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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口罩、封城的理解差异谈外宣自觉

2020-07-16 10:14:08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7月上   作者:林升栋

摘要: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东西方对戴口罩和封城的不同态度引发热议。中国词汇译成西方文字会存在严重的语意流失,甚至被“妖魔化”。

  东西方对口罩与封城的态度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东西方对戴口罩和封城的不同态度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意大利疫情初期,一名议员戴着口罩开议会,结果被群嘲;欧洲多国都出现华人戴口罩遭受歧视、谩骂的事件;2月初泰国公共卫生部长阿努廷痛斥不戴口罩的西方游客,表示这种行为将他人置于危险之中,应该被驱逐出境;瑞士人民党议员布劳赫开会时戴了口罩,被逐出会议大厅,只能在投票时进入;在坚持认为“美国人不应戴口罩以防止新冠病毒传播”数周以后,美国疫情日益严重,特朗普总统不情愿地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戴口罩的提议,之后立刻表示自己是不会戴的……

  武汉封城之后,西方媒体指责中国“专制”和“侵犯人权”,甚至将中国的方舱医院妖魔化为“集中营”;意大利疫情暴发后,想学中国封城,意大利民众不同意,要求“还我自由”,顺带一起抗议戴口罩;疫情严重后,西方国家“被迫”实施封城,也只是“半封”,因此收效不明显;封城后西方媒体标榜不是中国式的封城,表扬意大利封城是必要和勇敢的,批评中国封城是中世纪的,侵犯居民权利的……

  尽管随着疫情中心转移以及中国抗疫成效显现,西方人对戴口罩和封城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但将戴口罩和封城视为洪水猛兽的观念,短期内很难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分野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欧美对戴口罩和封城的抵触心理,有很多从文化角度做的解释。澎湃新闻、新浪和搜狐都有文章讨论为什么西方人不喜欢戴口罩,归结起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生病的人出门需要戴口罩,健康的人不需要戴。西方人从小的教育是“有病就在家休息”,如果带病出门满大街走,在西方的文化观念里是很恶劣的行为,会被所有人指责。口罩只适用于医疗救援人员、家庭医生、护士等,不适用于普通人。

  第二,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文化中,口罩往往只有“病入膏肓”的人才会戴,一个没病的人戴口罩,是非常不吉利的。而且,口罩会和“抢劫犯”“恐怖分子”“急救”等字眼联系在一起。①

  第三,口罩虽然源于西方,现代西方人对20世纪初“西班牙流感”肆虐期间戴口罩抗疫的历史早已陌生,口罩退出了欧美民众的集体记忆。②

  反观东亚,受人口密度、空气污染、花粉症等因素的影响,戴口罩变得司空见惯。对日本女性来说,口罩甚至是时尚穿搭的一部分。还有人通过口罩来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③对于东亚人来说,口罩保护自己不被传染。④封城无论是对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是迫不得已的措施,封城后个人的人身自由、工作收入、娱乐消费、社会交际等都会受到影响,甚至连基本的吃喝拉撒都可能成问题。儒家文化圈的国民,具备较好的组织性、纪律性、大局观和集体意识,比较容易配合。⑤而西方有小政府的政治传统,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限,在限制国家机器的统一动员能力上达成集体共识。⑥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西方大学生停课后还上街庆祝或去海边度假,民众要游行示威抗议封城。

  文化是一群人共享的价值观系统,它是后天习得的一种具有稳定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社会的行为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理想信念。文化虽然也是个动态更新的过程,但它一旦形成,其基本的价值体系就不会轻易变更。既然文化的“偏见”根深蒂固,那么在对外宣传中如何英译这些敏感词,以达成彼此间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就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晚清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以西洋传教士为主体编纂出版了近70部汉英、英汉双语词典。⑦其中,传教士马礼逊编撰的《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部汉英字典。⑧西方在建立中英文语义的对等性上具有先发和主导优势,近代中国则比较被动地接受这一标准。这一标准是以西方的价值体系作判断的。在不同文化间采用直接的语义翻译,可能会丧失很多重要的文化涵义。⑨以紫禁城英文翻译“The Forbidden City”为例,其中文名称紫禁城系借喻紫微星坛而来。紫微垣在三垣中央,是天帝居住的地方。皇宫在历史上皆属禁地,常人不能进入,故称“紫禁城”⑩。“Forbidden”只是将“禁”字译出,体现天人合一建筑思维的“紫”字就完全不见了。这里的问题在于,“Forbidden”在英文中不是一个积极的词,如果视故宫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在外宣中使用这个英译词可能会引发负面的联想。这个标签可能最初是西方人强加(imposed)的,而我们似乎也愿意接受这种“约定俗成”。相形之下,现在故宫网站英文版大量使用的“The Palace Museum”就比较中立,虽然也不能体现深层的文化意涵,但至少做到了中性的意思表达。

