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文化传播:缘起、演进与本土化可能
2024-01-10 15:26:15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11月上 作者:陈思甜
摘要: 摘 要:本文以文化泯化概念为逻辑起点,对转文化传播在多学科间的理论旅行开展系统性梳理,其在全球化与媒介化背景下的基本定义与文化
摘 要:本文以文化泯化概念为逻辑起点,对转文化传播在多学科间的理论旅行开展系统性梳理,其在全球化与媒介化背景下的基本定义与文化“混合性”“协商性”“解放性”等核心特征得以确定。在此基础上,将转文化传播放置于宏观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转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演进、文化研究发展的关系和作为后殖民主义话语的本质得以确认。从中国语境出发,转文化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内在相通,具有实践应用的发展潜力。
关键词:转文化;转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后殖民主义
转文化传播(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国内最早正式出现于史安斌教授2018年所发表的《从“跨文化传播”到“转文化传播”》一文。传播学本位下转文化传播的核心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赋权”和“世界平台主义”是其两个关键支撑点[1]。事实上,这一学术概念并非诞生于本土,且已历经了较长时间的融合与流变。这种融合体现在多元学科对其的定义和形塑,而流变则反映为其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沉浮与转化。转文化传播引入国内至今已有五年,但当前以这一概念为主题的文献总量较少,且大多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将其作为时代背景或理论框架直接应用于案例分析,缺乏对其理论渊源与历史演进的考察,更对一些相关的重要术语欠缺观照,如转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转文化(Transculture)、批判转文化主义(Critical Transculturalism)。目前,仅有学者章晓英在《“Transculturalism”溯源:西方学术语境及中文翻译辨析》一文中,以福柯的谱系学方法对转文化主义一词的不同翻译及其背后的学术脉络进行了深入剖析。这一现状凸显了对于转文化传播缘起、演进探索的必要性。而只有真正明晰这一概念内在的学术逻辑,才能更好地将其为我所用,服务于聚焦中国问题的创新性研究。
本文从学科视野、历史语境及中国语境三个角度对转文化传播展开梳理,分析探讨以下三个问题:转文化传播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如何,有哪些学科参与了这一概念的理论构建;转文化传播的演进处在怎样的真实历史语境之中;转文化传播应如何进行本土化并服务于我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学科视野下的转文化传播
转文化传播诞生于人类学之中。当前学界多以古巴学者费尔南多·奥尔提斯在其1940年的专著中提出的Transculturation一词作为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来源。奥尔提斯以古巴烟草走向世界及欧洲蔗糖进入古巴为例,指出多种文化交往过程的复杂性,并以Neoculturation(文化更新)这一术语丰富了当时盛行的Acculturation(文化濡化)及Deculturation(文化萎化)观点。奥尔提斯的看法已反映出其对于文化交往中双方文化之间地位的批判性反思——交往的结果绝非一方完全战胜或吞没另一方这么简单,体现了对于文化平等和文化变迁过程的重视。“新的融合文化”一说更为之后学界“第三文化”相关概念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同样以人类学为基底的跨文化传播也已在20世纪40年代进入了前范式阶段。20世纪50年代,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概念在美国外交讲习所相继积累完成。奠基人爱德华·霍尔在1957年出版了《无声的语言》一书,跨文化传播开启了其漫长的理论宰治,而转文化传播在被遗忘中陷入沉寂。直至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转文化传播才在众多学科的规训与应用中重新现身。转文化传播在这一阶段中首先出现在教育学研究中。1984年,特拉戈特·舍夫塔勒在其研究中着重探讨了世界主义教育中“多元文化”与“转文化”方式的差异。与多元文化教育试图通过资源倾斜等方式跨越多数/少数文化群体之间的障碍不同,转文化教育的出发点在于必须帮助学生超越对于自身所处文化的自我认知,并使他们认识到,了解关于异文化的新知识其实也就是在获取有关自身文化的新知识。因此,转文化教育的“双文化”及“双认知”模式才能真正调和甚至解决保留文化身份和实现社会融合二者间的矛盾[2]。不难看出,教育学领域内的转文化呈现出对于文化平等尤其是文化间相互关联性的深刻关注和思考。随着经济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进一步深化,转文化领导力(Transcultural Leadership)、转文化管理(Transcultural Management)等概念成为经济学领域内指导解决跨国企业所可能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时的常用借鉴理论。船川淳志在1997年出版的《转文化管理:全球企业的新进路》中明确了“转文化管理”的概念。他所构建的转文化管理模型用革命性的创新弥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以文化协同取代文化碰撞。一些管理专家认为,传统的管理研究难以触及深层文化结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而言,转文化完全不同于带有殖民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色彩的“跨文化”[3]。总体而言,经济学视野下的“转文化”以“跨文化”相关概念为依托,并与“跨文化”逐渐分离,确立了自身在学科内的合法性。
