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做调查报道，要不露身份地去接触人，要在线索不全、不全部依靠线人的情况下去发现问题，也要不断学习，懂一些行业，在积累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去分析问题，巧妙取证。

　　2017年5月22日凌晨3点25分，我向报社编辑老师道别，从四楼走到一楼，我用了10分钟。稿子签版结束，我看着手机上PDF的样版，仔细阅读着《人体胎盘被倒卖 出租房变“制药厂”》的标题，一共看了20遍，口中也默念了20遍。

　　上了回家的车后，我拿出手机，翻看着暗访对象李姐的朋友圈，看着她在朋友圈发布的生意招揽广告。李姐是报道中的“主人公”，一名人体胎盘黑市中的参与者。这场关于事发北京的“人体胎盘黑市”调查报道，具体还得从5月13日早上说起。

　　听说有人在北京卖胎盘

　　来北京之前，我在江西南昌一家电视台做记者。2016年10月，我从原单位辞职北上。同年11月，我加入新京报，成为一名“北漂”记者。

　　2017年，春节我没有回家，选择了值班。不少老东家的同事致电问候我的“北漂”生活。“还行，慢慢适应。”我回答得很简单。同行之间谈得多的，免不了是工作上的事情。

　　“快回南昌哦，北京做调查新闻不好做哦，你不在好郁闷啊。”前同事也是挚友刘海东用他带着“老短”（南昌话中为二流子的意思）语气的话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在南昌时，他是我在电视台的搭档摄像，我们一起做暗访调查。

　　搭档之间有共同的利益，我们在一起，每个月做的题材多了，工资也会高。同时，刘海东也常常向我提供新闻线索，成为我的报料人“老刘”。

　　《人体胎盘被倒卖 出租房变“制药厂”》的新闻线索，是老刘在闲聊中向我提供的。“北京是首都，会有吗？”我提出了疑问。老刘语气变得急了起来：“应该有，哪里没有？好多妇产医院不就有卖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和老刘通完话，大年初一那天，我打开电脑，上网搜寻“北京人体胎盘”的信息，在一些个人微博和贴吧，我找到了一些眉目：北京有人在做人体胎盘生意。

　　联系网络上的这些人体胎盘销售商后，我把目标锁定在了北京市内的一些妇产科医院。

　　我查询了销售“人体胎盘”是否违法，答复不一，有人觉得只是产妇所有的个人物品，产妇同意销售，就不为过。最后，我发现，卫生部早前曾有规定“销售人体胎盘行为”属于违法，全国各地也有类似的案件。我当时确定，这种矛盾之间，可能存在一个黑色利益链。

　　过年之后我一直很忙，这个选题一直没有做。直到5月13日，我在和一名在妇产医院工作的朋友聊天时，她告诉我，产妇的胎盘在中医中被称为“紫河车”，是一味中药。不过，在中国的药典（2015）中已经被除名。她所在的医院对胎盘一般有两种处理办法：一是产妇带走，二是医院留下当做医疗废物处理。

　　也许其他医院还有不一般的处理方式，而胎盘是否安全无从得知，做成药品后，有可能变成“毒药”。“人体胎盘黑市有了突破口。”我当时这样想。

　　找到倒卖团伙头子李姐

　　在新闻事件中，我最关注的是人。

　　谁在北京倒卖人体胎盘？5月13日，晚上10点，我打开电脑，脑子一片空白，片刻之后，我在搜索栏中输入“人体胎盘”“制药”两个关键词。没想到，运气爆棚，网页上出现了一个能把胎盘做成胶囊的个人商家。但这个商家并不销售胎盘，只做代加工生意。从他的口中，我了解到在北京确实有人既做倒卖胎盘的生意，又做加工胎盘的生意。他提供了一个地点：北京某妇产医院。

　　这条线索很重要，因为它让我遇到了李姐，而后，闻到了那一股特殊的腥味。

　　5月14日中午，我来到北京某妇产医院。医院很大，人也多。和其他大型的医院一样，号贩子扎堆。“要号吗？要号吗？有专家号……”号贩子招揽客户的声音不大，却听起来格外刺耳。

　　李姐也是号贩子。

　　见到李姐时，她正在医院大厅内来回走动，我坐在椅子上仔细观察着医院大厅里的环境。李姐走得有些累，走到我旁边，坐了下来。“你是替别人挂号的吗？”我开了口。李姐转过脸回复我：“对，你要号吗？我这里有……”

　　“我不要号，我要的东西你恐怕找不到。”我说。

　　“你要啥？”

　　“胎盘，你有吗？”我不带任何希望地看着李姐。

　　我向李姐隐瞒了我是记者的身份，和她谈话期间，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近一个小时的周旋后，李姐开了口：“我就是做这个的……”

　　和她的聊天越来越多，李姐讲述了她倒卖人体胎盘的路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伙。”

　　李姐倒卖人体胎盘始于4年前，2013年，李姐经人介绍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参与了王蓉等人的人体胎盘“黑市”团伙。

