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甘先生敢于提出己见，勇于反思，与时俱进，体现了新闻人的求真精神。

　　文/刘宪阁

　　我还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做博士后时，一天合作导师说，打算周末让我们陪他一起回人大去拜访甘惜分先生，并为之祝寿。刚从历史学转来的外行如我，这才知道母校的新闻学院，居然还有这样一位生于1916年的甘先生！可惜后来时间安排冲突，错失机缘。但是此后就留意上了。

　　先是2010年底，85岁的方汉奇先生在新浪开通微博。有网友惊呼夸张，并谓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都直接或间接是方先生和甘先生两位泰斗的学生。2011年秋，甘先生也开通了微博。他说：“我已进入96岁，决心向100岁冲刺。我一生遭遇坎坷屡蹶屡振，从不消沉。但毕竟健康日衰、走路困难，只能在室内读书看报，偶有所思记在小本上。最近患病出院，仍继续思索什么是新闻传播的根本规律。老友日少，希望与中青年交友磋商。”这令台北媒体人杨志弘很感慨：“新闻人，一日记者，终身记者。”而甘教授95岁开通微博，更令他回想起台湾中国时报的创办人余纪忠先生，90岁时还上网观察电子报。

　　我慢慢就发现，甘先生这个老头，确实不简单！印象较深的，有这样几件事。比如他1985年去兰州大学任兼职教授，以《新闻学与历史学》为题作过报告，提出新闻专业应设到历史系里。1996年他又撰文建议，大学新闻专业应从中文系分离出来。以后新闻学学士、硕士、博士毕业时，不再授予文学、哲学或法学学位，而应授予历史学学位。这样的“异端邪说”自难为人接受，反应也不热烈，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大学新闻专业设置到历史系去。但是甘先生坚信己说，不为所动。

　　又如1957年批判王中教授，特别是王中提出的新闻是商品的观点。甘先生后来自认相当“左”，坦承批判过头了，但也认为王的逻辑不够严密。他很纳闷，都是从革命根据地出来的，也都是在党中央指导之下的，“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了我们之间就产生了分歧”。不过改革开放后，关于新闻是否具有商品性问题在学界再次引起争论时，甘先生已经开始认同并支持王中的观点。

　　再如甘先生自认，像他这样的老知识分子、老革命，因为当年看到大公报曾批评过共产党，与中共报纸有过文字交锋，所以印象中这是一家拥蒋反共的报纸。他曾把解放前的该报视为半官方报纸。不同于中央日报之类的反动报纸，但也不是进步报纸，更谈不上是革命报纸。这个看法引起一些老大公报人的不满，认为是“左倾”观点。他们的定位是典型的民间报纸。甘先生又进一步探索，发现大公报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也经常批评国民党当局，内部还有不少共产党员。联系到中间派或中间势力这个观念，他发现就和政治上一样，民间报纸也要分左、中、右，不是铁板一块。大公报介于国共两党之间，正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不可把它看作反动报纸，也不能称其为半官方报纸。所以，他后来专门写文章向大公报的同志们道歉。

　　尤有进者。甘先生还提出，随着情况变化，党的政策也该相应调整，“大公报式的报纸应当保留几家，其编采业务不应有外来干预，应保持其独立性。现在的中国是多么需要有一张大公报那样的报纸啊！站在人民立场上为人民说点话，作为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监督，同人民日报唱点对台戏也无伤大雅”。由此不难理解，他何以会提出“多声一向论”，还专门给胡乔木写信，提出能否在一两个大城市办一张不代表任何党派，允许发表不同声音，但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报纸。可是胡告诉他，现在还不行。

　　后来在一次会议的间隙，甘先生兴致勃勃地向后来也成学界名家的芮必峰教授介绍自己的观点，并为建议未获采纳而惋惜。这次闲谈，也让芮教授从“甘老的惊人转变中看到了反思的力量”，回来后开始有意识地接触社会学，并且注意到了芝加哥学派，后来对传统传播学流派的奠基学说提出了质疑。

　　从这样一些故事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范敬宜书赠甘惜分以为之寿的那四句话：“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舆坛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