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5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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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笔下的责任

2015-12-10 16:58:00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12月上   作者:朱殿封

摘要:  一路走来,转眼写了43年新闻,当了近30年记者。临近退休,赶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一路走来,转眼写了43年新闻,当了近30年记者。临近退休,赶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今年,《大众日报》开辟了一个专栏:《大刀进行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为这个专栏撰写了一批反映冀鲁边区抗战的报道,写作过程中生发了一些想法,写在下面。

  一个心结

  我的家乡乐陵是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从小听老人们讲肖华带领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1937年7月15日,共产党人马振华、邢仁甫(后叛变)、傅炳翰等人,在河北省盐山县旧县镇组织成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开辟了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同年9月,肖华率领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会师乐陵,将冀鲁边区抗日武装编入纵队,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冀鲁边区,是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军民作出了巨大牺牲。因此,长久以来,我有一个心结: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建立这么早,牺牲了这么多抗日将士,从这里走出了这么多战士,根据地人民付出这么多,对抗日战争胜利贡献这么大,很多人却不知道它。其中原因很多,但是,一个重要原因是宣传不够。

  比如:说起鲁南,人们会想起《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南征北战》《红日》《红嫂》等等。说起胶东,人们会想起冯德英的“三花”:《苦菜花》《山菊花》《迎春花》,《地雷战》等等。说起冀中,人们会想起《地道战》《烈火金刚》《平原枪声》《平原游击队》《平原作战》《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还有孙犁的“白洋淀”系列作品等等。

  不容置疑,上述作品对人们了解那些地方的抗战史实,提高那些地方的知名度,教育后来人,起了很大作用。而冀鲁边区呢?

  所以,我一直为冀鲁边区抗战宣传的现状深感遗憾,十分期盼有人来写冀鲁边,写出名作。我时常想,作为生长在冀鲁边区的一名记者,希望有机会能为宣传冀鲁边抗战尽一份心力。我还无数次地想,能不能从文学角度写点东西?因为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形象思维能力和悟性不足,一直没有下定这个决心。近两年,德州市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发展红色旅游和红色经济,提出“南有沂蒙山,北有冀鲁边”,刺激了我本来放不下的这种情愫。去年下半年,我开始搜集冀鲁边区的抗战史料,想法是,哪怕写不成什么东西,给后来人提供些资料也好。

  一个机遇

  今年,《大众日报》开辟《大刀进行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专栏,为我解开这个心结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1月初,我看到《大众日报》开办的这个纪念抗战专栏,立即想到了冀鲁边。我写不写?事实最有力量。用新闻报道形式再现当年抗战史实,对宣传冀鲁边抗战不是更好吗?

  写,如果写一篇两篇,对宣传冀鲁边抗战作用不大。写多篇,报纸能不能全发?写70年前的人和事,时过境迁,写来要保真,还要力求“再现”,写作难度大。写多篇,能不能完成?

  我多年的心愿有了实现机会,放弃了实不甘心。并且,自己总是觉得有一种责任感。不写,对不起当年为解放这片土地牺牲的先烈,对不起这片土地上参加抗战、流血流汗的前辈——爷爷奶奶。

  不写,没有人出来说我什么,但是,我心里清楚,自己是一名党报记者,应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善始善终。

  不写,对于快要退休的我来说,下一个五年、十年,《大众日报》再纪念抗战胜利的时候,我还有这么好的条件报道冀鲁边抗战吗?不写,我的那个心结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解开,成为终生遗憾。

  我琢磨了几天,决定写。确定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再现70年前冀鲁边区军民浴血抗战的那段悲壮史实,铭记历史,告慰先烈,激励后人。我对这次撰写抗战报道的心情有一个比喻:这是夜空里的流星坠落前最后的一道闪亮。

  第一篇在2月刊登后,我做了个计划,先写哪些内容,后写哪些内容,尽最大努力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冀鲁边抗战。这样,确定了重要人物(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英烈中,冀鲁边区的8位中的7位,一直在冀鲁边区战斗的周贯五等)、重要事件(如军政干部学校、烽火报、回民支队等)、重要方面(3位县长、3位区长、3位女八路、3位统战代表等)。重要方面还有揭露日寇“三光”政策、奴役和奴化中国人民的罪恶事实,冀鲁边抗日军民不怕牺牲,英勇抗战的事迹。

  一种责任

  心结久而久之转化成了一种责任。

  写作抗战报道,是个走近历史、还原历史的过程。我要求自己必须对历史负责,对当事人和事件负责,对后人负责,一定努力正确把握抗战政策,做到事实真实,表述准确。

  由此,我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蒋介石的《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还有《放弃武汉后的形势与当前的紧急任务》等,把握抗战政策总基调。

