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罗建华
　　一
　　8月23日，菲律宾发生恶性突发事件，载有21名香港游客的旅行大巴遭受劫持，8人遇难，华人世界震惊之余深感悲恸。次日，武汉各报首发报道，报社一位资深人士浏览后，认为“劫持”之“持”不能省略，颇有见地。
　　从报道可以看出，对这一恶性突发事件的准确定性，应当是“劫持”，有3家报纸作了准确表述，也有3家报纸却省略了“劫持”之“持”，以“被劫”、“遭劫”为题见报。这一省，显然容易省出歧义，一眼扫去可误为“抢劫”——尤其“被劫”、“遭劫”的前面是“旅行团”和“游客”。
　　“抢劫”与“劫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犯罪行为，误用后读者就不能通过标题，以最短时间准确获悉这一突发事件的性质。尽管有的报纸在副题中出现“人质”字样加以补充，但都不如主标题一步到位准确描述来得直观。
　　是的，新闻标题追求简洁、控制字数是必要的，然而绝不能以“省”伤义，不能省略的坚决不能省略。遗憾的是，第二天，在这一突发事件的连续报道中，此类不当省略再次出现。8月25日，在报道菲律宾副总统将来我国说明调查情况时，大多数报纸使用的是“来京”，显然又欠准确。
　　“京”一般有两种用法，一是泛指代各国的京城即首都，比如莫斯科被称为“俄京”、里斯本被称为“葡京”；二是特指我国的首都北京。因此，“赴京”的相对关系，应是我国地方与首都的关系，而不是他国和我国关系。在外交中，“北京”也指代中国或中国政府，但未见过用“京”来指代。另外，从方位上来讲，“赴”是由此至彼、由近及远，也不适合于从遥远的马尼拉到北京，我们报纸面对的是本地读者。
　　这样看来，武汉晨报、楚天金报《菲律宾副总统将赴北京说明情况》处理较好，而“赴”仍不够准确。长江商报《菲律宾副总统将来华说明情况》，则平白无碍，一下避免了两个差错，表达完美。“来华”与“赴京”字数相同、语义有别，准确而精到。
　　另外，有两家报纸的报道标题中，没有标明“菲律宾”，缺了地点这一要素，不能不说是一个瑕疵。

　　二
　　新闻报道事实，首先要“准确”；“准确”之外，还要力求“得体。”
　　所谓“准确”，要严谨到具备“唯一性”，只能是其一，不能有其二。“死缓”就是“死缓”，而“死刑”则包括“缓期执行”和“立即执行”，含糊其词是“要出人命的”。
　　所谓“得体”，要细微到注重“差别性”，表达媒体的态度，在语境中体现微妙的感情层次。“死亡”、“丧生”、“遇难”，描述的是同一事实，但表达是有差异的，反映不同程度的情感。
　　从“得体”上看，《香港游客被劫事件流血收场》中的“流血收场”，用于人质遇难这一不幸事件的结局，失之轻慢，尽管凤凰卫视和其他媒体也这么说，都是值得商榷的。新闻要客观报道事实，但同时要照应公众的心理感受，有所讲究，这也是社会公德。如，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到事发现场视察，两次面露笑意，作为国家元首和公众人物，这一细微表现伤害了公众感情，招来一片反感之声，不得不道歉。
　　新闻史上有一个为业界所称道的佳例。1991年，海湾战争在国际社会多方斡旋后仍然爆发，新民晚报用的标题是《海湾战争还是打起来了》，一个“还是”，就深深表达了全球绝大多数公众不愿意看到这一结果的感受。那么，“流血收场”如果调整为“终于流血”，是否在惋惜中包含一种痛心呢？
　　长江商报当天的报道“死亡大巴”更为不妥，情感色彩有些“冷血”意味，似乎在讲述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好在副题中，该报唯一使用了“8同胞遇难”的表述，与其他报纸 “8游客遇难”相比，更能传达同是中国人的血脉相连之情。武汉晨报此后连续几天用专版做追踪报道，版名为“港胞喋血马尼拉”，其中“港胞”亲切可感。
　　我们每天都在处理新闻，每天都在做标题，看起来是寻常技术活儿，轻车熟路，出点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要想到，报纸当属社会公器，不只是准确、得体地传播新闻事实，还有准确、规范地使用语言文字，为公众作出表率。

