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社交媒体的发展为现代科学传播提供了多元化的实践场景，也拓展了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渠道。本文通过分析科学传播对话模型中

　　摘  要：社交媒体的发展为现代科学传播提供了多元化的实践场景，也拓展了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渠道。本文通过分析科学传播“对话模型”中的主要对话模式，从符号学角度揭示科学家形象在不同对话模式和媒介平台中所呈现的符号表征与意义，继而分析不同模式下科学对话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改进措施，以期为构建更加完善的科学传播对话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科学途径提供借鉴。

　　关键词：科学家；科学传播；对话机制；符号表征

　　科学传播的发展主要经历了“科普”（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或称“公众参与科学/科学与社会”三个阶段[1] [2] [3]。不同历史阶段受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环境等综合因素影响，体现出不同的科学传播理念和传播模式。与传统科普的单向知识灌输相比，现代科学传播强调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互通、对话与交流，公众也被置于和政府、科学家群体同等重要的位置[4]。尤其在个人角色多元化的新媒体时代，每一名社交媒体用户都能够成为科学信息的编码者、传播者和解译者，科学传播的“民主/对话模型”也有了更广阔的实践场景。本文围绕新时代科学传播这一话题，探讨科学传播的对话机制以及科学家形象在不同对话模式中的符号表征与意义。

　　科学传播的对话机制

　　2000年，英国上议院发布的《科学与社会》报告认为，科学传播应该聚焦于科学家与公众的对话[5]。科学传播的“对话模型”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强调科学知识与技术成果传授主体多元化，重视公众理解和参与，坚持批判性思维，考虑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全民科学素养提升。理想化的“对话模型”体现的是科学家与公众间的深度互动和有效沟通。但现存的科学对话并不局限于这两者之间，尤其是媒介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政府组织、科研群体、主流媒体和公众等不同主体参与科学对话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多元场景，为科学传播“对话模型”的实践与检验提供了多种可能。在不同的媒介平台上存在着不同的对话模型，呈现出复杂的对话机制，推动着科学传播从传统的“科普型”走向“共同生产型”。科学传播的三种主要对话模式如图1所示。

　　（一）平行模式：公众间的科学对话

　　公众通常被视为科学信息的受体和载体，但过去研究者在强调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时，往往忽略了科学信息在公众群体内的传播与解码。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平台去中心化和反权威化语境下，公众试图通过传播科学信息来构建自我媒介形象、提升个人传播能力。

　　一般公众在传播科学信息时所采纳的信源并非全部来自科学家群体，特别是在科学素养水平较低的人群中，具有欺骗性的伪科学信息在夸张、离奇的标题及内容包装下容易被接受，并进行圈层内或跨圈层的二次传播。与此同时，由于信息接收者的教育背景、理解能力不同，即便是一些权威性的科学信息也容易被误读或曲解。例如，在新冠疫情初期，新华社微博账号“新华视点”发布消息“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冠病毒”，这一消息被公众在社交媒体平台转述后，“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治疗新冠肺炎”的论断不胫而走，一时间电商平台和线下实体店的双黄连口服液被一抢而空。虽然媒体信息中并未明确该药物的治疗效果，也没有以临床试验的有效性作为支撑来引导公众，但处于焦虑不安情绪中的公众极易缺乏理性思考，误读科学信息，甚至引发不当行为。


图1：科学传播的对话机制

　　由此可见，科学传播在公众间的对话模式属于群体内部的平行对话，缺乏专业性和权威性，在这种对话模式下，科学家处于缺位状态，如果科学家群体不能及时参与，科学传播活动中的“知识赤字”将越来越明显。

　　（二）纵向间接模式：科学家与公众的间接对话

　　科学家与公众的间接对话是当前科学传播活动中最常见的模式，政府组织、科普机构通过主流媒体将科学发现、科学观点或科研成果以文字、图片或视频等形式向公众发布，或者以举办线下科普日、科技成果展览、科技节等活动搭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桥梁，以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营造社会支持科学发展的氛围。科学家群体与公众的间接对话模式属于群体间的纵向对话，体现出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过程。

　　各大科学辟谣平台是间接对话模式的典型代表。2019年8月，由中国科协、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中央网信办等部门联合打造的“科学辟谣”平台正式上线，邀请数百位食品安全、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生命健康等科学领域的权威专家入驻，及时、精准辟谣网络中的伪科学信息，并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和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同时发布，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扩大传播范围、优化传播效果。

