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特稿记者，我可以毫不犹疑地走进垃圾堆，和采访对象同吃同住；我也可以踩着刚被洪水粪水浸泡过的淤泥，深一脚浅一脚

　　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特稿记者，我可以毫不犹疑地走进垃圾堆，和采访对象同吃同住；我也可以踩着刚被洪水粪水浸泡过的淤泥，深一脚浅一脚地采访；我还可以出入最顶级的写字楼和酒店，在高桌晚宴上连珠炮般地向西装革履的采访对象发问。因为我很清楚，这些地方有新闻，是新闻天然的反应堆，拥有无数矛盾、冲突和热点，以及让我兴奋浑身战栗的故事和细节。

　　但是，我从未想过一个在地图软件上需要把鼠标拖住放大、再放大才能瞥见名字的村子，会有故事，会有新闻。

　　因此，接到驻村调研精准扶贫的任务时，我内心被忐忑充斥。脑海里是媒体上已经被渲染了无数次的关键词——贫困、农民工、留守儿童和老人、精准扶贫、生活改善。飞机上，我望着空空荡荡一个字也没蹦出来的电脑页面，静默无语。那里会有新闻吗？

　　这个名为塘山村的贵州小村，藏在喀斯特山群里的深处。它看起来太普通了，土地匮乏，村里的青壮年劳力纷纷外出，留下了老屋、老人和孩子。眼下，按照精准扶贫的规划，这里有了梅花鹿养殖合作社和野菜种植基地。看起来，和任何一个西部山区的农村没什么两样。

　　村支书安德礼坐在会议桌的另一头，他皮肤黝黑、身材矮胖、慈眉善目，头戴一顶红色的帽子。他一板一眼地诉说着村里对于脱贫的种种规划和实施进度，我默默地听着，内心早已慌乱不堪。“这样的村子，我能写出有价值的报道吗？要呆整整一个月，我该去哪里寻找新闻？”我问自己。别无他法，我决定等。

　　于是，我把自己当成了村委会的一个“冰箱”，拒绝了扶贫干部带着我了解扶贫项目的提议，决定跟着村干部几天，他们做什么我就在一边儿呆着，或帮着一起做。我不打扰他们，希望能静静地进入他们的生活，去了解这些一线扶贫干部的真实状态。

　　夜幕降临，我歇脚的地方在村里的计生室。村支书陪我一起吃晚饭，村委会没有炒菜的灶，只能用唯一的一台电磁炉做白水煮青菜、豆腐和野菜，农村电压不稳，白炽灯也一闪一闪，飞蛾一簇簇地凑上去，锅里开始沸腾，对面的村支书缓缓开口了。他告诉我，自己曾经在深圳打拼了18年，一度离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户口、房子、股票近在咫尺，可最后他纷纷错过了这些。“为什么？”“意识。”这是18年后，他回到村里从村主任干到了村支书的原因。当初在深圳，因为意识的局限性，他认识不到房子、户口以及股票对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力量，因此错过了这些机遇，到最后回到村里时他才拥有如此强烈的意识，要抓住精准扶贫的机遇，这是他眼里村子最重要的机遇。

　　我的脑海里突然开始形成一个拼图。一些村干部和村民对安德礼的评价在我脑海里盘旋，有人告诉我，安德礼几乎是逼着这些村民去修路，曾经有村民说修路会坏了风水克死人，安德礼就说：“人死了你给我抬到村委会来，看哪个医生会说死亡原因是风水。”还有人说，村里当初曾拥有一次难得的发展旅游产业的机会，是安德礼开着那辆破破烂烂的吉普车抓到的，可最后因为村民抬高价让开发商望而却步。为这事儿，安德礼差点放弃再竞选村干部。

　　我突然很能理解这个中年男人。他说，不会有人比他更懂那种滋味，那种机遇近在咫尺却错过、梦想和人生下坠的不甘心。

　　大量琐碎的细节开始被拼凑到这个男人身上。有村民说他“刻薄”，错过旅游资源后村民后悔了，想去再找开发商，对方却已开发了相似项目，满心难过的他们被安德礼批评“是你们自己放走了这块肥肉”。这是他的“恨铁不成钢”，没有谁比这个干了快10年村干部的人更清楚旅游扶贫的意义了，哪怕自己做恶人，这个村支书说，他也希望村民能“早点想通”。

　　距离拉远一点，再去看这个村子，我发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安德礼说，村里土地匮乏，村民都在石头缝里种地，没办法搞大规模种植和养殖，于是他去研究市场，用上了昔日“厂长助理”的那一套，他发现县城火锅店野菜的销量走俏，而来源都是野生菜，于是他发动贫困户流转土地，种“曾经没人会种”的野菜，大头卖给县城大大小小的火锅店，零售则交给异地扶贫搬迁到县城却担心生活举步维艰的农户。

　　小小的不起眼的野菜真的会有这样大的市场吗？我不信，跑去县城各大火锅店挨个走访，粗略一算，发现这是一个每日至少三四百斤的市场，重要的是，火锅店需求旺盛，而供给方唯有塘山村。

　　我决定写写安德礼的故事。以前看过很多扶贫报道，大多是“经验分享”和走马观花，我发现，只有离这些扶贫攻坚战中最一线的人员更近点，才会理解一个村子真正的生态，以及为何会走出这样一条精准扶贫之路。精准扶贫，从来不只是政府的事儿，它被千千万万个村干部和第一书记细化、分析、琢磨，最终变成一条条真正符合实际又契合人物命运的道路。

