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习近平的互联网舆论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观的最新成果，提出了互联网对外传播与对内治理的使命，指明了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的互联网舆论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观的最新成果，提出了互联网对外传播与对内治理的使命，指明了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方向。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精准扼要地回答了一系列影响互联网舆论发展的核心命题，点明了全球化时代正确认识互联网舆论的核心要求、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进一步丰富了其互联网舆论观的内涵。

　　形成背景

　　1.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多变

　　“中国威胁论”自“冷战”结束后就主导着西方媒体的对华策略，2010年谷歌高调声称“受中国黑客攻击”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网络审查”“黑客攻击”等炒作不绝于耳。但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的结构性位置不断提升，国际责任问题在外交战略中日益显著，“中国责任论”也很可能成为主流。

　　二者正如硬币的正反面。一面是“中国威胁论”，西方人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担忧，进而在舆论和政策方面进行遏制；另一面是“中国责任论”，反映了西方主流思想对中国责任的反思和认识，即中国如何与全球分享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①以互联网为阵地驳倒“中国威胁论”时，也需警惕“中国责任论”过度传播，谨防被施加超越发展现实的“责任”。

　　2.国内舆论生态尚存隐患

　　我国舆论生态整体呈向好趋势，但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平等性，受众自我表达意识膨胀等原因，仍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为热点事件发生时，非理性的意见领袖左右网络舆论，扩散谣言。尤其是突发性事件发生后，意见领袖散布虚假消息或偏激言论，短时间内攫取大量注意力资源发酵事件，形成“沉默的螺旋”，即公众误认为某种极端思想已占据主流，不敢表达正确观点。加之热传播中负面消息被扩大化，消极情绪呈病毒式扩散，负面议题被不断强化，正面消息难以到达受众认知领域。

　　形成过程

　　1.萌芽

　　互联网打破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受众不再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获取信息并积极反馈，媒介环境与舆论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因此，将互联网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成为大势所趋，以一套系统化、理论化的互联网舆论观指导工作也成为现实需要。习近平的互联网舆论观由此应运而生。

　　早在2002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习近平就曾在与全省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时提出“加强舆论监督”，这是他首次在公开讲话中强调把握“舆论工具”的重要性，可以视作其互联网舆论观的萌芽。但由于生产力水平和媒介工具发展限制，这些论述没有定位到“互联网”领域。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首次强调要把互联网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彰显了互联网在整个舆论体系的突出地位。

　　2.发展

　　习近平的互联网舆论观自2014年快速发展，与互联网爆发的临界点基本吻合。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亲任组长。这是我国首次成立中央层次的权威机构，以高规格、大力度、远立意统筹管理，体现了我国维护网络权益、加强信息监管的意志。7月的巴西国会演讲、8月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及互联网舆论的频率创历史新高。这一时期他从全球视角肯定了互联网舆论阵地的地位和作用，着眼信息安全，强调肃清国内网络环境，开展网络空间的国际合作。2015年，习近平分别于6月调研贵州，9月访美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出席中美互联网论坛、参观微软公司总部，12月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5次发表相关讲话，提及频率又创新高。尤其强化了“依法治网”理念，用词的感情色彩也明显加强。

　　这些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初步形成了他以建设“网络强国”为总体目标，以互联网斗争为核心思想的互联网舆论观。

　　3.完善

　　梳理习近平各时期的互联网舆论观可知，坚持党性原则和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而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则体现了鲜明的特色。

　　2016年4月19日，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高度总结了近年互联网舆论治理的经验，进一步确立了其互联网舆论观体系。这是当下认识、做好网络舆论工作最重要的价值指向和方法论依托，更是社会的敏感点，所以具有持久指导意义。②此次讲话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转变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从具体操作层面要求网管部门加强与网民的良性互动。

　　作为马克思主义舆论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的互联网舆论观是一套不断完善的理论体系，它将在实践中被作用和检验，实现螺旋式上升发展。