被视作与转文化传播有着最直接关联的是德国哲学家沃夫尔冈·韦尔施及其提出的“转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概念。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韦尔施1994年撰写的《转文化性——传统文化概念消解后的生活方式》一文。韦尔施极为看重文化的联结属性,并基于其对于文化关联性的理解创造性地提出了网络模式/网络设计:新的文化的形成将超越传统概念的触及范围,“本土”与“异域”的概念将变得十分模糊,新的关系被创造出来[4]。这将使得世界在整体上应采用网络式设计而非分离式设计。因此,不同文化所产生的并不是全球文化,而是承载着“转文化元素”的社会与个人。“转文化性”同时反映出文化外部网络化和内部混合化的特征[5]。
随着21世纪的到来,转文化的相关理论在一些学科内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诸多学者继续尝试廓清和丰富转文化主义的内涵。克拉迪的批判转文化主义(Critical Transculturalism)概念以极具革新性的方式将转文化带入了媒介与传播学领域,狭义上的“转文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由此而始。在克拉迪看来,混合性(Hybridity)不仅仅是全球化的产物,更是其内在的文化逻辑。批判转文化主义能动地存在于跨地区和跨语境的社会实践当中。这种社会实践是形塑转文化混合内容的动力来源。在传播学的视域下,批判转文化主义所关注的是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文本、接收之间的动态关联。可以看出,聚焦于国际传播的克拉迪清晰勾勒出了作为理想状态的混合性通过公共话语对于世界秩序的构建作用,并关注到了文化间的权力不平等现实。同样着眼于转文化主义权力维度的还有提出文化接触区(Contact Zone)概念的普拉特。在她看来,奥尔提斯所提出的文化泯化正是文化接触区的一种现象。在这一社会空间内,处在高度不对称的“主导-从属”关系的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并争斗。与奥尔提斯不同的是,普拉特看到了权力与抵抗在社会关系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新文化超越其文化渊源得以形成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基于文化混合性的转文化传播理论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混合性并不足以概括转文化传播中的所有现象[6]。阿帕杜拉伊便认为全球化文化力量在遭遇意识形态和传统时会产生“异质对话”,这意味着文化间协商的必要性,而非仅仅是混合性。协商才是塑造未来新兴文化形式的真正载体。在阿帕杜拉伊有关信息流动和地方并不从属于全球的观点的影响下,佩尼库克提出了转文化流(Transcultural Flows)的概念。转文化流并不指代文化的跨区域流动或者超越地方性的超级文化的存在,而是意指借用、混合、重塑和回归的过程,是替代性文化生产的过程。介于流动性与稳定性之间的文化总是处在变化的过程之中。
同样对转文化混合性特征展开反思的还有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米哈伊尔·爱泼斯坦。爱泼斯坦将固化的基于种族、民族和宗教的文化身份视作导致冲突和暴力的内因。因此,他赋予转文化的最大功能便是其解放性,它将消解文化固有的僵化特征,并赋予不同文化灵活性与兼容性。在爱泼斯坦看来,混合性仅仅是转文化实践的一个基础形式。在理想状态下,转文化将不同色彩的文化整合到“画板”之上,而个人可以自由随意取用,绘制自身图像。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爱泼斯坦的转文化概念强调了文化的多元性,并将这种多元性建立在文化超脱于原有身份桎梏之上。
2016年,德国传播学者赫普以《转文化传播》命名的英文版专著出版。赫普将转文化传播视作有关全球化和媒介化学术探讨的一部分。转文化传播主要通过媒介发生。事实上,赫普试图以传播视角洞见转文化性的核心特征,并通过将转文化传播同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概念进行并置与比较,以合法化转文化传播这一术语对当下媒介化世界及其现象的解释力。整体而言,赫普的分析着眼于传播的宏观层面,并基本完成了转文化传播在媒介与传播学领域内的理论构建。
通过学科视角回溯转文化传播的起源及发展历程,可见这一概念及其相关内容在不同学科的规训下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转文化传播的核心概念和表征已较为明晰。诞生于人类学/社会学之中的转文化传播意在反映全球化和媒介化背景下紧密关联的不同文化的混合性、多元性和解放性,认识到了不同权力维度的文化相互交流、协商以及新文化产生的复杂动态过程。国家、社会及个人都身处这种不断变化的实践之中。以上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称为转文化传播的基本定义。
历史语境中的转文化传播