　　4年来，她的生意一直不错。后来，她开始带一个4人小团队，盘踞北京某妇产医院，提供收购胎盘、加工制作并销售的一条龙服务。

　　李姐等人的团伙分工明细，联系紧密。有自己这条线上渠道，也有线下团伙成员之间的资源共享。他们行内的规矩既简单又复杂，全靠内部联系。

　　推开那扇门，我闻到了特殊的腥味

　　李姐团伙在销售胎盘的时候，精打细算，生胎盘500元一个；加工成胎盘胶囊后，以颗计价，一颗10元。她同时也承接上门为产妇加工胎盘的服务，单收加工费300元。

　　整个加工过程都由李姐的团队自行完成，胎盘加工的场所则是租来的房子。

　　5月15日中午，李姐当着我的面，在出租屋内拿出那个我想见又怕见到的胎盘，她用剪刀剪去还带着血的脐带，再用剪刀在胎盘上剪开多个口子，让胎盘里的淤血流出。胎盘被放入盆中后，水色立即变为红黑色，李姐用手搅动一番，一股腥味扑鼻而来，

　　在李姐眼里，这几乎成了包治百病的神药。其实，她很清楚不得买卖胎盘的规定，但还是抵挡不过暴利的诱惑。

　　报道刊发后，调查视频的点击量在一周不到的时间达到2000多万，成为当时的重磅新闻。事后，我翻看手机通讯录，看到李姐的电话号码。“他们此时还会再倒卖胎盘吗？”我向自己发出这样的疑问。

　　懂得在路上寻找不一样的经历

　　在来北京之前，我一直在电视台工作。跑过时政、拍过广告，还做过自媒体创业，经历了这些，我发现调查报道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做调查报道，要不露身份地去接触人，要在线索不全、不全部依靠线人的情况下去发现问题，也要不断学习，懂一些行业，在积累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去分析问题，巧妙取证。因为懂行，才能发现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懂行，不是指简单地了解，而是要剖开一个事件的“五脏六腑”，懂行也要从实践中去获取。

　　举个例子，2017年2月，我回了趟老家。在贵州茅台镇和一个好友聚餐，好友在饭桌上谈到当地的主要经济产业茅台酒，之后又谈到了当地的假茅台酒。好友当时的话没有任何证据，只是猜疑。

　　以往的新闻报道假茅台酒时，都靠警方的信息源，或者查处偏远小作坊而得。茅台镇有厂家生产销售假茅台酒，这个证据怎么取？并不简单。

　　第二天，我包车到茅台镇闲逛，走访街上数十家卖酒的店铺，准备从他们的口中得到线索。但我发现，我不懂酒，别人也不会和我闲聊。

　　商家只和懂酒的人聊天。怎么办？喝吧！三天的时间，我喝了当地十多个厂家生产的酒，找到卖酒人“吹牛”。慢慢地，我懂了“抿一口、咂一嘴，看酒花，辨颜色”。这就叫做懂行。

　　做这个调查期间，从生产、包装到销售，一个链条，我全部跟完。我渐渐意识到，有的调查报道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取证，而是发现问题是什么，要有分析问题的能力。懂行的人，可能没取证之前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而如果懂行，或许就会有巧妙的取证方法。

　　2015年8月，我还在电视台工作。一个月的时间，我都在关注食品安全的问题。有人举报南昌一家企业销售有问题的卤制熟食，这家企业宣称全国门店超过5000家。为了了解真相，我的方法简单直接：卧底了解涉事企业。

　　想寻找问题，就需懂得要做什么，参照标准是什么。我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也问过了卤制熟食的工人师傅行内的规矩。

　　通过一个星期的卧底，我从企业员工口中得知涉事企业不为人知的一面。卧底期间，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企业觉得不会出人命、想用最低的加工成本获得尽可能高的利润，企业滥用了一些添加材料，也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企业的态度触碰了底线，应该曝光。

　　很多线索可以自己寻找

　　这些年做调查报道，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很多线索可以自己寻找，新闻线索不能依靠别人向你报料。

　　2015年，在某招聘网站上，我看到有网友挂出高薪招聘男模，月工资20000元以上，这在南昌算是顶尖收入了。男模的工资让我“羡慕”不已，但仔细一看，我发现工作地点在一家市内知名KTV。这让我有些怀疑。

　　男模的招聘有严格的要求：身高超过175cm、6块腹肌。我的身材不符合要求，无法前去卧底，那时，我的一个实习生正好符合招聘要求。我和他一起，对这个招聘展开了调查。

　　我做了三件事：一是彻底了解男模卖淫的整个链条；二是分析男模的卖淫动机、寻欢人的消费动机；三是寻找整治这个乱象的方法。简单来说，即“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这是调查记者应有的最起码的探索，也是我对待调查报道的基本要求。

　　为了获取直接证据，实习生潜入男模群体进行卧底调查，而我主要在外通宵蹲点，观察涉事娱乐场所的一举一动。我和实习生足足调查了一周时间，摸清了这条男模有偿性服务的违法证据链。

　　报道发布的第二天，南昌市公安局对涉事娱乐场所进行了查处，这是江西省首例曝光“有偿性服务男模”的新闻。一周的时间内，视频点击量达到1.2亿。公安部下发文件，南昌市公安局对整个南昌市娱乐场所进行环境整治，集中整治时间长达一年。七天六夜的彻夜蹲守，让我们疲惫不已，而看到报道对于社会的意义，我想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作者为新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