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评论不是“空对空”，应有自己的观察和研究。

　　民国时期的《独立评论》以拥有众多的学者撰稿人著称，而吴景超则是众多学者中相当勤奋的撰稿人。

　　作为社会学家的吴景超，谈论的问题更偏重现实问题，而观点则切中时弊。仅以其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为例，如谈论农村问题的《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讨论“中国农民何以这样多”》等，谈论知识分子问题的《知识分子下乡难》《农政局——一条知识分子下乡之路》等，谈论工人问题的《近代工人生活的保障》《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等，谈论舆论问题的《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谈论政治的《中国的政制问题》《革命与建国》等。

　　他的评论遍布几家“主流媒体”：《大公报》《观察》《世纪评论》等。在《世纪评论》创刊号上，有吴景超撰写的《取之于民焉用之于民》，之后的第三期刊发了他的《苛政猛于虎也》，吴景超根据他完成的对国民政府控制地区税政调查的结果，对政府的做法进行批评。

　　吴景超的言论成就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他1901年生于安徽，1914年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次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赴美在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社会学，后在芝加哥大学读完硕博，1928年归国。30岁时任清华大学教授。1935年曾到国民政府任职，1947年重回清华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1953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他与闻一多、罗隆基一同被誉为“清华三才子”。学者谢泳在《清华三才子》中对吴景超评价颇高，认为他“凡论述某一问题，视野都很开阔，他总是要把眼光放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观察，他引述的理论和数据都是当时最新的，他涉猎之广泛，学术格局之宏阔，在同时代的学者当中，是不多见的”。

　　在《论经济自由》中，他多方面多层次实证性对比分析了美苏两国状况，得出了苏联模式于战争有利，而在和平时代，不应牺牲经济自由的结论。今天，“斯大林模式”恰恰被相当一部分学者称为“准战时经济体制”。

　　南京大学学者庞绍堂曾将吴景超的学术风格概括为六点：1.受过系统、严格的西学训练，精通多种外语；2.文风朴实，语言平实，论证精当，逻辑简明，绝无玄奥晦涩之论证、故作莫名高深之炫耀，通俗易懂，但鞭辟入里，指心见性，切中命门要道；3.注重实证统计，论述必有根据；4.悟透西学，具国际视野，中西比较，西西比较，旁征博引，善用史料，说话皆有出处；5.注重研究社会重大问题，关注社会敏感问题，即使一得之见，也秉笔直书，不回避，不矫饰；6.并未秉承社会学所谓价值中立的理解主义传统。

　　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的主要问题是土地、人口。对此，吴景超都有专门评论，在学术界也是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比如人口问题，他曾先后撰写《土地分配与人口安排》《中国的人口问题》等评论。

　　作为社会学家，吴景超对中国的观察，“不是来自教条，而是他自己根据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统计研究得出的判断”。

　　在《独立评论》时期，曾发生著名的“民主与独裁”大讨论。胡适评价说，尤其是吴景超和陈之迈的清楚明锐的分析，算是得着了一点新的意义。

　　1955年，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吴景超在《光明日报》上刊文《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历数二人交往经历，“应当承认，在那些年代，我是很崇拜胡适的。我提出疑问，他给我答案。这些答案也就逐渐成为我的答案了。我不但对于思想问题去请教他，对于行动问题也去请教他”。

　　事实也的确如此，吴景超受胡适影响颇大，无论思想， 抑或学术。在国民政府工作期间，他还利用余暇，主编了一份颇具影响力的周刊《新经济》。此阶段，吴景超的活动空间兼跨行政与学术，其学术亦兼具经论与策论。他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论文、评论、政论，量多质精，几乎涉及一切社会领域，并均为重大、敏感问题。

　　1957年，因“鼓吹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积极参加民盟的活动，吴景超被划为右派分子。1968年5月7日因肝癌病逝于北京，终年67岁。1980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