  我边搜集资料边写,写作中坚持求证真实。比如:撰写《三英擎战旗 血染冀鲁边》一文,文中记述了石景芳、杜子孚、李永安三位烈士。在杜子孚烈士的内容里,涉及的一些人名、经历、现状等情况不详、不准确。这时,我看到一个信息,杜子孚的次子杜书瀛7月14日回宁津县扫墓,我立即请宁津县委宣传部孙久生同志帮助找到他的电话,与杜书瀛取得联系。

  关于杜子孚牺牲的地方,在现有资料和相关文章里,一说杜子孚与石景芳一起在一处坟地里与敌人拼刺刀牺牲;一说在半人高的麦子地里找到尸体;还有的笼统地说在转移中牺牲等。那么,他到底牺牲在哪里?

  我反复核对,杜子孚与石景芳各带一部分别向鬲津河南岸突围,被先期封锁了河岸的敌人堵回来,敌人设了三道包围圈,将他们分割包围,他们不可能也不能够又合兵一处。在杜书瀛回忆父亲的文章里,他母亲说到杜子孚牺牲情况时,也只是说:“听说石景芳他们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用砖头,用牙咬……同你爸爸一样的。”因此,杜子孚与石景芳一同牺牲在坟地里的说法不可靠。

  6月6日芒种,杜子孚牺牲时间是6月19日。那时,麦子应该已经收完。那个年代华北地区土地旱多涝少,大部分年份春旱,水利条件很差,农民种地基本靠天吃饭。冀鲁边区一带的小麦,一般芒种前后几天成熟收获,等不到过了芒种将近半月后。那时候正常年景,肥沃土地,小麦一小亩(现在的计量单位)收两口袋麦子,一大亩(相当于现在的1.2亩)收三口袋麦子。那时候绝大多数是人工用手拔麦子,因为麦子长得稀疏而弱,一个壮劳动力一天能拔一二亩麦子。所以,常态下,麦子收获等不到那个时间。何况,鬼子经常出来抢粮,麦子一成熟,农民就赶紧收获了。所以,杜子孚牺牲在半人高的麦子地里的说法也不可靠。

  通过查资料、考证、查地图比对等发现,实际情况是杜子孚牺牲在赵家柳林村的田野里——但不是与石景芳一起,石景芳是在坟地里同敌人拼刺刀牺牲的。

  杜子孚的入党介绍人叫张文轩,在冀鲁边区战斗的有3个张文轩,到底是哪个“张文轩”?我与杜书瀛交换看法,最后,采用了沧州党史委材料中的说法。

  还有,搜集到的杜子孚烈士的资料里,都说到他大哥和大哥的几个儿子、他岳父等参加抗战,但是,现有材料中都没有这些人的名字。我想,这些英雄为抗日流血流汗,献出生命,如果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作为后人,太对不起他们了。于是,我与杜书瀛联系,弄清了杜子孚的大哥叫杜兰普,当时是村党支部书记;杜兰普的二儿子叫杜书湘;三儿子叫杜书平,是八路军交通员;13岁的五儿子也帮着八路军送信,杜书瀛不知道他的名字。杜书瀛将他叔伯侄女杜凤霞的电话告诉我,我又联系上杜凤霞,获知其叫杜萍。杜子孚岳父叫刘银河,居住在张木春村。(杜书瀛作为烈士后代参加了今年9月3日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

  石景芳烈士的资料,也有相关人名不详的问题,我请大众日报滨州记者站站长王福录同志帮忙联系到无棣县党史办退休老主任,请老主任帮着查证到石景芳的父亲叫石庆怀,是一名教师;大哥叫石景纯,曾担任无棣县县长。

  再如,今年10月上中旬,我撰写《英雄民众英雄兵》一文,文中涉及抗日母亲兰大娘——河北省沧县茅草洼村人,她把5个儿女先后送上抗日战场和解放战争战场。在我所搜集到的现有的文字资料里,都是统称兰大娘。茅草洼村姓兰的人家很多,兰大娘那一带的同辈人、第二代人可能知道兰大娘是谁,第三代、第四代人,还能知道这个兰大娘是专指谁吗?应该给后人留下一个专指兰大娘名字?那个“兰大爷”是谁呢?