  在文化间传播中,由于涉及主位(emic)与客位(etic)的视角差异,使得同一词在不同文化中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文化间传播根本就是不同体系的对话,局部的剥离解读只会造成沟通障碍,只有将这种对话语境放在各自的社会/历史/文化脉络当中,才能完整地把握其意义,从而实现在文化交流互鉴中民心相通。长城的英译“The Great Wall”,从中国人的角度看,“Wall”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墙”,“Great”是“伟大”,有夸赞之意,满足了国人追求宏大叙事和民族自豪的想象。回到国际媒体的传播语境中,柏林墙(The Berlin Wall)、特朗普在墨西哥边境建造的边墙(Trump's Border Wall)等,“Wall”还是一个中性词吗?有趣的是,紫禁城的“城”翻译为“City”,长城的城却没有直译为“City”,估计是因为后者的城墙太长了。尽管长城在历史上的称呼还有方城、长堑、塞围、长城亭障、壕堑、边墙、边垣等⑪,这些涵义“The Great Wall”都难有体现。翻译的过程是个再创造的过程,必然带有价值判断。迪斯尼的城堡是“Castle”,会说是“Wall”吗?译词的选择会激发同时也限制读者的想象。

  口罩与封城的中英文意涵

  回到口罩和封城,重新探讨其中英文意涵,从用词与想象的角度一窥西方人的抵触心理。口罩的英文通常在媒体上使用“Face Mask”或“Mask”。“Mask”在柯林斯和牛津词典中,除了面具、面罩、口罩、假面、面膜之外,其动词义为伪装、掩饰、遮住、掩蔽、使对方不易察觉,不是一个正面的词汇。中文“罩”字,汉语字典释义为:第一,覆盖或覆盖物体的东西,如笼罩、灯罩、罩衣;第二,捕鱼或养鸡鸭等用的竹笼子,如鸡罩。从该字与其他词的搭配来看,有罩裤(在坏天气时作防护或为防污垢而穿在正常衣服外面的宽大长裤或套裤。亦称“套裤”)、罩面(鞋衬里上端罩的一块最后的装饰皮革或织物,常带有制作者的商标)、罩袍(罩在长袍外面的大褂或妇女穿的一种松大而无定形的袍子)、罩棚(门前或院子里搭的棚子)、罩裙(一种短裙,通常与大身连裁,束带或卡腰)、胸罩、笼罩、灯罩、床罩、被罩等。汉语“罩”有覆盖、遮住的意思,但没有伪装、掩饰之意。口罩在中文中是一个中性词。尽管主要护住口鼻部位,英文媒体语言很少用“Mouth Mask”,不如中文口罩精准。这可能与西方社会推崇言论自由有关,口上加罩,认为限制了自由说话的权利,因此他们宁可用宽泛的“Face Mask”。在电影中,西方的蒙面游侠,比如佐罗、黑郁金香、蝙蝠侠,都是蒙脸的上半部,只在眼部留两个洞,说话、喘气、吃饭、喝水、与女主角亲吻都不受影响,他们的形象是正面的,面罩是一种饰品。蒙住脸的下半部,就像此次疫情中的口罩,在西方艺术创作中通常是城市刽子手和盗贼的形象,罩住口鼻是一种欲盖弥彰的犯罪手段。

  封城的英文“Lockdown”,在美国有对囚犯的一级防范禁闭或一级防范禁闭期的意思,牛津字典的解释是把囚犯禁闭在他们的小牢房里,通常发生在监狱暴动警察重新赢回权利之后。所以,西方老百姓怎么会心甘情愿接受“Lockdown”呢?这是要把他们当成囚犯。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西方将武汉方舱医院想象成二战时的纳粹集中营。反观中文的“封”字,汉语字典释义为:第一,密闭,使跟外面隔绝,如封闭、密封、封锁等。第二,用来装信、钱等物的纸套,如信封。第三,帝王把土地或爵位给予亲属或臣僚,如封侯。第四,疆界,如封疆、封界。第五,限制,如固步自封。第六,帝王筑坛祭天,如封禅。第七,量词,用于装封套的东西。第八,姓氏。封城是第一个意思,使一座城市跟外面隔绝,没有西方的监狱之意。西方各国在疫情压力下宣布封城,也用“Lockdown”一词,但他们用“Shutdown”或程度更轻微的“Close”更多。“Shutdown”英文意思是关闭某些设施,“Shut”本身就有关闭、切断、停业的意思。

  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原先将传统中国词汇译成西方文字时存在严重的语意流失。中国文化常常被“基督化”,比如儒家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被译成基督教中的“Harmony”一词。中庸被译为“Middle Way”(中间道路)或“Compromise”(妥协),是戴着西方文化的有色眼镜来看中国文化。少数西方哲学家开始采用“中心和场域语言”(the language of focus and field)来解读东方文化,试图从东方文化脉络中把握一个词的意义。这种方法假定世界是由一个互动的“场域”构成,其间充满各种过程和事件,没有最终的元素,只有在现象域中不断变换的“中心”,每一个中心都与一个整体的场域联系在一起。⑫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就把“中庸”重新译为“Focusing the Familiar”(切中伦常),更贴近原意。然而,西方政客和媒体可能经意也可能不经意地利用了这种主客位视角的差异,在措辞中运用文化隐喻和媒体语境,使用看似中立甚至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有积极涵义的词,不会引起中国人的警觉,甚至让中国人自己也这样来称呼,客观上影响了西方民众的认知,“妖魔化”了中国的形象。

  外宣从自主到自觉

  既然语言如此重要,会激发同时限制着人们的想象,而且西方凭借双边话语定义的先发和主导优势,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负面话语来给中国贴标签,中国对外宣传不仅要做到英译自主,更要做到英译自觉。什么是自觉呢?

