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分析与展望
2023-03-24 16:36:11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2月下 作者:李莹
摘要: 摘 要: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1997年以来我国有关媒介素养的有效文献进行研究,梳理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历程,归纳我国媒介素养研究主
摘 要: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1997年以来我国有关媒介素养的有效文献进行研究,梳理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历程,归纳我国媒介素养研究主题,探测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前沿,并对我国媒介素养研究进行展望。
关键词:媒介素养;媒介认知;数字素养;网络素养
西方媒介素养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媒介素养进行了不同的概念界定。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在1992年给出的定义是,“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的能力以及思辨和反应能力”[1]。英国媒介教育学者大卫·帕金翰认为“媒介素养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2]。媒介素养已被普遍认为是媒介认知基础上的一种媒介理解与运用能力。1997年卜卫发表题为《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的论文,被认为是我国媒介素养研究的源头。21世纪以来,媒介素养逐渐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本研究归纳我国已有的媒介素养研究成果和当前的研究热点,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为我国媒介素养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我国媒介素养研究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为检索工具,检索条件设置为:主题=“媒介素养”;检索范围选期刊;检索时间为所有年份;检索来源限定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删除书评、会议报道、访谈录等不相关数据后,得到有效数据2703条,即本研究样本。研究采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进行分析。由于第一篇相关文献发表于1997年,因此在Citespace中设置时间跨度为1997-2022年,时间切片设为1年,裁剪方法选择关键路径算法。
(一)研究主题。利用Citespace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中介中心度超过0.1的关键词有:媒介教育(0.39)、青少年(0.36)、网络(0.32)、价值观(0.27)、媒介(0.26)、大众传媒(0.19)、网络直播(0.14)、影响(0.12)、网络舆情(0.11)。中介中心度反映某一关键词和其他关键词的紧密程度,一个词的中介中心度越高,重要性越高,中介中心度高于0.1的关键词被认为是高中介中心度词。
进一步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把关联紧密的关键词组成类团,运行发现Q=0.8783,S=0.9711。Q值和S值用来衡量聚类的合理程度,一般当Q>0.3,S>0.5时,认为聚类置信水平较高。取包含关键词较多的类团,合并意义相近的类团,同时结合高中介中心度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到媒介素养研究主题包括:
1.媒介素养概念与内涵研究。该类研究在技术演进视域下探讨媒介素养的概念与内涵,辨析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在Citespace中导出聚类信息,可得出本聚类主关键词有:媒介融合、媒介认知、大众媒介、媒介使用、大数据、数字素养、网络素养。这类研究既引进海外观点,又关注本土特征,努力在媒介素养概念的全球视野与在地经验之间寻找平衡,对建立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体系具有学理意义。如卜卫对国外公民媒介教育的概念、内容、发展进行了系统梳理[3],史安斌、刘长宇指出“数字素养”是数字化生存状态下“媒介素养”的进阶版[4]。
2.媒介素养与网络环境建设研究。该类研究聚焦于媒介素养在网民公共事件参与、政府网络舆论引导、网络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及运用路径研究。在Citespace中导出聚类信息,得到本聚类主关键词有:网络舆论、突发事件、网络谣言、网络直播、社交媒体、短视频、政务微博、传播机制、价值观。这类研究对应对网络谣言、舆论圈层过度凸显等问题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升公职人员用网治网水平。如刘鸣筝、孔泽鸣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公众谣言辨别能力与个体特征显著相关[5],彭兰提出媒介素养要提高民众对算法风险的直觉意识与防范能力[6]。
3.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该类研究聚焦公民媒介素养教育内容、价值取向、实施路径的探索。在Citespace中导出聚类信息,得到本聚类主关键词有:青少年、媒介教育、手机媒体、传播学、保护主义、价值取向、媒介信息、领导干部、农村受众。这类研究注重研究对象的群体化定位和同质化特征,强调实效性路径建构。对大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重在探求广泛的跨学科知识,且认为针对青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应“因代而异”[7]。