(一)转文化传播:文明、文化的话语博弈与文化观念的演进。“文化”观念的变迁及文化研究的发展对转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启蒙运动时期,法、德两国的思想家将文化与人的理性联结在一起,以此区别于原始民族的“不开化”和“野蛮”[7],基于理性主义的文明观念得以形成。此时,英法两国以文明国度自居,并将德国视为蛮夷之地。而到了18世纪晚期,狂飙突进运动促使德国的民族意识觉醒,德国学者开始批判“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话语体系,文化的民族性和边界性得到强调。作为一个与文明相抗衡的概念,文化是19世纪德国中层知识分子寻求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双重产物[8]。
20世纪初,斯宾格勒、马尔库塞等学者形成了“文明是物质性的,文化是精神性的”统一观念[9],德意志的这一文化观在欧洲范围内传播开来,而这种话语范式的转变也为文化成为人们反对政治经济变革、抨击工业革命的有力武器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促使文化间的碰撞和交往成为必然,这种实践赋予了文化观念更具比较性的内涵。文明与文化的博弈由欧洲主导的世界史进程走向全球。整体来看,文化观念的变迁在本质上存在两条核心逻辑进路:文化作为精神性的,不同于且独立于政治经济物质性实践的存在;文化作为一个群体的独特的整体生活方式。二者在最初相互独立,直至文学研究出现在当代的重要转向。
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转向”和伯明翰学派的兴起将对于“高雅文化”的关注迁移至对于大众文化的考察,打破了以往传统文化观念的边界,是对文化精英保守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简单经济论的超越[10],历史上这两种主要的文化观念被文化研究统合在一起。随着20世纪70年代文化社会学和当代文化研究的出现,学界开始以更为宏观和广阔的视野理解文化概念,文化研究助推了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进而孕育了转文化传播相关思想。
尽管文化研究从文化视角洞悉社会实践的路径已十分成熟,但在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引导人们的往往是政治、经济、科技决定论的思维,文化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经济商品”。而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时代呼唤转文化传播的范式转变。在当下的全球化、数字化时代,从西方到东方的单向垂直文化流(基于媒介的信息流)已经让位于多重水平文化流,文化逆流频现。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国家在这一过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多中心世界的转文化传播格局开始形成[11]。
(二)转文化传播:一种后殖民主义话语。奥尔提斯所提出的“文化泯化”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后殖民主义批判话语,这种理念和基因使转文化传播在根本上区别于以往西方中心主义性质的全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跨文化主义:全球主义奢望以理想的统一文化作为囊括一切现实的框架,备受质疑且难以贯彻施行;多元文化主义则试图以文化共存和文化平等来解释社会现象、维持社会稳定而后完全破产;跨文化主义最初源于服务美国驻外官员海外行动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成为美国学术霸权的标志性产物,但在文化边界逐渐消融、文化间性被广泛提及的当下因为解释力的丧失也已渐渐显出疲态。作为新兴概念工具的转文化传播越来越展现出其强大的解释力和分析力。
事实上,转文化传播显示出诸多后殖民主义话语的特质。首先,后殖民主义较为倚重福柯的“话语-权力”观。在这一观点下,任何知识都是话语/权力的较量。克拉迪的批判转文化主义便是在讨论“混合性”,即跨地区和跨语境的社会实践通过公共话语构建世界秩序的过程,承认了话语的关键性力量。其次,作为转文化传播核心特征之一的“混合性”同样是后殖民主义话语的关注点之一。对于后殖民主义话语来说,混杂性的重要程度高于差异性,如霍米·巴巴便认为“文化杂合”是文化频繁交流的必然结果。在转文化传播理论演进的过程中,无论是最初奥尔提斯所提及的“新的混合文化”还是韦尔施的呈现出内部混合性的“跨文化性”,对于文化混合性的承认是其理论构建基本的逻辑起点。最后,转文化传播还具备了后殖民主义话语广阔的批判视野和解放性思维。这一概念跳脱出了赫尔德封闭式的文化“球体系统”及其衍生的多元文化主义、跨文化主义,还原和重构了文化存在、交往、协商以及再生产的复杂过程,同时以“混合(基础形式)-多元(理想状态)”“外部网络化-内部混合化”的转文化范式解构了以往对于文化交往理解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格局。
中国语境里的转文化传播
(一)网络命运共同体与转文化传播。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网络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转文化传播的内在逻辑是相通的。
首先,网络命运共同体倡导加快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的平台。这一主张基于全球化和媒介化的双重时代背景,与安德亚斯·赫普对于媒介化连接的全球发展的关注相同。简言之,网络命运共同体与转文化传播的实践前提是作为场域的平台的建立、发展与赋权。
其次,转文化传播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新文化的产生。连接一切的平台已成为“文化摇篮”或“文化工厂”。极具混合性和灵活性的新兴文化,尤其是由以Z世代为代表的青年群体所创造的跨越国界和地区的网络亚文化,充分呈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描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未来图景。转文化流如千丝万缕般交织成网。人们对于这些文化的观察和理解,也往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反映出转文化传播是一种复杂的动态过程。
