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四不”到“二不”的办报方针表述改变的背后，大公报人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初衷始终未曾改变。

　　基于多年的对社会政治的观察，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在新闻圈里摸爬滚打多年的经验，张季鸾等在新记《大公报》接办之初，即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此“四不”原则曾被视为新记公司的立报之本和成功之因，乃至被奉为现代中国新闻传统的重要典范。不过，十多年后，也就是在全面抗战进行到第六个年头的特定情境下，相关表述又有所调整。1943年9月，回顾接办《大公报》以来的十七年，特别是当年发刊辞标举的那四条，胡政之提出：“归纳起来，即是不私不盲而已。”随后在解释社训和同人公约时，他又说：“我们的社训，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就是‘不私不盲’。”

　　对于这种变化，一些大公报人在不同时期曾有着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认识和评价。其实，从“四不”到“二不”在表述上的转变，毋宁是胡政之等报馆负责人基于当时抗战期间的内外情势，为了国家前途、民族大义以及民众福祉，当然也是为了维持报社经营、生存与发展而做出的一种回应、调整和表态。必须考虑到这种战时背景下的权宜因素，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新闻理想在根本上有了变化。换言之，这样的调整，更多应被视为一种变态，而非常态。否则就没法理解，1947年对天津馆编辑部同人发表讲话时，胡政之何以会这样说：“抗战胜利之后，形势已变，我们当然也跟着恢复我们民间报纸的身份。”

　　言外之意很显然：胡政之也承认，抗战期间《大公报》确曾短暂失去民间报纸的身份。即如张季鸾1939年在那篇著名的社评中所言：“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他才进而明确提出：“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但张季鸾、胡政之等的这些表述，都有个前提，即“现在的报”是为了抗战而宣传。一旦抗战结束，或者说胜利之后，则要恢复过来，不再是“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而仍恢复其本来面目，即“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这才是常态。

　　惟其如此，尽管有从“四不”到“二不”等种种表面上的变化，但在内心深处，张季鸾、胡政之等大公报人亦始终未曾忘记文章报国之初心。特别是，尽管前后观点或有歧异甚至冲突，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始终以国家、民族和大众利益作为立论的根本出发点。不过也因前后歧异，造成不少人的困惑：张季鸾等支持当局，是否是由于文人论政的内在缺陷所致？不能说没有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更大程度上，毋宁说和前述类似，还是特殊情势下的权宜之计。

　　毕竟，张季鸾他们这些带着传统文人痕迹、又接触过现代域外观念的新闻从业者，在理智上，当然很熟悉、也明白应当和权力保持适当距离。但在涉及民族大义、国家大局、民众利益等根本问题上，他们也认为：如果当局的相关主张合理，也未必不能支持，未必一定要事事都反对。何况后来还出现了强敌压境等危急情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保住这个共同的舞台，就成了不少人的共识，否则大家都玩完，没戏可唱。因此支持当局，尤其是维护历经多年纷乱、好不容易才出现的国家中心（即便这个国家中心未必理想，但推倒重来的代价又太大，而且在战时情况下也承受不起），毋宁是一种比较现实、合理，尤其是“实逼处此”、不得不然的选择。但这也只是特殊情境下的权宜、变态和特例，而非常态。

　　明乎此，则不难理解：就像“四不”方针是张季鸾、胡政之等基于早先十几年的经验而于1926年做出的一种总结一样，“二不”方针则是大公报人基于抗战现实而于1943年做出的新的调整。了解了他们在历史情势下不得不如此的诸种苦衷之后，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说：从“四不”到“二不”的办报方针表述改变的背后，其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初衷始终未曾改变；所变者，只是具体情势下如何更好地论政、如何更好地报国。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