　　安德礼在深圳18年的经历、村里几次三番错过机遇和村民逐渐醒悟的过程，被我用8000字的整版特稿进行了呈现。两条线并行，时空的穿梭里，是安德礼不想错过机遇不想被时代甩开的决心，也是这个村子好事多磨的扶贫历程，更是精准扶贫中最打动人心的故事。

　　我还将村里错过旅游扶贫机遇的故事写成了报道。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个案，小到在庞大的旅游产业蛋糕里可以忽略不计，但我想，这次失败背后更多的是失去和得到。

　　在安德礼的观念里，他不能理解村民的“短视”，因为担心开发商是骗子，或是考虑不清楚土地流转的意义就坐地起价，纯粹是“傻”。可真正当我走近这些没有签署土地流转协议的村民家里，看到了一辈子躬身于稻田不理解为何要淹了最好的地来做人工湖的老人，看到了满心期待旅游产业开发甚至扔下了在外打工的机遇的年轻人。

　　这背后是两代人的隔阂，也是很多农民对新事物的不理解，强硬的沟通效果自然很差。我不断地走访，听取这些村民的意见，试着在文章中表达各方的立场，用故事的形式呈现，希望这个小小的个案能变“大”，大到让精准扶贫中的干部和村民都能瞧上一眼，想一想，如何沟通，如何理解，如何携手前行。

　　最后，这篇《一场“两败俱伤”旅游扶贫背后的失与得》得到了10万＋以上的点击，以及学界、政府、媒体界诸多老师的回应。从表面看，塘山村失去了难得的机遇，可此后几年村民慢慢舔舐伤口，也让他们尝试互相理解了许多，这些都是我认为的比开发机遇更重要的东西。

　　驻村的体验变得不可思议起来。后来那些日子，我感觉无论推开哪一扇门，门后的主人都会有动人的故事，都会有这个时代的横截面，都能从他们的故事里看到这个国家的侧影，看到一代人一个群体的命运走向。

　　前任村支书赵粉的烦恼是村里村小的走向。她想按照政策规划办成一所私立幼儿园，可申请却被镇中心学校的李校长卡住了。

　　可当我真正和李校长促膝长谈时，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幅光景：镇中心学校也曾协助一些私人办幼儿园，却发现师资和生源正困扰着这些学校，很多都是“办了今年，下一年没着落”。他问，你人走了，可孩子怎么办？越来越多的家长重视起学前教育，催生了回龙镇大量非正规幼儿园拔地而起。李校长去检查，都是不见天日空间狭小，他也想冲动地一关了之，却还是忍不住想：“孩子咋办？”

　　最终，塘山村那栋闲置的校舍等来了新的政策，镇里打算将校舍收回兴办公立幼儿园。这也是一个极小的个案，在全国40多万所撤点并校的村小里，塘山村这所没有啥特殊之处。可在这所校舍背后，呈现的东西却极其复杂——有大量农村家长的无奈，守着学校却要去镇上上学；有赵粉等农村有志人士对闲置校舍和学前教育的热情；还有大量基层教育部门的无奈和思考，李校长在发愁，办公立幼儿园，钱从哪儿来？老师又从哪里来？

　　我把这些统统写进了稿子里。我从未想过，一栋校舍可以牵扯出如此多元而又复杂的东西，它足够大，涉及国家的大政方针；它又足够小，和村里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息息相关。这是驻村的我该去做的事情，写下这些犹豫、反复和思考，让更多人看到，去参与讨论和思考，为更多孩子的命运出力。

　　故事像地里的庄稼一样，纷纷涌了出来。它们就长在农村的土地里，静静地，只是平时我们离得太远，于是天然地认为这些东西与我们无关，与新闻无关。可是就像冰点周刊曾经的一位前辈所言，这个国度每一扇门的背后，都有最深刻的时代印记和最温暖人心的故事。

　　新闻就在那里，只是我们离得不够近罢了。

　　塘山村处处都是石头山，这里的土地太珍贵了，它们藏在公路转弯处陡峭的小斜坡上，藏在房子角落的土堆上，似乎只要能落脚的地方就会有那么一块土地。年长的村民说，这里是“一碗泥，一碗饭”。因为石头缝太窄了，一个季度的劳作最后收获的庄稼只够一餐的饭食。

　　而那些劳作的身影，有许多第一代农民工。在为城市挥洒过汗水和泪水之后，他们拖着疲惫虚弱的身体回到了农村。曾经，塘山村有400多人陆陆续续奔赴深圳，这些年轻人为追求好生活而去，但城市的转型让他们“摔”得措手不及四散分离，因为家庭命运的变故让生活的半径越来越短。有太多事关第一代农民工的故事，他们的梦想转弯、生活转向，奋力前行却又如同“被赶来赶去的羊”，最后回到农村。

　　我曾经以为自己足够了解农民工的故事，事实证明我错了。在他们的身上，能看到的东西太多太多，可他们的“出口”，只有一个。我写下了又一篇整版特稿《出口》，这也是为这个群体而做的一次记录。我始终认为，每个时代都会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印记，如同曾经遭遇下岗潮的工人，和如今面临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是这个时代真实的存在，是社会发展转型中最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可他们的背后，是这个时代的侧影。

　　我不希望过去几十年后，我们的后代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农民工这个群体。就像中青报的定位一样，我希望留下一份小小的历史的底稿，能够在几十年后还能从这些新闻里读到一代人一个时代的命运走向。这是“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也是驻村调研对我最大的触动。

　　作为一名特稿记者，我需要离更远更远的人群更近再近点，冷眼热肠，去记录最真实也最动人的时代痕迹。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社冰点周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