(二)研究趋势。在关键词聚类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呈现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分析各时区节点关键词特征,可以发现我国媒介素养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1.概念引进阶段(1997—2004年)。这一时期着力于引入与借鉴,关注我国对媒介素养的“需求”。文献高频关键词有媒介教育、媒介信息、保护主义、大众传媒、未成年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介绍国外研究成果,借鉴国外实践经验,探讨媒介素养结构,讨论未成年人媒介素养提升的紧迫性。研究以主观评述和定性分析为主,不能把握我国民众媒介素养现状,缺少结合我国国情的实践性的研究成果。
2.本土化拓展阶段(2005—2010年)。这一时期着力于媒介素养理论的本土化拓展与应用。文献的高频关键词有大学生、大众传媒、媒介信息、和谐社会、新媒体、青少年、农村受众。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三个新趋势:一是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出现了实证研究成果;二是研究对象得到扩展,教师、农民工、领导干部均进入研究范畴;三是研究逐步精细化,开展了媒介素养课程研究、路径与方法研究等。
3.创新应用阶段(2011年至今)。这一时期的研究致力于用媒介素养理论与方法解决我国新形势下的实际问题。新出现的高频关键词有自媒体、微博、社交媒体、媒介融合、网络舆情、网络谣言、微时代、短视频、价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出现三个新趋势:一是不仅强调媒介批判与运用,也强调媒介共享与内容生产;二是注重解决历史坐标中的真实问题,观照侵权、网暴行为、网络谣言、媒介依赖等问题的解决;三是概念进一步演变,数字素养、动态素养等相关概念进入研究者视野。
(三)研究前沿。关键词突现分析可以探测一段时间内突然涌现的关键词,从而反映研究的演化趋势。在Citespace中设置时间跨度为2011—2022年,运行并进行关键词突现性检测,得到突现强度高且突现时间延续至今的关键词如下表所示。分析以上突现词所在文献,可以得到媒介素养研究前沿包括:
表:突现词统计
关键词 | 强度 | 突现时间 |
短视频 | 7.54 | 2018年 |
社交媒体 | 7.05 | 2016年 |
网络直播 | 4.13 | 2017年 |
数字素养 | 3.81 | 2017年 |
后真相 | 3.36 | 2018年 |
媒介融合 | 2.94 | 2018年 |
老年群体 | 2.92 | 2019年 |
数字鸿沟 | 2.87 | 2019年 |
人工智能 | 2.86 | 2017年 |
1.媒介素养与新型社交情境研究。技术赋能使原本的“受众”成为“用户”,成为传播主体。当前无媒介不社交,媒介素养视域下社交媒体使用研究、基于媒介的社会生活与网络政治参与能力研究将持续占据前沿位置。可以预测,当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进一步消解,媒介随着沉浸式设备的成熟向人反向延伸,从而使人也成为媒介的一部分时,媒介素养框架将进行根本性重构。
2.依托媒介素养理论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研究。智能化网络时代,科学与伦理的结合与分野难以厘清[8]。算法重塑媒介运行逻辑,导致人们的个性化需求演变为算法控制下的被动需求,产生一系列相关社会问题。依托媒介素养解决信息茧房效应问题、媒介信息沦为消费工具问题、后疫情时代社交媒体公共治理问题、老年人媒介化生存问题、对算法生产资讯的批判性思维问题、后真相应对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将持续进行。
3.技术演变视域下概念发展研究。随着媒介底层技术的演变,对媒介素养概念的讨论一直进行。这类研究有两种思路,一是对媒介素养内涵进行扩展,如臧海群提出媒介素养的多维向度理论[9],李炜炜提出5G时代的媒介素养蕴含技术素养、符号素养与情感素养于一体[10];二是演变发展出新的概念,如卜卫指出数字素养涵盖了以往的信息素养、ICT素养和媒介素养等[11],张舒予、赵丽、周灵提出“视觉—媒介信息素养”这一更具有综合性的素养名称[12]。
研究展望
作为一种理论的媒介素养研究,应为解释社会现象提供新的视角;作为实践的媒介素养研究,应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本研究结合上述分析与媒介技术演进趋势,对媒介素养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一)国家立场导向下媒介素养研究的走向与格局。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舆论场的较量升级,互联网场域的意识形态属性更加突出,媒介素养研究要有国家治理视野和国家安全意识。首先,要发挥媒介素养在抵制西方文化渗透中的作用,探索提高公众信息辨识能力的有效路径,帮助公众认清不同媒介的符码、特质及思想输出的方式,认识西方价值观念、精神文化渗透的网络手段,理解事实与观点的区别,对国际舆论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其次,要致力于解决我国现实问题。很多人只看到互联网扩展了个体表达的渠道,却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是一个公共空间,个人权利在公共空间的使用有责任限制。大量的宣泄式表达造成互联网上的信息博弈,传统价值与新的秩序产生冲突,民众既容易产生情感为先的盲从,也容易产生个人立场下的盲目质疑,无形中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从以上意义上说,媒介素养研究要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宏观目标,加强顶层设计,从国家利益保护出发,使媒介素养研究与实践成为具有规划意义的国家导向行为。