  于是,我托在沧州的同学张金波帮我打听茅草洼村干部的电话。张金波找了沧州市工会主席,市工会主席找了沧县工会主席,沧县工会主席找了茅草洼村现任村委会主任兰吉祥。由此,我与兰吉祥取得联系。兰吉祥说,他爷爷和“兰大娘”的丈夫是亲兄弟,但他也不知道这个亲叔伯爷爷叫什么名字。他询问了还健在、定居济南市的“兰大娘”的亲女儿兰淑韵女士。他发信息告诉我,兰大娘的丈夫叫“兰越楼”。“越”字的同音字很多,我问是哪个“越”。兰吉祥不敢肯定。他把兰淑韵的电话告诉我,我给兰淑韵打电话,她说,她对兰吉祥说错了父亲的名字,父亲不叫兰越楼,叫兰江楼。之后,我又与兰淑韵两次通电话,了解、核对一些事实。

  文章刊登后,我打电话告诉兰淑韵,她可以找来那天的《大众日报》看。随口问了一句:“你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小弟弟兰波现在是什么情况?”她说:“兰波不是我弟弟,是我小妹妹。她现在居住南通市。”我听了愣住了:“文史资料上都说:‘1946年,兰大娘把自己的小儿子兰波送进了人民解放军’呀?”她说:“那是他们弄错了,兰波是我妹妹当时的化名,听着像男人的名字,我没有弟弟。”

  放下电话,我长叹一声:“哎呀,轻信害死人哪!”如果我前三次跟兰淑韵通话时多问一句,还会有这个失误吗?不就可以把原先资料上的错误改正过来了吗?就是因为,那个事实记载太明确了,我相信了。结果,我错了。我还是“认真”不够呀。

  每写一篇,我都对文中涉及的区域、地名、村名,查地图核对,解决区域、村名不准确问题。查万年历,解决农历、公历日期记载不准确问题。想方设法寻找知情人,核对人名、事实等。每写一篇,我都对原资料进行纠错订正。

  这样做很费工夫。之所以这样反复求证,就是为了事实真实、准确,对得起先烈,对历史、后人负责。我不仅仅是写一篇报道,而是力求弄清楚一个人、一个事件的那段史实,还原历史。我的初稿每篇平均在1.3万字左右,最长的近1.8万字,在报纸上发表不到8000字。每次都是围绕着所写的人或事,从十几本、几十本资料中,从几十个网页中,从知情人口中,最大可能地把星星点点的资料搜集、记录下来,然后进行比对,求证。不然,日后再找这些史料就难上加难了。最后,认真筛选、精炼事实,从而使每篇文章都成为当前对这个人或事件的最主要事迹的最全面真实的报道。

  文章的语言,我努力使用当时环境下的语言,从地委书记、司令员、县长、区长、战士、士绅……身份不同,思想境界不同,说出来的话境界不同,语气也不同,努力做到什么人说什么话。符竹庭是江西人,杨靖远是东北人,马振华是河北盐山县人,李聚五是山东淄博人,小岛考其马是日本人,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各有区域特色,写作时要充分考虑。那个年代最通用的词语如:民众——人民、群众,当官的——领导、干部,富户、大户——地主、富农,日本降服——投降。等等。

  一点精神

  冀鲁边抗战报道连续刊发后,有位德州市委常委给我发信息说:“通读《国恨家仇》,深受教益启发。”“写黄骅的文章非常好。”有数位县人大主任、副主任、副书记和一些熟悉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谈他们看了报道的感受。我29年前的病友——阳谷县农机局原局长陈益民,9月9日给我打电话说:“你写的抗战稿我都看了,都存放起来了。”有的同志写了读后感文章、诗歌发给我。9月22日,德州市委宣传部主办了“冀鲁边抗战宣传暨《大众日报》朱殿封抗战报道研讨会”。我想,这大概就是《大众日报》办政经大报、办给有影响力的人看的一个体现吧。

  有同志说:“又不给你稿费,这么大年纪了,写这个干嘛?”我笑了说:“因为责任。”

  写作中,最难的是搜集资料,德州市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书记张铭著费了很大劲,从抬头寺镇借来张硕他弟弟写的一家弟兄三个都参加八路军的回忆录。还提供了很多其它线索。德州市教育局原局长高立泉帮助找到“大宗家突围战”经历者烈士儿子撰写的回忆文章,帮着找到所写人物张龙的儿子张洪波,为我了解情况提供了方便。宁津县政协副主席李风军两次给我找全了该县的12册抗战文史资料。德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刘宝良主任说:“需要什么资料,凡是党史研究室有的,你随时拿。”在沧州市居住的同学张金波,帮着搜集南皮、沧县等地的资料。商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孝玉,帮我找到县党史办韩主任、小陈等,要到了该县的部分史料。还有陈焕然、尹继明及相关县市区委宣传部的许多同志,也给了我很大帮助。我站在前台,身后有一大群人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图什么呢?

  我的家乡乐陵市有金丝小枣树,叶不争春,花不争艳,冠不争天,根不争地,是它的特有品性。它耐瘠薄,抗旱涝,历经沧桑,伤痕累累。但是,结出的小枣甘甜如饴。作为枣乡人,我崇尚金丝小枣树的这种品性,愿意像它一样。

  (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1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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