　　主要内容

　　1.基本判断：正视发展现状，占领舆论主导

　　就互联网覆盖率和网民数量而言，我国已成为世界互联网大国。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较2015年底提升2.9个百分点。③但因西方霸权主义长期操控着国际传播体系，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仍显弱势，从网络大国过渡到网络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乃当务之急。对此，习近平指出，“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动力。习近平立足现状准确判断形势，构成了其互联网舆论观的理论之源和现实基础。针对互联网舆论工作，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尽快掌握这个舆论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并精确指出问题关键所在：“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④可见，他既认识到了互联网舆论工作的现实性、紧迫性，也意识到了互联网舆论治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全面而深刻。

　　2.总体要求：遵循“共同价值”，改进宣传策略

　　基于习近平对互联网舆论环境的判断，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网络强国”的总目标及配套的纲领性要求。习近平的互联网舆论观遵循着从一般到个别、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规律，治理要求也从全局思想细化到具体措施。

　　舆论指导思想上，他在2014年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从符号学看，它与西方“自由、法治、民主”等“普世价值”具有字典义上的相同能指，但在语境内涵上有不同的所指。由于人们具有将类似和相似的事物视为一体的趋向和心理预设的定势，互联网普及又造成受众对信息选择性接触的余地减小，受众译码时易被“普世价值”鼓吹者混淆视听。但二者的本质截然不同，“普世价值”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准则。而“共同价值”立足于全人类共同利益，主体是世界人民，显然更具时代性、适用性。

　　舆论引导方式上，要密切联系群众，注重宣传策略。习近平2016年在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据叙事学观点，任何文本在本质上均会表现为细节与情节在特定结构作用下生成的“故事”，且这些“故事”都将在与文本阅读者的有效互动中被最终意义消费，进而产生影响。加之互联网打破单向传播模式，互动性明显。因此，宣传部门要及时获取反馈，对接受众需求，将党的方针、政策以符合群众传媒消费特点的方式注入新闻作品中，使受众能将其外化为自觉行动。

　　3.根本方法：坚持舆论斗争，完善体制机制

　　习近平很早就注意到了从不同角度对互联网舆论进行分类，其思想体系的建构也经过了从整体到局部的过渡。

　　宏观而言，要完善互联网舆论监管体制、机制。2014年，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表示：“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201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公布，与“依法治国”方针相辅相成，这是互联网舆论治理的制度基础。

　　中观而言，要坚持互联网舆论斗争，发挥主流媒体宣传引领作用。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都证明，舆论斗争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攻坚战，事关改革开放大局和政权稳定。习近平一直高度重视舆论斗争的主动性。2013年，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2015年视察《解放军报》时，他再次强调要“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生力军”。主流媒体应掌握互联网舆论斗争主动权，与其他大众媒介交相呼应形成合力，及时帮助受众明辨是非。

　　微观而言，要适应新媒体传播规律，运用新兴技术做内容把关。新媒体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对新闻源的垄断，创新舆论的把关方式是顺应科技发展的必然。习近平指出：“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时效与分寸也成为衡量互联网舆论工作的重要标准之一。

　　习近平将其互联网舆论观落实为具体的执政方略，整顿了国内互联网舆论生态，巩固了对外宣传共享的文化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生态环境变化调查核心数据报告》显示，八成以上的网民认为网络秩序变好、网络舆论环境改善。由此证明了其互联网舆论观具有科学性、战略性、可行性。只有充分学习把握它，才能变革旧传播，规范新传播，营造和谐清朗的互联网氛围，构建强有力的国家话语体系。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研究、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精品培育项目“新闻经典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KJ201004】

　　注释：

　　①张勇：《中国责任论的实质是什么》[N]，《光明日报》，2010年9月23日

　　②公方彬：《习近平“4·19”讲话确立新网络舆论观》，人民网，2016年4月29日

　　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701/P020170123364672657408.pdf，2017年1月

　　④《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蔡尚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烊枢：四川大学广播电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