  首先,英译时要考虑西方受众的理解,这是第一层次的自觉。

  举个例子来说,“龙”在中国人心中象征着吉祥、繁荣,象征着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龙腾虎跃、龙吟虎啸、龙马精神、飞龙在天、龙凤呈祥等都传递这样的涵义。然而在西方文化中,“Dragon”象征着危险、可怕和凶狠。《圣经》恶魔撒旦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是罪恶的象征。将龙译为“Dragon”就会在东西方人脑中引发完全相反的想象。⑬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曾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Dragons”,会被西方人理解为“亚洲四怪物”。后来有人建议翻译为“Four Asian Tigers”,因为虎在西方人心目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不会联想到怪物和恶魔。⑭这个层次照顾到西方受众的理解,避重就轻的策略有其好处,但永远无法让西方人理解中国龙的深层涵义。

  其次,重要的文化象征或概念,使用音译,是第二层次的自觉。

  有学者就建议,龙的英译应使用音译。⑮一些学者将“阴阳”等同于“Naive Dialecticism”,杨中芳等本土心理学家就指出,“阴阳”和“辩证”思维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⑯得益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和期刊上使用“Yin-Yang”的音译,国际学界逐渐接受了这一概念。现在一些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普通西方人也知道这个音译了。音译词自然不宜太多,否则会让外国人阅读理解困难。音译词的推广需要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坚持不懈,必要时甚至可以像做国家形象宣传片那样,在西方主流媒体上以影像的形式宣传少量的音译词。

  最后,对于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的用语以及中国官方自主的翻译,即便约定俗成,也应保持批判性思考,是第三层次的自觉。

  对于外宣的翻译来说,做到严复所说的“信、达、雅”,即忠于原文、通顺畅达、优美自然三个原则,就是优秀的译者了。

  语言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语境会影响甚至决定人们对一个中性词的理解,语境差异是世界人民建造“巴别塔”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也容易被民粹和民族主义所利用,走向逆全球化和撕裂。

  中国的对外宣传不仅要及时发现自主英译中受约定俗成影响而被西方抓住把柄的敏感词,而且要敏锐审慎、逐字逐句去研究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的用语,建立科学的纠偏机制。西方媒体就他们的封城强调不是中国式的封城,中国的对外传播也可以借鉴这种解释的手段,及时告知西方民众中方用词和西方媒体用词的语义偏差,让他们听到两种声音,避免被西方用词所主导和误导。既然封城可以不是某国式的封城,那么脸罩当然也可以不是某国式的脸罩。把语境讲清楚,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海外受众的理解。

  注释:

  ①《为什么外国人不喜欢戴口罩? 中西文化差异大》,搜狐:https://www.sohu.com/a/382346867_120386122,2020年3月21日

  ②桂涛:《欧洲人对口罩“脱敏”的背后》,http://news.sina.com.cn/w/2020-03-21/doc-iimxxsth0784594.shtml,2020年3月21日

  ③《亚洲人人都戴的口罩,为何欧美人却有“抵触”心理?》,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591947,2020年3月20日

  ④《口罩进化史:让外国人戴口罩咋就这么难?》,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850621,2020年4月8日

  ⑤《意大利沦陷,欧洲即将爆发——为什么西方国家封城这么难?》,搜狐,https://www.sohu.com/a/379333134_135239,2020年3月11日

  ⑥鲁晓芙:《为什么欧美这么排斥“封城”?》,“鲁晓芙看欧洲”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15日

  ⑦元青:《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的兴起与发展》,《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

  ⑧李伟芳:《马礼逊〈华英字典〉日常用语和俗语收译研究》,《跨语言文化研究》,2015年辑刊

  ⑨Wang, Xiaohui, “Cultural Loss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Sino-US English Teaching, 2007, 4(6), 75-81

  ⑩李燮平:《“紫禁城”名称始于何时》,故宫网站,https://www.dpm.org.cn/building/talk/223544.html

  ⑪董耀会:《长城的历代名称》,《中国长城博物馆》,2016年第1期

  Ames, Roger T., and David L. Hall, Focusing the Familiar: A 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Zhongyo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5-8

  李玲:《“龙”的英译》,《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柘兰:《是译“龙”为“虎”,还是译“虎”为“龙”?——从译“龙”为“虎”的臆断解读文化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文教资料》,2012年第14期

  蒋红红:《从龙文化看龙的英译》,《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梁果 李锡元 陈思 李云:《中庸思维的概念、测量及研究述评》,《珞珈管理评论》,2012年第2辑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7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