作能提高生产效率、能够实现新闻作品的精准分发，然而这些益处都是针对消费者的而不是针对人民的。所谓精准分发，是一种基于消费者阅读习惯而建立的大数据算法，简单地说，就是消费者爱看八卦新闻，媒体推送给他们的头条天天都是八卦新闻。如是这般，媒体完全是被消费者引导，而不是引导舆论与公众；如是这般，消费者将变得越来越是消费者，而无法通过主流媒体的主体性建构，变成真正意义上关心国家大事和民主生活的人民。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由于提高了阅读黏性，消费者在媒体上耗时更长，当然媒体是乐于见到的；可是，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恐怕加剧了传媒行业消费主义的流行，恶化了舆论生态。

　　第三，技术本身并不是价值无涉的，媒介融合不等于简单的技术融合

　　当前业界和学界流行的普遍思潮是，时髦的技术就是好的，就是前沿、就是趋势、就是方向。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就是要让传统媒体应用最新的技术，使之越来越时髦且有活力。笔者认为，这是很大的误区。

　　哈贝马斯在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早就指出，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作为生产力，科学技术渗入社会组织，形成一种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力量，形成一种“虚假的意识”，使人们不能得到自由、不能得到解放。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了生产率，而且巩固了资本主义统治制度的合法性，“在工具主义的地平线上展开了一个合理的集权社会”。（哈贝马斯，1999）

　　技术本身并不必然是价值无涉的，尤其是当我们把一个内化在西方资本和市场逻辑中的所谓“技术”引入到本土时，必须注意其反映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某种意义上，如果机器新闻受到普遍追捧、人机对话变成新闻学子的显学，将带来对传媒产业的变革甚至对新闻定义的颠覆。放眼当前如火如荼的媒介融合大潮，如中央厨房、两微一端、机器人写作等新鲜做法不断推陈出新，成为被学界和业界认可的典范。但仔细观之，无不是资金投入的大手笔，且往往是把西方的新技术、新潮流照搬到中国；地方媒体如果实力不够雄厚，那么至少也得开个微博、微信，才算有了媒介融合的标配。然而，除了所谓的技术融合之外，未见到在为人民服务、调研走访、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体制机制下有何突破，倒是各路媒体看起来都越来越像BAT（百度、阿里和腾讯）了。王君超、朱天牧把这些现象总结为三大误区，“互联网思维还是融合思维”“技术为王还是内容为王”“融合新闻必须是大成本、大制作？”（王君超、朱天牧，2015）。

　　陈昌凤、杨依军在《意识形态安全与党管媒体原则——中国媒体融合政策之形成与体系建构》一文中指出，媒介融合并不是什么互联网思维下的技术融合，而是党管媒体原则的延续。当梳理了我国媒介融合政策形成的历史经过后不难看出，其始终被放置在两个历史的、也是当代的语境下予以阐发，一是意识形态安全，二是全面深化改革（陈昌凤、杨依军，2015）。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19”讲话有关“意识形态工作是极端重要的工作”的总命题下提出这一命题，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决定写入“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可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和发展问题，而是涉及党在新媒体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我们党的新闻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在新时期的延续和发展，是在新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下对技术驱动且瞬息万变的媒体融合趋势做出的回应，核心目标是确保党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在新媒体格局下依然拥有主流地位、发挥引领作用。

　　媒介融合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公共政策，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设计；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与确保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是辩证且统一的。因此，在媒介融合大背景下予以创新，始终不能忘记和坚守的应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新闻实践的“初心”。技术创新只是手段之一，“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才是根本性问题。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