　　在这种对话模式中，信息源依然是科学家群体，政府组织、科普机构、主流媒体等二级传播节点将科学知识、原理、技术成果等科学语言转化为公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日常语言、网络语言等，最终将符合媒介传播形态的语言符号呈现在公众视野。虽然二级传播节点中的组织和个体通常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甚至掌握了远高于大众的科学知识和方法，但专业背景的差异和视角的不同会产生信息要点的遗漏和误读现象。因此，在科学家与公众进行间接对话的过程中，共享文化框架、语言框架，以事实为导向，推进科学家与公众的直接对话尤为重要。

　　（三）垂直模式：科学家与公众的直接对话

　　媒体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实现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直接对话提供了平台，而短视频的兴起则使两者间的对话从二维的文字交流变成了多维立体沟通。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中，公众对公共卫生、病毒学等科学信息的需求不仅限于准确性，还要求时效性、真实性和持续性，这进一步推动了科学家与公众展开直接对话。

　　在直接对话模式中，科学家群体从幕后走向台前，推动形成不同群体间科学传播的“咨询与协商模式”。但由于科学研究具有情境性和不确定性，科研过程的实时传播与科学技术成果发布、科学政策制定等存在着不同步甚至不一致现象。尤其是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同的观点，或者出现研究结果与研究预期截然相反的现象，这些问题容易为科学家群体和公众的直接对话带来分歧与争论，但就决策来看，政府和公民决策“临界值”所需要的科学知识并不一定会受此不确定性的影响[6]，且这种具有争议性的对话与讨论反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更广泛的关注，进而推动科研的进展和政策的制定。科学家群体不能因为追求科研成果最终的“确定性”而忽略科学研究的过程传播或者限定传播范围。

　　科学家在科学对话中的角色转化与符号象征意义

　　科学家作为形塑大众理解科学议题的首要因素，在不同的媒介平台、传播网络以及不同的对话模式中占据不同的位置，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不仅可以代表个人，也可以代表专业领域和政府/组织机构等。因此，科学家群体在科学传播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符号象征意义。

　　在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家皮尔斯看来，“一切思想都处于符号之中”，任何主体间的观念都需要通过具体的符号来表达。他确立了符号的三元传播模式，用“对象”“再现体”和“解释项”来阐释三元传播模式[7]。在科学家参与的科学对话活动中，“再现体”即科学家的形象符号和语言符号；“对象”可以是被科学家群体所指代的任何主体或意义；而“解释项”则是由公众结合个人认知、情绪体验等最终理解和接纳的科学信息以及继发行为过程。

　　符号存在的意义一方面是连接其所再现的某个实体或理念，另一方面是在解释者心中产生一种效力或呈现另一种符号[8]。因此，“科学家”符号表征成为对话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呈现形象的背后隐藏着思想和理念的共享，对科学信息的有效传播起到关键作用。

　　（一）个体意义的符号表征：“我”即信息

　　在直接对话模式中，科学家群体进行科学信息传播与交流的渠道多为微博、抖音、快手、B站等社交媒体平台。科学家在这个平台中的形象多代表个人或以其为代表的科研小团队，科学传播的目的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解决公众关心的问题、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等，形象建构具有实用性表意功能，是科学性与现实性的有机融合。

　　例如，曾获得“科普中国特别贡献者”称号的北京化工大学英籍教授戴伟在B站和抖音平台开设个人账号“戴博士实验室”，他所发布的作品与其科学研究密切相关，且大多数作品都由戴博士亲自参与制作，作品形式多样，包括情景剧、课堂再现、实验现场等。戴博士所代表的科学家形象通过通俗易懂、幽默风趣的语言符号，灵活多变、意图明确的肢体符号以及白大褂、防爆眼镜等所塑造的个人职业符号综合呈现。科研过程、科学原理通过多样化的信息内容和个性化的科学家形象进行传播和互动，弥补了政府和主流媒体发布科学信息时缺乏创新的短板，有助于拉近科学家群体与公众间的心理距离，弥合不同群体间的信息鸿沟，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提升公众科学素养。