最后,网络命运共同体和转文化传播都实现了对于不同文化背后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观照。随着转文化、转文化流概念的出现,文化间交流的协商过程越来越得到强调,这取代了以往的全球覆盖地方或地方抵抗全球的二元对立观。虽然平台开放自由,但支撑其运营的基础设施还基本由少数国家掌控。因此,各方主体、各种文化的参与感与体验感绝非完全一致。网络命运共同体呼吁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等主体的多边参与,意在以共商共享共治的方式实现转文化传播的公平正义。
(二)费孝通“文化自觉”观与转文化传播。学者常向群认为,转文化传播概念能够成为数字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而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观具有方法论和工具性的意义[12]。要理解费孝通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这16字箴言,首先需要了解其背后蕴藏的“文化自觉”观。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和它发展的趋向[13]。因此,文化自觉的第一个层次所对应的是“各美其美”,也构成了转文化传播的基础。“各是其是,各美其美”的核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自信,即对自身所处文化的充分认识与深入了解。在转文化传播当前所处的全球化与媒介化时代,文化自信的态度尤为必要。对文化混合性的一味迎合将丢失自身文化的根基,以至于随波逐流。文化自觉还要求人们对于自身所处文化的发展趋向有所观照。“知己”先于“知彼”,这种对于文化的自我反思也是转文化传播中开展文化协商的前提。
费孝通文化自觉观的另一要义在于尊重其他文化,即“美人之美”,这形成了转文化传播的第二阶段。“美人之美”首先建立在对于文化多元性的肯定之上。不同于传统跨文化传播一方主动输出另一方被动接受的模式,“美人之美”的转文化传播在本质上体现出了一种文化间性思维。它不仅将不同文化的共在作为前提,并且凸显出差异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在文化交往的动态过程中,交往的双方都是行为主体,其独有的文化特征成为促进文化互动的驱动力,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搬运”和“文化迁移”演变为转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转化”。
文化自觉观引领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实现将使文化交往迈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成为可能,转文化传播的第三阶段开启。在费孝通看来,这一理想状态的达成还有赖于不同文化间接触、交流和融合的加强。因为只有通过转文化传播的实践,参与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准则才能够被筛选出来,进而消解原有的文化边界、文化藩篱和文化身份桎梏。
结 语
转文化传播亦旧亦新。“旧”体现在这一概念的理论渊源深厚。在各个学科的规训与形塑之下,与转文化传播相关的学术概念共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意义之网,指引着人们重回历史语境之中展开探索。“新”体现在作为学术话语的转文化传播在当今全球化与媒介化时代的崛起。地球村越小,以跨文化传播为典型形式的文化本质主义的解释力便越弱,而转文化传播的理论意义的光芒便愈强。“新”还体现在转文化传播仍是一个发展之中的、开放的话语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转文化传播自身便是一种“转文化”,是有关文化的不同理论交流、互动、协商的动态过程中生成的不断变化的新文化。随着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信息社会的发展,转文化传播的理论无疑还将得到学界进一步的丰富。“新”“旧”的辩证运动是转文化传播活力与魅力所在。对于转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之关系的理解不宜过窄。学者黄旦提供了启示:“如果文化都是独门独户的存在,就谈不上有什么文化‘之间’,因为它们都是割裂的;如果每种文化没有自己的‘门户’,世界上也就不可能存有多种的文化,因为它们无法区分。作为一个不断生成的复杂系统,它总是在运作中趋于混沌,在混沌中走向聚合。”[14]
【本文为201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跨文化战略研究”(编号:2018BCK00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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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黄旦.文化之“跨”——关于“跨文化传播”的一点浅见[M]//单波.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六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2(2):21-40.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11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