　　三
　　文字是神圣的，它不仅传播内容，本身也是传播。王安忆身为作家，又当过《儿童时代》杂志的编辑，就特别注重文字的准确、规范，特别强调“文字是传播，不能太随意”。她回忆说：“以前我在《儿童时代》工作的时候，如果出一个错字，是件天大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太随意了，每个人都可以写作，有了网络以后，更加良莠不齐。”
　　新闻媒体承担着内容和文字的“双传播”，本身的示范价值天天在体现，却往往为我们所忽视。在日本，新闻媒体的自律精神很强，当我们把“规定出版物的编校差错率并进行考核”作为经验介绍时，人家反而感到惊讶，居然发问：“出版物为什么要错呢？”在他们看来，出版物是不能错的，这是社会责任。公众的文字表达，都以包括报纸在内的出版物为准，新闻媒体已成为公众使用文字的一个范本（雨田《出版物为什么要错呢？》，《中国编辑》2004年第六期）。复旦大学学者葛剑雄1990年访问日本时得知，日本公众的语言发音，都习惯以日本广播电台的播音为准，播音员也是万万不能错的（葛剑雄《谁说了算》，《文汇报》2004年6月4日）。这就像过去我国钟表不太普及时，我们“对表”都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整点报时为准一样，一旦有闪失，那不乱套了吗？
　　在我国，播音员随口说白字时而有之，报纸“无错不成报”也成为一种自我原谅的潜意识，麻木到见怪不怪，不断有差错像白米饭中的黑砂子十分扎眼，因而每受专家和公众的诟病。2006年6月2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一整版文章《语文丢失了什么》，作者是人民出版社新课标高中语文试验教材的副主编王丽。她在分析当年高考试卷时不客气地说：“语文试卷与其他学科的试卷不同，用来出卷的语言材料，应当文质兼美，即应该反映出汉语本身的特质和美。出题者不能随便从哪本书中找一篇文章让学生分析，更不宜使用报纸语言。因为这种语言本身缺乏汉语的典范性，更缺乏汉语的美和生命力。”这不使我们报人汗颜吗？
　　唯其如此，报纸在语言文字方面追求典范性，义不容辞。否则以讹传讹，对公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产生误导，影响很难消除。上世纪5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就对人民日报特别关注，曾经每个月给编辑部写一封信，指出不妥之处、提出如何改进。编辑部也非常重视他的意见，因此报纸的文字质量一直保持上乘。
　　当下，媒体高度发展，特别是网络媒体深受青年受众喜爱，在语言文字方面，产生很多了不起的创造，丰富了我们的母语宝库；但同时又出现异化、滥用等现象，削弱了它的纯洁性和规范性。报纸作为纸质出版物，白纸黑字，独到的示范功能就摆在大家眼前，我们从业人员应当一丝不苟。
　　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的一个小故事给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在念一句台词时使用了“电线竿”，引起同行争论，大都认为他错了，应当是“电线杆”。而他回答：这个词我查了几部字典，也反复琢磨过，发现了一个规律——凡是长一些的东西都念“竿”，如“钓鱼竿”、“晒衣竿”、“太阳八竿子高”；凡是短一些的东西都念“杆”，如“麦杆儿”、“笔杆儿”、“烟袋杆儿”，所以“电线竿”不能念成“电线杆”。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孙道临为什么如此认真呢？我想，电影和媒体一样，都是公共文化产品，如果不把“杆”、“竿”弄得清清楚楚，大家就会照着念，还会说：“孙道临都这么着，错不了！”那不贻害社会吗？
　　文章千古事，包括本文在内，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差错。所以，孙道临的“两个凡是”，反映了老一辈艺术家在语言文字上的严谨态度，我们在祟敬之余，真该见贤思齐啊！

　　（作者为武汉晨报总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