(二)个体需求驱动下媒介素养研究的新视角。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受众”名义上是“众”,但其实是互联网上的一个个具有积极主动性的个体用户。随着媒介更迭,这些个体始终处于“媒介化”的过程中,具有完善自我的新需求,为媒介素养研究衍生出新视角。首先,物理与数字生存并行,人对媒介的依赖更为突出,很多人时刻在网络社交,而在现实世界中的社交活动却在减少,物理“我”的需求被忽视。这种趋势下,媒介素养研究中关于媒介认知、社会协作素养部分的研究应被进一步强化,以回应物理“我”的真实需要。其次,共享共生使“围观”也能产生生产力,网络上的观者可以推动事件发展,甚至成为事件的共同创造者。如网络直播及大量的网络反转事件,都是传播者与围观者共同创造的。“每个人”的影响和意义被放大,共享共创视角下的自我赋权和责任意识研究成为媒介素养研究新的突破口,且更加突出研究对象的全民化特征。再次,新媒介社交中新语言等的出现促进了新习俗、新秩序、新要求的出现,个体一直处于媒介化过程中,个体的媒介素养水平始终是一个变化着的量,须在动态视角下开展媒介素养测评研究,建立动态跟踪评价体系,注重评价信息的过程性积累。
(三)技术发展背景下媒介素养研究的新维度。随着媒介底层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感觉和判断将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媒介制约,媒介素养研究的新维度也将进一步形成。首先是新媒介环境下的媒介素养新内涵研究。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媒介与生活的边界将逐渐消失,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将进一步融合。当有一天媒介后退到背景中,成为人类看不见的终端时,个体的媒介思维将被重塑,个体的媒介行为将进行自我进化,基于媒介演变产生的新问题、新诉求会促使媒介素养的内涵更加丰富,价值教育、伦理教育、新文明形态教育急需提上日程,人类需要更多元的素养完成这场数字化迁徙。其次是媒介认知研究。媒介是个体经验的主要来源,而任何媒介信息都是经过人工精心加工的产品,反映了生产者的主观动机和选择,当人类生活空间即媒介时,更是如此。另外,大数据使社会生活进入全部人为全部人服务的时代,个体喜好与习惯被判断,即使主动的用户也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被动状态,产生更多的内心驱动来信任媒介,把媒介反映的现实当作现实本身。因此,剖析新型媒介的建构方式与传播机理、增强民众对新媒介的机理辨析和了解、帮助民众形成正确的媒介认知应成为下一阶段媒介素养研究的重要内容。
(四)未来话语指向下媒介素养研究的自身变革。未来的媒介系统具有复杂的生态性特征,有望颠覆人类生活方式,重构传播规则,这要求媒介素养研究本身进行深刻变革。首先是媒介素养研究逻辑的变革。以往研究往往建立在“媒介通过自身特征影响人”的假设基础上,认为媒介是人类生活中的固定实体。而未来媒介将成为“看不见的存在”,如空气般存在于人类日常生活中,研究的起点应成为“以人为中心的所有存在”。其次是媒介素养研究方法的变革。以往研究多使用思辨法、调查法,无法解决新媒介时空中的一些问题,如在未来媒介世界中,一个人针对不同技术表现出的媒介素养在多大程度上相通,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虚拟时空中保留下来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跨学科的实验法、情感分析法等得出结论。再次是媒介素养研究工具的拓展。以往研究工具多为问卷、量表以及研究者本身。在将来,虚拟与现实高度互通,适应了中介化互动的人们需要重新适应虽虚拟但面对面的感知情境,并产生“无实体身份的媒介素养”的定义与测量问题,须借助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新型工具开展相关研究。
结 语
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概念演进不断深入,理论研究持续发展。如今,提升公民媒介素养成为应对数字媒介时代很多问题的通用策略,媒介素养研究应坚持国家立场导向,关注个体需求和新技术发展,开展研究方法变革,切实满足新媒介演进中的社会需求。
【本文为山东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小学生媒介素养研究”(编号:2021ZD00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宫淑红,张洁.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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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彭兰.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茧”路径[J].新闻界,2020(01):30-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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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作苏.媒介素养:科学与伦理都不可缺位[J].青年记者,20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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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卜卫,任娟.超越“数字鸿沟”:发展具有社会包容性的数字素养教育[J].新闻与写作,2020(10):30-38.
[12]张舒予,赵丽,周灵.视觉—媒介信息素养:新综合性素养的概念提出与教育实践[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1,(06):32-39+48.
(作者为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2月下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