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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超:注重实证,论必有据

2017-01-12 16:55:13

来源:青年记者2017年1月上   作者:高明勇

摘要:  评论不是“空对空”,应有自己的观察和研究。

  民国时期的《独立评论》以拥有众多的学者撰稿人著称,而吴景超则是众多学者中相当勤奋的撰稿人。

  作为社会学家的吴景超,谈论的问题更偏重现实问题,而观点则切中时弊。仅以其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为例,如谈论农村问题的《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讨论“中国农民何以这样多”》等,谈论知识分子问题的《知识分子下乡难》《农政局——一条知识分子下乡之路》等,谈论工人问题的《近代工人生活的保障》《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等,谈论舆论问题的《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谈论政治的《中国的政制问题》《革命与建国》等。

  他的评论遍布几家“主流媒体”:《大公报》《观察》《世纪评论》等。在《世纪评论》创刊号上,有吴景超撰写的《取之于民焉用之于民》,之后的第三期刊发了他的《苛政猛于虎也》,吴景超根据他完成的对国民政府控制地区税政调查的结果,对政府的做法进行批评。

  吴景超的言论成就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他1901年生于安徽,1914年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次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赴美在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社会学,后在芝加哥大学读完硕博,1928年归国。30岁时任清华大学教授。1935年曾到国民政府任职,1947年重回清华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1953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他与闻一多、罗隆基一同被誉为“清华三才子”。学者谢泳在《清华三才子》中对吴景超评价颇高,认为他“凡论述某一问题,视野都很开阔,他总是要把眼光放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观察,他引述的理论和数据都是当时最新的,他涉猎之广泛,学术格局之宏阔,在同时代的学者当中,是不多见的”。

  在《论经济自由》中,他多方面多层次实证性对比分析了美苏两国状况,得出了苏联模式于战争有利,而在和平时代,不应牺牲经济自由的结论。今天,“斯大林模式”恰恰被相当一部分学者称为“准战时经济体制”。

  南京大学学者庞绍堂曾将吴景超的学术风格概括为六点:1.受过系统、严格的西学训练,精通多种外语;2.文风朴实,语言平实,论证精当,逻辑简明,绝无玄奥晦涩之论证、故作莫名高深之炫耀,通俗易懂,但鞭辟入里,指心见性,切中命门要道;3.注重实证统计,论述必有根据;4.悟透西学,具国际视野,中西比较,西西比较,旁征博引,善用史料,说话皆有出处;5.注重研究社会重大问题,关注社会敏感问题,即使一得之见,也秉笔直书,不回避,不矫饰;6.并未秉承社会学所谓价值中立的理解主义传统。

  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的主要问题是土地、人口。对此,吴景超都有专门评论,在学术界也是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比如人口问题,他曾先后撰写《土地分配与人口安排》《中国的人口问题》等评论。

  作为社会学家,吴景超对中国的观察,“不是来自教条,而是他自己根据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统计研究得出的判断”。

  在《独立评论》时期,曾发生著名的“民主与独裁”大讨论。胡适评价说,尤其是吴景超和陈之迈的清楚明锐的分析,算是得着了一点新的意义。

  1955年,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吴景超在《光明日报》上刊文《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历数二人交往经历,“应当承认,在那些年代,我是很崇拜胡适的。我提出疑问,他给我答案。这些答案也就逐渐成为我的答案了。我不但对于思想问题去请教他,对于行动问题也去请教他”。

  事实也的确如此,吴景超受胡适影响颇大,无论思想, 抑或学术。在国民政府工作期间,他还利用余暇,主编了一份颇具影响力的周刊《新经济》。此阶段,吴景超的活动空间兼跨行政与学术,其学术亦兼具经论与策论。他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论文、评论、政论,量多质精,几乎涉及一切社会领域,并均为重大、敏感问题。

  1957年,因“鼓吹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积极参加民盟的活动,吴景超被划为右派分子。1968年5月7日因肝癌病逝于北京,终年67岁。1980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

来源:青年记者2017年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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