　　（二）集体意义的符号表征：代表专业领域

　　在代表专业领域的科学对话中，科学家群体常常通过学术杂志、学术网站、学术会议、科普机构、主流媒体或者网络媒体进行科学传播活动。在这些传播场域，科学家更多地代表其所属的科学领域，是科研团体内部身份和外部形象的结合，是一种具有学术意义和集体意义的符号表征。科学家的学术观点通常转化为论文、专著等发表在期刊上或通过学术会议与同行、其他领域研究人员等进行思想碰撞，这种方式多以文字形式展开对话，但公众参与热情不高且参与渠道有局限性。

　　另外一种能够代表专业领域的参与模式由科普机构和媒体机构主导，例如，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的节目《打开科学之门》邀请了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青年科学家向大众传播前沿科技发展信息以及科研领域中与现代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热点信息；由中国青年报、中国科协与抖音平台联合打造的《院士开课啦！》则使得科学家代表专业领域利用二级传播节点与公众进行直接对话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这主要是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赋能实现的，也表明媒介技术更迭是推进科学家群体与公众直接对话的重要因素。

　　科学家群体在与科普机构、媒体的合作中，不仅代表着本专业领域的权威，也融合了媒体形象，侧面映射了节目定位，具有专业性与媒介表意功能，以传播内容多元化和节目形式的多样化来唤起不同声音和观点的碰撞，引发学术争鸣，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以及优质科普作品的产生。

　　（三）政治意义的符号表征：代表政府/组织机构

　　通过科学家代言人发表言论、表达观点是政府和组织机构树立公众形象的渠道之一。科学家是个人、机构和政府组织的综合形象符号，具有工具性意义，是科学性和政治性的融合，代表着国家意志和社会规约。公众此时关注的不仅仅是科学家形象的“能指”层面，更多的是其“所指”层面，即科学家群体所提供的信息是否可以满足公众对权威的认同，是否能够为其所代表的组织机构负责、为社会负责。

　　政府应急性科学传播活动是科学家群体的组织机构形象符号呈现的典型代表。由于社会重大突发事件的发展与后果不可预知，公众在互联网“信息疫情”的包围下容易产生情绪和态度的极化现象，迫切需要政府部门积极作出回应并进行舆论引导。此时，代表专业与权威的科学家群体便成为政府部门首选的内容来源和代言人，他们此刻的话语权并非“天赋”，而是在规制中的慎重抉择，需要在专业知识和既往经验基础上做出合理的分析与判断。

　　科学家群体所代表的组织机构形象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有力辅助，在提供权威信息、凝聚大众共识、维护社会稳定与良性发展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

　　科学对话中存在的不足与改进

　　（一）打破身份边界，提升对话意识

　　在平行对话模式中，科学信息来源不明确，容易在趣缘群体和同质化群体内形成圈层传播，一旦科学家缺位，伪科学信息或被误读曲解的信息便会畅通无阻地抵达圈层内任意节点，在具有强连接关系的圈层内部形成共识，并进行跨圈层传播，甚至左右科学舆论风向。而在以主流媒体等为二级传播节点的间接对话模式中，由于节目框架制约，科学家难以成为科学信息传播的关键节点，也容易忽视自身在科学对话中肩负的监督矫正职责，形成“在线”而“不在场”的被动局面。

　　吴文汐等人的调查研究再次证实了目前科学家群体与公众在线互动意愿并不强烈[9]。一方面是由于科学工作者缺乏外部环境激励，另一方面受制于科学家自身认知。在个人认知因素中，除了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出于对科学权威的维护。我国学者杨正通过对知乎平台中科学家群体的话语分析发现，他们会采用专业化、晦涩难懂的语言以及对立化的人称代词去建立科学家与公众间的话语边界，以维护科学家群体的科学话语权威[10]。这一话语边界的设置对不同群体的身份进行了区隔，拉开了科学家群体与公众的距离，降低了科学对话的有效性，弱化了科学家群体在对话中代表自我的个体意义符号表征，导致公众难以通过与科学家的对话去了解科学研究“黑匣子”的内部场景。然而在社交媒体时代，通过设置对话壁垒维护的科学权威并不能长久维持，还会在具有争议性的科学舆论风暴中加剧群体间的对立。

　　因此，打破身份边界、增强对话意识是科学家参与科学对话的前提。目前，我国已出台一系列推动科学传播发展的政策文件，但是在政策的细化与落地方面还需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尤其在强制性的科普细则出台前应充分征求各方意见，以保证科学家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完成科普任务，通过机制改革、经费配套、奖项设立等增加科学家群体参与科学传播的外部支持。此外，从考核体系上真正做到将科技创新与科学传播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推动科普成果转化为工作绩效，使科学家群体从科学传播事业中获得自我效能感，充分感受到参与科学对话带来的成就感和荣誉感，从而打破固有僵化认知，激发其参与科学传播与对话的原始动力。

　　（二）提升科学家媒介素养，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矩阵

　　新时代，科学传播的目标、渠道、应用场景正在发生着巨变，社交媒体的嵌入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多元化的平台，短视频、直播等形式被科学传播参与者采纳，科学家与公众的距离被无限拉近，科学传播的参与率和科学信息的触达率得到了提升。这种垂直化的科学对话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多级传播带来的语义曲解和信息误传现象，是实现传统科普向现代科学传播过渡的重要途径。

　　但科学家与公众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直接对话缺少媒体议程设置和节目框架限制，这容易使不同群体围绕非确定性的科学问题，如科技风险、科学伦理等形成争论甚至舆论对立，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科学家群体的回避心理。这些消极应对、避而不谈、淡出大众视野等举动加剧了“知识堰塞湖”现象的产生[11]，更影响了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尤其是在社会公共突发事件造成的危机环境中，真正的科学家群体失语将导致伪科学信息频出，使科学家群体与公众间的科学知识鸿沟由掌握科学信息数量差距的“知与不知”演化为掌握科学信息质量的“知真与否”，科学权威进一步被蚕食，公众支持科学发展的环境被破坏。

　　因此，科学家仅有参与科学传播的意识并不够，还要能够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转换为通俗易懂的媒介语言，同时也需要了解不同媒介特征、用户特点，具备直面广大网民、化解对话危机、传递科学信息、引导科学舆论的能力。然而既往研究则表明：我国大部分科研工作者鲜少有机会参加与科学传播相关的培训[12]，科学家缺乏在科学争议中应对媒体和公众的能力[13]，难以形成科学家、媒体、公众三者间的平等交流和良性对话[14]。这就需要政府、科普机构、主流媒体等主动承担科学传播的社会责任，积极搭建平台、提供交流和培训机会，帮助科学家群体了解媒体、掌握媒介使用技能、用好新媒体矩阵。而具备科学传播兴趣和基本能力的科学家也应充分利用媒介平台资源，积极参与多方共建的科普计划，如基于抖音平台的“DOU知计划”、B站的“知识分享官招募令”等，以优秀科学传播践行者为标杆，与社会各界形成合力，共同参与科学对话，提升科学传播效能。

　　（三）以公众科学信息需求为导向，贴近社会实际

　　科学传播强调科学家与公众间双向互动的过程，但是科学家在代表政府/组织机构与公众的间接对话中，往往采用单向的知识灌输模式，其身份的固化和形象的僵化现象难以避免，成为传统科普“中心广播模型”的再现场域。虽然科学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独立性，但是公众认知和地方性知识同样也是科学研究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因此，科学家群体在科学传播过程中也应充分考虑公众的需求，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等手段深入了解公众关注热点和信息需求变化，形成“政府—科学家群体—媒体”协同机制，贴近公众生活实际、丰富传播内容、开拓立体多维传播渠道，打造高效能的科学对话，以发挥科学传播对公众日常生活和行为的指导作用，使科学家形象的组织符号表征在体现出专业性、权威性的同时，具备社会贴近性和灵活性。

　　无论科学家形象在科学传播和对话中以何种符号体现，都需要明确：符号所拥有的意义并不完全取决于它所指代的“对象”,同时也取决于解码者对“对象”的认知[15]。在不同的对话模式中，需要科学家根据相应的身份定位，与其指代对象、解释项、对话模式以及媒介平台进行相互形塑和有机融合，才能使科学传播行为和对话具有信息价值和社会意义。

　　【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融媒体大数据的陕西高校网络舆情研判与应对机制研究”（编号：2019N00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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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刘娟.科学传播主体与公众对话——中国科学家数字媒介素养调查[J].科普研究，2020(05):49-56+109.

　　（王潇婉：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邮电大学数字艺术学院讲师；王长潇：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